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幹”一詞出自《世說新語·文學》：“左太沖作《三都賦》初成”，劉孝标注引《左思别傳》說：“思為人無吏幹而有文才。”“吏幹”指的是官吏處理大小政務的行政能力，包括其處理行政事務的魄力、膽氣與幹練程度，是官吏應該具備的最基本素質。那麼，擅長或專門擁有這種能力的官吏也就稱之為吏幹型官吏，身為宰相者則稱之為吏幹型宰相。

《宋史》卷二百八十五陳執中、劉沆、馮拯、賈昌朝、梁适五位宰相的傳記之後論曰：“此五人者，皆以文吏為宰相”。一語道出這五位宰相的類屬，即吏幹型宰相。

“文吏”一詞的含義自戰國秦漢以來多有變化。在戰國秦漢時期，“文吏”有兩種含義，一是與“武吏”相對；一是與“儒士”相對而言。秦漢間也稱之為“文史法律之吏”，這是一種受過嚴格文書法律訓練的吏員。他們可以被定義為職業官僚。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進入統治思想領域，文吏與儒士經曆了分立和對立之後，部分出現合流，形成了一個“一身二任”的士大夫階層。沒有合流的文吏仍稱為文吏，而合流之後的文吏則逐漸具有文史知識以及儒家思想，儒士則亦開始學習吏事。唐代的文吏雖然也有漢代文吏的影子，但兩者有很大的不同。在唐文化的背景下，唐代的文吏不僅具有吏幹之才，更已有明顯的文學才能。唐代的文臣在“文”與“吏”的結合上表現出不同的程度：或吏勝于文，或文勝于吏，或文吏兼善。其實這就是三種不同文臣類型，即吏勝于文者，乃吏幹型；文勝于吏者，乃文士型；文吏兼善者，就是兼項型或全能型。這是文臣群體内部的分殊。

鄧小南先生認為到了宋代，“文吏”一詞的含義亦有所變化，不專指吏職出身者，還包括那些專門或擅長吏幹的文職官員。筆者翻檢《宋史》發現，“文吏“一詞，在宋代仍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含義：廣義是與武臣相對，一是指長于吏事，而輸于文采的文臣。不過，廣義比狹義用的範圍要更廣。狹義在《宋史》第二百八十五卷和三百零四卷中可以找到證據。第二百八十五卷記載了陳執中等五位宰相“皆以文吏為宰相”；第三百零四卷記載：“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況其設施見于政事乎？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并說他們“能推恩行利，劃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從他們的傳記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長于吏事、但文采欠缺的官吏。因此，我們就可以斷定，在宋代，“文吏”狹義上就是指那些專門具有或擅長吏事的文臣，也即吏幹型官吏。吏幹型宰相也即獨具吏幹或以吏幹見長、擅長吏治的宰相。

古已有“天下未定，則專用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之說。因而，人才的處境則與社會治亂以及國家興衰都有密切的關系。北宋處于一個由亂到治和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吏幹型宰相在這種環境下的處境自然也非同尋常。

從唐末到宋建國統一中原，再經宋朝三世四君的整饬，期間的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遷。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社會動蕩不安，政權更叠頻繁，亂世需幹才。所以，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将，都是以“才”為标準加以擢用。社會環境的變化帶來了社會需求的變化，于是文官群體出現了分野，即分為“文士”和“文吏”。“文吏”熟悉政府的文書運行、财賦管理、刑事鞫斷等事務，所以深受統治者歡迎。于是，士大夫階層為适應時代的需要，逐漸呈現出了“吏能化”特點。所以，吏幹型人物在此時頗受青睐。當時還有許多文學之臣試圖通過展現吏治才能以求進用，如窦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缙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略以經營之。為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其恩寵，以緻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诏按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錬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雖然結束了五代時期混亂的社會局面，國家和社會進入穩定發展時期。但是，國家剛剛建立，仍需要有幹才的人來治理。如趙普、魏仁浦、呂餘慶、沈倫等都可稱之為吏幹型宰相，是他們奠定了宋代三百年的宏規。太宗即位，繼續推行太祖擇人重吏的政策，又出現了陳恕、寇準等吏幹型宰相。

但是，治世重德行。宋朝自建立始，統治者就開始大力提倡文治，推崇儒學。宋太祖還提倡宰相須用讀書人，并且是富于才學的“文儒之臣”。這更激發了讀書業儒的“文士”鬥志。宋太宗更是擴大科考取士名額。到真宗、仁宗時，科舉人才已遍布朝野。因科舉以詩賦取仕，從而為文學之士進入仕途廣開門路。北宋中葉就有人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谷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陳植鄂先生說：“兼有文學，是宋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特點。”文學素質便成為士大夫評價人物的一個重要标準。因此，自宋初三朝之後，單純的吏幹型宰相已不多見。

仁宗時期，兼項型和全能型知識分子大量出現，經術型和節義型知識分子也同時出現。[5]當時評品人物的标準業已變成“四素質”标準。蘇轼就将此原則運用于具體人物的評價上，如:“縣官趙瞻，明于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在《乞擢用程遵彥狀》中說：“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宋史》中也大量運用此評價标準，如：薛居正“以材幹聞于朝”，“好讀書，為文落筆不能自休”；孫長卿“無文學，而長于政事，為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宋琪，“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向敏中“性端厚豈弟，多智，曉民政，善處繁劇，慎于采拔……時以重德目之”。所以，努力使自己在道德、文章、學術、政事諸方面都有所成就，成為了北宋士人對知識結構的自我設計和普遍追求。全能型知識結構已成為北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價值取向。

在這種大趨勢之下，作為士大夫階層中的一員，具有處理政事的能力、較高的文學修養和高尚的德行，這才是社會的需要的人才。而單具吏幹的吏幹型宰相已脫離于此潮流，成為一個易被忽視、甚至被鄙視的群體。到宋朝中期，陳執中等五位吏幹型宰相的處境已相當尴尬。

從北宋宰相看“吏幹型”與“文士型”人才，你屬于哪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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