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有一個出世意象的開端———“春江潮水連海平”：春天，江潮水浩浩湯湯，與大海，相連成一片……。

在這個初始孕育的春天，江海合歸一體，回複到混沌未分的狀态———天地歸位、萬物造始。那是盤古開天地時、發轫這洪荒大流的、老子“有生于無”的狀态。

這如《千字文》開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般的磅礴氣勢，由中唐詩人張若虛于空靈寂靜的月夜中，憑海望月地吟詠出來。吞吐嗟歎間，便已将幾百年的魏晉名士風流，與自己士大夫的幽古懷鄉之情，全盤寄托其中。

這一句短短七個字，其中有兩個詞與空間秩序相關：“連”與“平”。僅這兩字，便将“江”與“海”彙入宇宙的洪荒大流中。

互相依存即為“連”，沒有差别即為“平”。在這個萬物平等、相克相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洪荒世界。江與海合為大流，江即是海，海即是江，又有江又有海，既非江也非海。這是《道德經》般 “矛盾對立又統一”的智慧。

能有這樣形而上的領悟，張若虛彼時，應該已有相當的人生閱曆，不會是“不識愁強說愁”的青蔥少年。

中唐詩人張若虛，大約經曆過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前期。這是唐朝勵精圖治的強盛時期。有承繼“貞觀之治”的“永徽之治”和“開元盛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巅峰時期。

《新唐書》雲張若虛與賀知章、張旭、包融并稱“吳中四士”。彼時之吳中是現在的江浙一帶，張若虛是江蘇揚州人，江蘇地處沿海。

《舊唐書》提及張若虛曾任“兖州兵曹”，兖州離海邊城市也不遠。

張若虛在家鄉也罷，在任上也好，都有看海的可能。

兖州與孔子故鄉曲阜相臨，離孟子故裡山東鄒城也相近，都離海邊不遠。但孔子和孟子對海的興趣都不算大，極少提及。

像張若虛這樣正面以海為題材的詩作，在浩繁的古詩中也不算多見。

但即便如此，整篇詩36句中，隻有三句提及海：“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斜月沉沉藏海霧”。

而提到江的則有12句之多：“春江潮水連海平”、“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繞芳甸”、“江天一色無纖塵”、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月複西斜”、“ 落月搖情滿江樹”。

可見其對“江”的關注還是遠遠多于“海”的。這封閉廣袤的内陸沃壤，治農于本的農耕經濟，對江河水域灌溉的依賴，猶對母親般的赤子之心。

看到海的張若虛，與看到海的古希臘詩人荷馬，是截然不同的心境。他們一個是農耕文明的；一個是海洋文明的。一個是映照内心的清靜無為；一個是勇于挑戰的冒險奇遇。

所以同樣是鄉戀：

張若虛是望月思鄉的公共精神———“可憐春半不還家”，這種觸景生情和李白的“低頭思故鄉”、王安石的“明月何時照我還”、杜甫的“月是故鄉明”……，如出一轍地傾訴精神願望；這種鄉戀是一種文化情結、是一種意識形态，是感性的。

荷馬是個人的英雄主義———奧德修斯海上漂泊十來年，曆盡千辛萬苦，隻為與妻兒團聚的私人目的，他拼了老命也要身體力行地還鄉。這種思鄉是一種實踐、改造、履行的具體行為，是付諸實際的，傾向理性的。

所以，《春江花月夜》最後問道“不知乘月幾人歸”。張若虛毫無例外地，像李白一樣“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如張九齡一般“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地想而不得、适可而止、不愠不火取其中的中庸之道。

月在這文化裡的意象就是故鄉，是許許多多這農耕文明下的士大夫的鄉戀。那裡不僅是自然生命的起點，也是倫理道德的起點。是“孝父侍君”的起點，這儒家倫理之下，孝有多努力，忠就有多賣命。

孝是父子自然關系，忠是君臣社會關系。

月與故鄉，就這樣通過推此及彼的搭橋，把“孝”的自然情感，與“忠”的社會倫理暗合起來。

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類比，就潛移默化地将自然法則代入社會法則了。

封建文官的集體感情是如此一緻，他們即便“此時相望不相聞”的空間異位，“人生代代無窮已”的時間相錯，但隻要一擡頭看到明月，就能跨越時空的“江月年年望相似”，就可以激發相同的意識形态出來。

這文化共性大過個性。

因為，這文化綿延未曾斷過，一以貫之地在同一種文教中浸淫，沒有另一種教育資源提供選擇的可能。

畢竟，漢朝董仲舒的“獨尊儒術”之後，封建制度之下，這種可能性已經被掐斷了，此後諸子百家的盛況在封建王朝再沒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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