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虎狼之秦不需王道帝道，而是功利現實的霸道

商鞅變法的曆史背景是在周室衰微，諸侯征戰不休的情況下提出，是時代變遷導緻的曆史變法活動，當時商鞅變法并不是初創，在禮崩樂壞，百家争鳴的時代環境中，各國有申不害變法、吳起變法等，商鞅變法的成功得益于其對曆史背景的把握，即戰國發展已經走在三岔口，必須在百家證明之中找到契合秦國特點的變法思想和主張，所以取得了後世榮耀。

1.禮崩樂壞的周室已經無力維持穩定的封建秩序，諸侯國之間争戰不休是商鞅變法的時代背景

盡管戰國末年仍然認為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實際上影響和勢力範圍已經江河日下。随着政治權力的分散，各個諸侯國的勢力越來越強大，沒有人再遵守周室的禮章樂法。天子的權威蕩然無存，于是各個諸侯開始巧取豪奪，恃強淩弱，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魚吃小魚”的兼并局面，最後出現了戰國七雄并舉的局面。

但是七國之間仍然開展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殘酷的軍事戰争，各個諸侯對權力的争奪和土地的渴求與瓜分愈演愈烈。為了滿足戰争的需要，各個諸侯國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征兵征糧，以戰養戰。

在混戰不休的局面下，各個諸侯國如何能夠強化自己統治範圍内的社會動員能力，掌握更強大的戰争資源，從而在戰争中獲取勝利成為亟待解決的迫切問題，所以各國都在尋找變法的主張和思想。

2.諸侯征戰對人才的渴求提高了士人的身價，更進一步促進私學的發展，形成了百家争鳴的輝煌時代

由于周室的淪喪，周室的禮樂和官學開始不受重視。同時諸侯國為了在争霸中取得主動地位，相互之間的競争提高了士人的地位，導緻了輿論空間和政治自由空間的加大。士人的增多和思想的躍升改變了原來隻有貴族讀書的局面，促成了百家争鳴的思想盛世。士人的異軍突起，連同他們的思想受到諸侯國的重視和重用，逐漸成為各國的中流砥柱，伴随諸子百家遊行天下，變法成為順理成章的政治行為。

與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不同，商鞅秉承的是法家的思想，他在總結了各家的經驗之後，找準了時代的發展脈搏，提出了富國強兵，穩定社會秩序的法家理論主張。在商鞅變法之前，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已經為商鞅提供了經驗和方法，在一定意義上為商鞅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和可借鑒的策略。商鞅在秦國的兩次變法力度最大，性質也最為徹底，這主要是因為商鞅的變法為秦國創立了一套嶄新的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體系。

3.地處西陲的虎狼之秦，本身就是戰争中成長的諸侯國，十分契合商鞅的變法思路

秦國地處西陲，始終處于與西戎交戰不休的狀态，殺出一條血路的秦國直到商鞅變法之前，都過着半遊牧半封建的生活，其社會秩序和經濟演進都比華夏文明要緩慢。正是由于長期與西戎作戰，秦人比較現實功利，民風剽悍，秦國也是諸侯國之中唯一一個沒有實行嫡長子繼承君位的國家，而是選擇有能力的人上位。

秦國的這些特點決定了其尋求現實功利的變法主張，所以在此背景下，商鞅提出了打破原來的制度結構，重新建立新的制度框架來解決秦國存在的局限問題，從而加強君主的統治，且這一切都以法治作為執行的基礎，其提出的耕戰、賞罰、軍功等措施在務實的秦人面前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賞罰有度的基本法治也讓簡樸務實、好鬥狠勇的秦人易于接受。

概而言之，商鞅變法的背景有三：

其一，王道禮崩樂壞，諸侯恃強淩弱，周室衰敗，天子權威受到挑戰，諸侯之間激烈的政治角逐和殘酷的軍事戰争主要是為了争奪權力和土地；

其二，思想百家争鳴，各國尋求變法，周室淪喪，輿論空間擴大，官學亡而私學興，形成百家争鳴的思想盛世，諸侯國尋求富國強兵的變法理論；

其三，西陲虎狼之秦，民風剽悍務實，秦國與中原文明隔閡，商鞅借鑒諸國變法經驗，結合現實功利的秦人性格，提出“霸道”之變法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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