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李漁？或許有些人沒聽過他的名字，但應該聽過他寫的書，其中有一本叫《閑情偶寄》，教人怎麼養生優雅地生活。李漁，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也稱得上是一位啟蒙思想家。所謂啟蒙，簡言之就是以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與科學理性，反對封建傳統思想與宗教束縛，擺脫愚昧與迷信，傳播新知與真知，倡導思想自由與人的個性發展。

李漁在世時，被稱為“俳優”；在魯迅筆下，他是一個“幫閑”。無論是“俳優”還是“幫閑”，這些隻是李漁個性的一個方面。李漁自道“外卑而内崇”，又說“我性本疏縱，議者憎披猖”。當他摒棄世俗羁絆、以“傲骨犯時嗔”時，就個性煥發，就得以彰顯強烈的懷疑精神與獨立的批判品格。

▲ 李漁像

疑“聖”

李漁在當時固然不知何為 “啟蒙”，然而，其思想的若幹重要方面，以現代眼光觀照，實契啟蒙要義。

李漁生活在封建專制盛行的時代，卻拒絕做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見的勇氣，像尼采所主張的“重估一切價值”那樣，重新審視、批判封建社會中被視為至高無上的“聖賢”和“經典”。

李漁在《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評後人對魏徵評價不公時寫道：“後人明知其是而強欲非之，不過依傍聖賢，襲取現成字句，到處攻人之短，凡有意同于聖賢而詞别于經史者，即呼為叛道離經”。進而，驚世駭俗地指出，“殊不知天下之名理無窮，聖賢之論述有限，若定要從聖賢口中說過，方是名理，須得生幾千百個聖賢，将天下萬事萬物盡皆評論一過，使後世說話者如童蒙背書、梨園演劇，一字不差，始無可議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漁不但認為“名理”未必盡出“聖賢”之口，而且在《讀史志憤》中指出“聖賢不無過，至愚亦有慧”，嚴厲誅讨“功必歸聖賢，過則委愚昧”。同時，他還嘲諷“拘儒”——須是印版刊定之事，方為所取，苟無成樣，未有不為所棄者也。可笑哉！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暢淋漓、一針見血地懷疑并否定一味 “依傍聖賢”之不足為據，甚至直言“聖賢不無過”、譏刺“拘儒”論事之刻闆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和智慧，鮮有論者。由此，更可見李漁弘揚思想自由與張揚個性之偉大價值。

作為反對凡事必依傍“聖賢”的具體實踐，李漁對朱熹的有關論述，有着極為直率的批評。一方面，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熹有關注解 《孟子》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對以朱熹為首編撰的《資治通鑒綱目》亦不迷信。李漁甚至說：“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為詞曲乎？”

他人在評點李漁的此類文字時，謂其“石破天驚，轟雷四起”。凡此，無不昭示李漁頗具戰鬥精神的啟蒙思想，真可謂“颠倒千萬世之是非”。

疑“神”

李漁不僅對現實世界中的 “神話”（“聖賢”和“經典”）不盲從，而且對另一個虛幻世界的“神話”（當時社會盛行的鬼神信仰與命定論）同樣深表懷疑，并給予猛烈的抨擊。

崇祯二年，李漁的父親去世後，他寫了一篇《回煞辯》，斥責“回煞”之說不可信。“回煞”，是指人死之後，化作兇神惡煞，于某個日子回家；活着的人當舉家徙宅躲避，是謂“趨兇避吉”。這大抵是殷俗尚鬼以來形成的一種迷信。

在《回煞辯》中，李漁自道“生平惡聞影響之談，于妖邪惑衆之事，必辟之是力”，因此據理反駁，将那個勸李漁離家以避“煞神”的占候蔔筮者批得體無完膚。李漁還詩雲：“予為孔子徒，敬神而遠之。奧竈兩無媚，長謝為君辭”，明确表達就是生病了，也要放棄向鬼神祈禳。在《喬複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一文中，更是認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在為五顯嶺廟寫的對聯中，李漁還有精彩論述：“善者敬神，惡者畏鬼，究竟都非異物，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一語，頗同他在小說《夏宜樓》中所說的“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這些極為曉暢明白的話，說出了對鬼神的深刻認識以及對世俗迷信的憤懑。若醍醐灌頂、警世恒言，彰顯了非凡的超前意識。

李漁誠然不信鬼神，那他相信 “命定”嗎？李漁在詩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舉，是因為“命”不好。《榜後柬同時下第者》雲：“才亦猶人命不遭。”《清明日掃先慈墓》雲：“一命無榮子不才。”

如果李漁真的信“命”，那我們就難以相信他是真的不信鬼神。其實，李漁之謂“命不遭”等隻是托詞，借此發洩的是對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不公正的憤怒。當李漁比較理性地思考“命”的時候，他是不信“命”的。在《烏鵲吉兇辯》中，李漁明确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災異鮮兇，不善遇麟鳳非瑞。”

與此相關，李漁也不信“數（天數）”等。在《月蝕》一詩中，李漁謂“上帝猶藉力，何況居人間”；《論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更是指出，改朝換代真正仰仗的是人力而非天命。

簡而言之，李漁既反對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論。至為可貴的是，李漁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是第一的。這是頗具科學理性的唯物論思想，也是極富于啟蒙價值的進步思想。

疑“史”

李漁在《笠翁别集》中說：“予獨謂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也。”在《讀史志憤》中則寫道：“一部廿一史，謗聲如鼎沸。不特毀者怨，譽者亦滋愧。”

認為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是李漁一貫的看法。梁啟超、魯迅等少數傑出的學者、思想家，亦認為二十四史并非都是真的曆史，很多不過是帝王将相的“家譜”而已。梁啟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

李漁時代隻有二十一史，但他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國古代正史的真面目。這不僅是對古代史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同時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思想啟蒙意義。如果聯系李漁《笠翁别集》的寫作緣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李漁在《笠翁别集》中說：“讀古人書，聽人論古事，有迹涉荒唐、情背謬于義理、不能取信于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蓋宋儒非他，皆工于信史者也”。李漁所說的“老生宿儒”，主要是指“宋儒”。李漁說自己“所論議，大約合于宋人者少，而相為犄角者衆”。前述對朱熹之《綱目》“尚多谔谔之詞”，一定程度上正是針對宋儒而發的。

在那個時代，“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李漁則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盡準于古”，認為“若謂古人在在堪師，語語足法，吾不信也”，甚至提出堯、舜時之世風“未必上于今日”。作為此種懷疑精神的積久沉澱與高度升華，《不登高賦》中自道“好與古戰”的李漁，敢于挑戰權威，不迷信正史記載。他通過仔細研讀，颠覆性地揭示出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頓開、耳目一新。

李漁之所以萌發出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最為關鍵的因素在于他能夠不拘格套、富于獨立思考。李漁雲：“凡餘所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傳于後，不過自為一家，雲所欲雲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模仿、希冀于其中也。”可見，其内心深處真正崇尚的是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的思想。

同時，這也與明代中後期知識界出現懷疑主義思潮不無關系。當代學者葛兆光認為，明代中後期王學在士人中的盛行，給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風氣。人們趨向于懷疑主義的思路，原本統一的意識形态被各種懷疑态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縫，知識階層逐漸建構了相當寬松的言論空間。

李漁的思想明顯帶有王陽明 “心學”與李贽“童心說”的印記。王陽明與李贽無不富于懷疑精神，無不崇尚思想自由。王陽明主張：“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李贽則鼓吹“童心”，據“心”來定是非，而不是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亦謂：“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于世何為乎”，足見其亦步亦趨。另外，李漁勤奮讀書，“博物洽聞”。凡此，與前述顯示李漁傲骨的“疏縱”、“披猖”本性結合起來，才助其“觀人有别眼，論事有别見，行文有别腸”。

總之，李漁勇于質疑、敢于批判的精神，亦值得今人借鑒。

◎本文原載于《解放日報》（作者鐘明奇），原文有修改，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