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謗是什麼?【中國古代王朝能虛心納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動不動便把忠言當做诽謗,對進忠言的人亂砍亂殺⋯⋯】,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诽謗是什麼?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古代王朝能虛心納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動不動便把忠言當做诽謗,對進忠言的人亂砍亂殺⋯⋯】
□梅桑榆
早在遠古時代,诽謗是受國君歡迎之事。關于堯、舜兩位帝王求谏納謗的美麗傳說,散見于諸子的書中。《管子·桓公問》有:“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備訊矣;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诽也;武王有靈台之覆,而賢者進也。”《鄧析子·轉辭》有:“堯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謗之木。”《呂氏春秋·不苟論》有:“堯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謗之木,武王有戒慎之鞀。”所謂“進善之旌”,是将旌懸挂在大路邊上,讓提意見的人站在旌下議論朝政的得失;所謂“诽謗之木”,是指定橋梁柱或攔闆,供人書寫批評意見;“戒慎之鞀”,是供進谏者搖響的小鼓。“谏鼓”,則是供谏者敲擊之鼓,與後世的登聞鼓相似。“總街之亭”、“靈台之覆”,均是納谏的場所。通過史籍記載的這些道具說明,堯、舜乃至商湯王、周武王,都有求谏納謗之舉。
谏,是臣民向君主、長上正式提出批評或建議;謗,是臣民對君主、長上私下議論批評。二者表達的方式不同,動機與目的也有區别,谏以救正事情為主,謗以宣洩情緒為主。但均有利于君主修德善政,如師曠所言,可以“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因此,明智的君主均将谏、謗看做國家的福音,求之唯恐不得。
《國語·周語》記載了周朝天子聽政的場面:“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谏,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公卿、士人、史官、聾子、瞎子、近臣、皇親、老叟、百工、小民,都以各自的方式,表達了對朝政的看法,有的獻詩,有的獻曲,有的獻書,有的進箴言。近臣對君王的過失盡力進行規勸,内親外戚對君王尚未明察的事加以彌補,聾子史官可以對君王進行教誨,七八十歲的老者可以對朝政提出修正意見,連百工都可以進谏,小民都可以将下層社會對朝政的種種議論傳遞上來,然後君王對大家所提供的批評和建議進行斟酌。這種聽政場面,真是一次廣泛采納群衆意見、充分發揚民主的大會。而君主不怕麻煩,不怕聽刺耳之言,召開聽政會的目的,是使“事行而不悖”。由此看來,那時的君王如果定誰诽謗罪,一定輿論大嘩,引起一場臣民齊起抗議的風波。
春秋戰國時期,鄭國的子産先生輔政時,對朝政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小民一時不能适應,對他推行的那一套政策很有意見,咒罵他的歌謠也開始流傳,甚至有人聲稱:誰要是殺子産,我一定參加。但子産從不對歌謠的作者進行追查。又有一些士民遊說于鄉校,在那裡議論朝政的是非,于是有馬屁精向子産報告,并鄭重建議他幹脆取締鄉校,讓那些妄議朝政的人沒有市場。不料子産先生不但不理睬馬屁精的建議,而且發表了一通令人佩服的高見,子産先生曰: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這段高論譯成白話即是:“人們早晚閑暇時出遊,到鄉校議論朝政的得失。他們所贊揚的,我便實行,他們所批評的,我便加以修改。為什麼要把它毀掉呢?我隻聽說忠善可以減少怨恨,沒有聽說過靠權勢的威力可以防止怨恨。我可以立即制止他們的議論,但制止這些議論,就像防川,将會造成大的決口,傷害的人也必然很多,讓我無法補救。與其這麼幹,不如進行疏導,也不如我聽到朝政的失誤而及時予以修正啊!”
子産先生将“立謗政”作為改革措施之一,允許民衆議論朝政的得失,使他的改革在三年的時間裡取得很大成功,結果咒罵他的歌謠不再流傳,國民反過來贊揚他推行的善政。正如他所言:“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遠古時代的君王,還設置了專司進谏的官員。據《呂氏春秋·自知》記載,商湯時有“司過之士”;《周禮·地官》記載,周朝有“保氏”之官,其職責是“掌谏王惡”;《尚書·舜典》記載,舜任命一個名叫龍的人為“納言”。其職責是“聽下言以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也屬谏官之類。
後世的多數王朝都設谏官,但谏官因直言進谏而遭殘殺的記載,與皇帝虛心納谏的記載相比,就像一畝地的谷子之于谷種,不知多出多少倍。許多忠直的谏言被皇帝老爺視為“诽謗”,而一旦被扣上了“诽謗”的巨帽,其不論功有多高,官有多大,下場都十分悲慘,不是被殘殺,就是被關進監獄,幸運一點的也要被貶官流放。總而言之,中國古代王朝能虛心納谏的皇帝寥若晨星,動不動便把忠言當做诽謗,對進忠言的人亂砍亂殺的家夥卻多如牛毛。而“诽謗”這個曾經美好的詞彙,也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罪名。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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