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距今相去甚遠，許多人對司馬光這個名字也已模糊。就算聽過的一些人，恐怕也多局限于他“砸缸救友”的故事。

此事發生于天聖三年，即公元1025年，彼時司馬光之父司馬池任河南府司錄參軍，而幼小的司馬光年僅七歲，正于府學中接受啟蒙。

誰知，經過了這件事後，這個孩童的名氣不胫而走，漸漸地為世人所知……

那麼，與司馬遷合稱“二司馬”的一代史學大師——司馬光，究竟是什麼樣一個人？又是如何走上著書之路的？我們不妨來了解一下。

若問中國古代的文人中誰最重禮？有人會說是孔子。其實非也。真正做到重禮的應是堯、舜、文、周幾人。

孔子是重禮，可他所處的時代實際上已經“禮崩樂壞”了。那麼，處在一個本身對自己來講并非很好的環境，孔子盡管對周公時代的“禮樂”無比羨慕，可也隻能算是隔靴搔癢——弘揚他的一點兒個人思想罷了。因為孔子在行政上并沒有當過一把手，而且當時的諸侯國四分五裂，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很難付諸實踐。

可一到了北宋，這個士大夫集體執政的時代。隻要手握職權，想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可就不那麼難了。其中，司馬光和王安石毫無疑問是兩位最傑出的代表。隻不過司馬光的思想是禮，而王安石卻持法為戟罷了。

先說“砸缸”一事過去沒多久，司馬光便進入國子監讀書，直至十一歲。随後跟着父親到處遊曆。司馬池有每到一處題詩的習慣，司馬光為人子便親自捧硯。

司馬光字君實，後人便常以“君實捧硯”來形容兒女之孝順。其實若從日常生活來講，司馬光才算将“禮”行到了極緻。

初見未婚妻時，司馬光便說：“治家者必以禮為先”、“凡為宮室，必辨内外……婦女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

可歎的是，這位張小姐對她未婚夫這一套，竟然奉為圭臬。後來她三十多年居于内室，死後被诰命“清河郡君”，樹以賢妻良母的典範。不得不說，這與她丈夫的影響密不可分。

在司馬光幹政後，不符合禮教的就一棒子打死。王安石在變法中與人争辯，常常一怒之下離去，或者多次指責皇帝。

司馬光給其寫了三封信，說他“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大家都是為了國家的未來而考慮，隻不過看法上“和而不同”。他為了百姓，也為了介甫考慮，希望他能廢除新法，推行仁政。王安石對司馬光的回信很有禮貌，隻不過說法上依舊固我。司馬光沒辦法，隻得放棄了。

一次，其妻張氏為了子嗣着想，買來一個丫頭放入司馬光房裡，那丫頭進去還未說上兩句話，司馬光便問：“夫人不在，汝來何幹？”将其攆了出去。不符合男女交往準則的事，他可一點兒不做。後來新法派欲攻擊他，但從生活作風上卻抓不到任何瑕疵。

晚年見程頤為了一點兒瑣事而訓斥哲宗小皇帝，司馬光又看不下去了，直言批評他說：曆代君王之所以讨厭儒生，就是他這樣做才導緻的。程頤的理是殺人的，司馬光的禮是救人的，這便是二者之間的差異。

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拗執，一樣頑固。王安石上台後為了推行變法，把反對他的人一一“請”出了朝堂。這時韓琦等人也已經有心無力，朝中的五位宰輔相繼出現了“生”、“老”、“病”、“死”、“苦”的慘象。于是，作為濮議案中的先鋒，司馬光又站出來公開挑戰他的昔日好友王介甫。

兩人的鬥争先是從一個小小的刑事案件入手。其經過是這樣：

山東有一女子小名阿雲，在為母守孝期間，“被”其父私訂于韋阿大。阿雲閑他相貌醜陋，趁他熟睡，連砍了數十刀，導緻重傷。案發之後，阿雲如實招供。

按照一般說法，如果韋阿大死了，那阿雲自然隻有死路一條。隻是既然他未死，案情便要重新考慮。

司馬光認為，即使未死，但她敢弑夫這種行徑已經是“十惡不赦”了，雖然聖上仁德，免其一死，改為“貸死編管”，但也不應該同情她。

王安石則說：“母孝之中訂婚，已是不妥，當然無效。此非夫婦關系而傷之，不以弑夫論……”

說到底，王安石與司馬光的争論就在于“德治”與“法制”間的分歧。在封建社會中，想要實行法制，就得推倒德治。對刑事案件的全方位考慮，王安石這種思想已經很超前了。神宗最終采納了他的意見。

之後的幾年中，司馬光隻做一件事，那就是不斷地上谏，和王安石死磕到底。

王安石說：“始終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一人也。”昔日的好友終于反目成仇。可是，即便如此，在司馬光心裡，安石仍算是一個君子。他品德高尚，不慕名利。至于在學術上的造詣，那就更不用說了。 故而，他隻是一時被邪佞“蠱惑”住了。可是漸漸地，昔日好友們發現，王安石甯願受此“蠱惑”也不願意清醒。所以便送了他一個“拗相公”的野号。

至于司馬光，他在與王安石的鬥争中基本上一直處于劣勢。

一直到元豐八年。三月，神宗駕崩，五月，安石去世。這一對弘揚變法的君臣相繼離開了，司馬光才得以一展身手。于是，青苗、免役、保甲、保馬、水利、将兵、市易……統統被廢除。

蘇轼等人說新法中或有利于民者，應該持揚棄态度。司馬光一臉怒火，直接讓其閉嘴。

蘇轼說：“昔日韓琦刺陝西義勇，君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悅，公亦不顧。轼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轼盡言耶？”

司馬光道：“不悅而罷。”

蘇轼回到學士院直呼：“司馬牛！司馬牛！”

司馬光在性格上可以說與王安石一樣拗執，可惜這對冤家兄弟絕不會想到：就在他們去世的四十多年後，他們為之鞠躬盡瘁的那個王朝，終因抵不住金人的鐵騎，土崩瓦解了！

要說司馬光一生最重視的事，除了與王安石的“較量”，下剩的就是修書了。

此書從宋英宗治平三年開始修起，不過開始時還不算正式。先是司馬光覺得作為帝王應該了解曆史，讀些史書。可惜現存的史書内容上雜七雜八、重複贅述、真假難辨。司馬光于是删繁就簡，精心雕琢了《通志》八卷，上呈皇上。英宗看了後十分興奮，讓他繼續編寫。當然，這樣一來，就不是司馬光一人可以完成的了。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他先是召集了著名史學家劉頒、劉恕等人。又找了範祖禹、其子司馬康作助手。（在此需要說明一下，司馬光無子，康為過繼兄長之子）

英宗對修書十分重視，不僅成立了書局，還對這些作者們以好吃好喝招待。吃的東西皆出自宮中禦廚之手，喝的也是禦酒，連寫字的筆墨都和皇帝日常用品一緻。甚至寫作也不用紙張，而是用帛。因此不妨試想，中國自古至今最高待遇的作家莫過于此了。

這部大書修修斷斷，尤其是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期間，曾一度因工作“肇事”而終止。不過可幸的是，司馬光終于以他堅定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完成了整部作品。

元豐七年冬天，耗盡了半生心血的司馬光，終于将整部書的樣稿上呈給了皇帝。神宗看後大加贊賞，賜名《資治通鑒》。

很顯然，他雖然一直支持變法，期盼富國強兵，擺脫積貧積弱的局面，可是對司馬光以史為鑒的思想及學術造詣，仍佩服得五體投地。

兩年後的九月十五，司馬光因病不幸去世。一個多月後，《資治通鑒》在杭州镂版印刷。可惜的是，一代史學大師這次卻看不到了。

因此，若評價司馬光。從政治上看，他與王安石争鬥半生，最終将新法全部廢除，實現了自己的主張。然而國家大勢，非一人之力所能改變。司馬光臨死之際，國家仍是一幅貧病交加、政局未穩之态。朝堂上臣僚攻伐，田野裡貧民挨餓，西北方虎視眈眈。故而他不能算成功。

然若是從學術上看，無論是他還是王安石，兩人都是響當當的大學者、大文豪。

所以觀其一生，那些所謂的政治勝利品，不過是過眼煙雲，轉瞬即逝，而真正能被後世信仰的，不過是那一章章樸素而深摯的文字罷了。

作者：黛珂，一個普通的青年作家。摯愛小說、詩詞、紅樓夢。作品散見于《貴州文學》《國家詩歌地理》《長安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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