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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了半輩子的王安石和蘇轼

生活 更新时间:2025-02-12 00:57:21

在黃州時,蘇轼給親友李之儀寫了一封信,信中坦承,他昔日“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世人遂以轼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此言雖有免禍畏罪的成分,但的确也反映出蘇轼對自己過去的言行有所反省,也在檢讨自己對新法的态度是否過于偏頗。到了元豐六年,他又給老友滕達道寫信說:“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見⋯⋯若哓哓不已,則憂患愈深。”考慮此時神宗已流露出再起用蘇轼之意,他此番言論實際就是表态不再全面反對新法,不再糾結争論是非,而盡量考慮糾補問題。事實上,這也很難說蘇轼為了再獲起用而刻意“忏悔”,從他在密州任上舉措來看,其實他也未嘗不是認識到新法優點,在思想上有所轉變。

鬥了半輩子的王安石和蘇轼(蘇轼與王安石互怼這麼多年)1

在思想上有所轉變之後,貶谪黃州的蘇轼,想必對閑居金陵王安石處境也有一種“人生失意無南北”的惺惺相惜之感,由此萌發與這位大佬和解的念頭。充當拉近關系媒介的,自然就是這兩人最擅長的文學,更何況兩人佛學造詣都頗深,更容易找到共同話題。元豐四年(1081),蘇轼從新黨成員李琮處得知王安石誇獎他的《勝相院經藏記》,喜不自禁,回信想讓李琮牽線,促成秦觀去拜訪王安石一事,實現接觸。另一方面,回歸文學本身的王安石,也是頗喜蘇轼。他在金陵閑居時,有人從黃州來看他,他第一反應居然是問:“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客人答曰寫了《成都聖像藏記》,王安石立即讓人取來,在風檐之下展讀,看得是“喜見眉須”(《冷齋閑話》)。不僅如此,某次有客人問他,心目蘇轼水平到底排到第幾?王安石思索一番後說,大概和司馬遷差不多吧(《潘子真詩話》)。

有了如此這般的鋪墊之後,蘇轼和王安石的和解,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元豐七年(1084),神宗允許蘇轼“量移汝州”,釋放出可能重新起用他的信号。蘇轼便借此機會順江而下抵江甯府,一方面和王安石實現最終和解,另一方面更是向神宗暗示自己不再意氣用事地反對新法。昔日兩大怒目相視的政敵在江甯會晤,即便在當時也是一番佳話,宋人不管立場如何,對此事都是興趣盎然,表示贊許。在他們筆下,這兩人的會面,自有一番魏晉名士的風流:蘇轼抵達江甯時,王安石穿着便服,騎着一頭驢就去江邊拜訪他,蘇轼連冠都來不及戴前來迎接,當他表示歉意時王安石哈哈大笑:“禮為我輩設哉?”然後兩人同遊蔣山,暗比詩才,結果蘇轼大獲全勝;但王安石也非等閑之輩,随即識破蘇轼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兩個道教典故——“玉樓”為雙肩,“銀海”為雙目,讓蘇轼不由得暗歎:“學荊公者,豈有此博學哉!”在見面時,王安石用了宋太祖接見李後主的典故,一語雙關地誇他:“好個翰林學士!某久以此奉侍。”而蘇轼則回應了一個笑話,埋怨王安石“你早作聲,我不至此。”(分别出自 《曲洧舊聞》《侯鲭錄》《後山談叢》)。

雖然這些精彩紛呈的記載可能有所誇張,但時人公認蘇轼和王安石見面氣氛和諧,相互都放下了心結,甚至可以各種輕松地互相鬥詩開玩笑。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記載提到了兩人大談文學和哲學,但從未提到他們是否談論過政治。針對江甯會面,蘇轼給密友滕元發寫信說:“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似乎暗示他們兩人隻談了風花雪月。不過,檢閱此時蘇轼給王安石寫的兩封尺牍,一篇想在王安石門下“朝夕聞所未聞”;另一篇則表示自己想在金陵買田買房,與王安石相鄰而居,為此他還寫詩雲“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想朝夕聞所未聞,想見先生未病時,想十年前就跟随王安石,如果單是誦詩說佛而言,恐怕難讓蘇轼有如此大熱情罷?實際上,宋人記載中也有兩人此時交流政治的記載,據邵伯溫說,兩人會面時蘇轼表示“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以為他要糾纏昔日之時,臉色都有所變化。不過蘇轼表示自己是對當下時局有意見,希望王安石對新黨權貴挑起西夏戰争,又在東南興起大獄進行勸阻。王安石舉起兩指告訴蘇轼:“二事皆 (呂)惠卿啟之,某在外,安敢言?”由是可見,兩人和解的恐怕不僅是文學,在政見上恐怕也取得了一定共識,甚至達成某種默契,會面才會如此其樂融融。

就在此次會面一年後的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改次年為元祐,舊黨重回中央,新黨紛紛被罷。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去世。蘇轼奉命撰《王安石贈太傅制》,文中評論王安石:“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雖不怎麼提王安石變法功績,對變法表現出還是略有微詞态度,但對王安石本人卻是推崇備至。同年十二月,蘇轼為學士院起草策題——《師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精勵》,表達了自己希望汲取新法有點,達到“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的地步,實際上成為蘇轼對王安石變法的最終态度,後來更是在來勢洶洶的元祐更化中轉而維護某些新法,甚至為了募役法而和司馬光發生激烈争論,成為舊黨異類。

或許,蘇轼正是以這種态度,彌補他對王安石“從公已覺十年遲”的遺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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