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志》中一直被司馬懿、華歆等輩評為“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将略”的諸葛亮，或許因為“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而不配稱為一個膽略過人的雄傑家，甚至因為不懂《左傳》中最淺顯的道理——“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終遺“谯周一言以亡蜀”之大禍，而不配稱為一個“智慮無方的術家”。但是諸葛亮卻是善于著述的文章家、道藝深明的儒學家、應對捷疾的口辯家。

尤其是孔明先生的辯才，堪稱獨超衆類，比肩蘇、張，在同一時期無人能出其右。“鐵腕治蜀”和“縱橫捭阖”形成了他賴以飛翔的雙翼，使他在波谲雲詭的政治、戰争之海中總能浮沉自如，遊刃有餘。辯才作為實現謀略的重要手段，在諸葛亮暢言《隆中對》、力促孫劉聯盟與及回書斥王朗的佳作《正議》中一再地被加以運用、發揮，其高度的藝術性、思想性和屢試不爽的功效性不由人不擊節喝彩。

抛卻《三國演義》這部“姜尚渭水釣文王”的自我炒作之書不談，單觀《三國志》及《魏略》兩部書，就不難發現諸葛亮言談之奧妙。他具體的“作戰”方式是：與有智慧的人物說話，要見聞廣博；與見聞廣博的人說話，要圓通善辯；同善辯的人說話，要提綱挈領；同自矜高貴的人說話，要憑借自身背景或理想信念，不卑不亢；同富足的人說話，要境界高遠，言辭豪邁，摒棄世俗；同捉襟見肘、窮困潦倒或職位低下的人說話，要動之以利；同好戰之人說話，要彬彬有禮；與勇武之人說話，要豪膽果斷；與愚鈍、不開化之人說話，須鋒芒畢露。與身居高位的人說話，必須談奇特的事來打動他。

這十條金科玉律，其實早在《鬼谷子-權篇-第九》中已有所錄，原話為：“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辨；與辨者言，依于要；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高；與貧者言，依于利；與賤者言，依于謙；與勇者言，依于敢；與愚者言，依于銳。”

但是鬼谷子微言大義，隻述大略，未盡詳實。譬如對于文中“與富者言，依于高”的這個“高”字，資質低劣者未免會以為‘高’字僅僅代表高深玄奧的意思，那就犯了外交辭令中的大忌了。再如古人常說：“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尤其是在亂世之中，枭傑奸佞是最善于僞裝的，哪能一眼便分得出對方是愚者、智者抑或勇者、貴者？連對方底細尚且不知，又如何依據鬼谷子的口訣出招？

孔明先生則不僅對該文中的“智”、“博”、“富”、“高”等10多個關鍵字做了全面而系統的解釋，更對如何識别、判定這十類對手寫下心得，載于《七略》。即：“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辭而觀其變；三曰：資之以謀以觀其識；四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以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以觀其信。”運用此七種策略察人觀物，不惟可以探知對方性格、品質、才情如何，甚至連他的社會關系、家庭背景、生平履曆也都能了如指掌。

孔明先生的第一次模拟演練，是在南陽草廬之中。他縱論天下大勢，詳略得當。這其中有規谏，譬如指出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告誡“此誠不可與争鋒”；也有指引，譬如提到江東孫權，三世基業，“國險而民附”，“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談及荊州，諸葛亮對其戰略區位優勢贊賞有加：“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所以荊州易主是早晚的事情。論及益州，諸葛亮更是神采飛揚，“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且“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最後諸葛亮對未來主人劉備的政治号召和禦人之德作出評價：“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綜上分析，曹操北占天時，孫權南借地利，劉備獨據人和，隻要再“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一旦時機成熟，“則命一上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無怪乎劉備聽罷，“與亮情好日密。”

在他給劉備的申論《隆中對》裡，沒有一句空話套話，從頭到尾都扣緊了兩個字：霸業。這份宏論中的“實在勁”，在當時來看，除了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無人可比。

按理說儒家講求的是“口不言利”，但孔明先生所言卻句句離不開怎麼教劉備獲取“事功”，這不是因為他世俗鄙陋，恰恰是他懂得相時而動、因人設謀的道理。

試想一個“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的天下枭雄，要想“伸大義于天下”，最需要的是什麼？當然是地盤。這個時候如果對如何攻城略地絲毫不提，大作官樣文章，對窮困潦倒的劉備複有何益？諸葛亮如此言辭，正是對《鬼谷子》中“與貧者言，依于利”這一口訣的絕妙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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