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記載，在春秋晚期，老子見周王室衰敗，或倍感失望，或出于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于是騎牛西去，路過函谷關時遇到關令尹喜，留下了千古經典《道德經》，即“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由于老子騎牛西去途中留下《道德經》，因此想要搞清楚騎牛西去的老子是誰，就要先搞清楚《道德經》的作者。但上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人們發現老子著《道德經》之說越來越可疑，原因在于《道德經》中的很多内容與老子時代格格不入，其中一個緻命之處在于“三十輻共一毂，當其無，有車之用”。所謂“三十輻共一毂”，即“三十根輻條構成一個車輪”，這是車輪技術革新，學者郭寶鈞的考證，春秋時代沒有這種車子，最早出現于戰國中後期。戰國中後期的車輪，出現在春秋晚期的書中，顯然違背基本邏輯。

于是，不僅春秋老子騎牛西去，而且春秋老子著《道德經》，全都飽受質疑。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斷挺身而出，騎牛西去的老子身份與《道德經》的原作者也都漸漸浮出了水面，原來《道德經》的真正作者的确是老子，但騎牛西行之老子并非春秋之老子。

秦漢時期，距離春秋老子不過400餘年，但當時人們對《道德經》與老子的身份已經不甚了解，所以司馬遷筆下用了“或曰”，在《老子列傳》中連續記載了三位老子。

第一位是春秋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大約相當于周王室的圖書館館長，孔子拜會的是這位老子。李耳時期，周王室爆發了王子朝之亂（王子朝奔楚），最終王子朝失敗，帶着周王室典籍投奔楚國。老子與王子朝是何關系，有沒有騎牛西去，先秦史書并未記載。

第二位是春秋老萊子，楚國人，司馬遷對他記載隻有寥寥數語，即“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司馬遷認為老子也是楚國人，如今學術界争議頗大。老萊子是楚人，而楚人一貫“不服周”，因此周朝衰敗與老萊子有何關系，為何騎牛西去？着實讓人費解。

第三位是戰國老子——周太史儋，職務是周朝太史（史官），姓或名為儋。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太史儋面見秦獻公。司馬遷記載說，“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從史書上看，太史儋最可能是“騎牛西去”的老子，但違背了春秋老子著《道德經》的傳統認知。

總之，騎牛西去的老子、《道德經》的作者老子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個，司馬遷最終說“世莫知其然”。

迄今為止，一共存在三版《道德經》，即傳世版、漢朝帛書版、戰國楚簡版。

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漢初帛書版《道德經》，分甲乙兩本，甲本為5344字，乙本為5342字（外加重文124字），傳世版為5162字。

與帛書版相比，傳世版在帛書版的基礎上有過不少篡改、删除等現象，比如“知者弗言，言者弗知”改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将“執今之道”改為“執古之道”（發古法今是儒法之争，漢朝儒家篡改了文本），将“五色使人目明”改為“五色使人目盲”，将“水善利萬物而有争”改為“水善利萬物而不争”等等，總體大約有700處别有用心的改動。

不過，傳世版與帛書版大體相同，其中都有“三十輻共一毂”這一句話，可以将傳世版視為帛書版的大體繼承。除了“三十輻共一毂”這一句戰國時代特征的話之外，帛書版中也多次提到“取天下”，甚至還有“将欲取天下也”，以及“絕聖棄智”、“絕義棄仁”，“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等語句，體現了戰國時期統一六國的趨勢，以及文人學者對“聖人”發動戰亂的痛恨，所以才要“絕聖棄智”。與之相反，春秋晚期還處于崇聖崇智的階段，渴望諸侯學習聖人消弭戰争，而且戰争力度遠不如戰國強，更别提當時周王室還受尊崇，根本沒有諸侯“取天下”的趨勢，因而不可能說出如此極端的話。

總之，從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版道德經來看，與傳世版一樣，都具有強烈的反戰、反聖等思想，體現出了濃郁的戰國特征。

從字數上看，帛書版恰好符合司馬遷記載的“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從思想上，帛書版契合戰國時期文人強烈的反戰思想等。因此，結合司馬遷對周太史儋的記載，帛書版道德經的出土，基本可以說明是周太史儋騎牛西行，遇到關令尹喜而留下帛書版《道德經》五千言。然而，馬王堆漢墓發現二十年後，在湖北省荊門市發現了郭店戰國楚墓，其中出土的一份楚簡版道德經，讓《道德經》作者問題又生波瀾。

上世紀九十年代，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号戰國楚墓中，出土了大量竹簡，共計1.3萬多個楚國文字，包含多種古籍，其中就包括《道德經》，共計2000多字，大約是帛書版的40%。

從時間上看，郭店一号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大約在公元前350年—290年，出現在周太史儋見秦獻公之後。因此，這就無法通過楚簡版道德經的出現時間，來判斷周太史儋之前有沒有道德經。

不過，楚簡版道德經的内容，卻暴露了寫作年代是春秋時期。也就是說，文獻記載的春秋老子著《道德經》是可信的，戰國之後周太史儋對之有所改動，烙上了時代印記，并将之擴充到了5000多字。對比以下兩個版本的一些語句描述，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随着時代的變化，道德經的内容也出現了相應變化。

楚簡版：“故曰兵者非君子之器。”帛書版：“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從“非君子之器”到“不祥之器”，反戰力度明顯加大。

楚簡版：“不欲以兵強于天下。”帛書版：“不欲以兵強于天下，師之所至，荊棘生之。”傳世版本說：“不欲以兵強于天下，師之所至，荊棘生之，大軍之後，必有兇年。”越往後，越反映出作者對戰争的痛恨，希望君王行德，而不是以強兵攻略天下。

楚簡版：“絕智棄辯，絕詐棄僞。”并未反聖，并未否定仁義禮，隻是春秋晚期“詭道”盛行，楚簡版作者對此深惡痛絕。帛書版：“絕聖棄智，絕義棄仁。”将天下戰亂歸咎于打着仁義旗号的聖人之亂，所以對聖人無比痛恨，表達得更為極端。

楚簡版：“天地之間猶如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帛書版：“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天地之間猶如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楚簡版本意是天地之間像一樂器，你不吹它不動，你一吹它就動，動它的人就是王侯，帛書版直接加了一句“聖人不仁”。

楚簡版：“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唯一一處“取天下”的表述，取天下的主人是周王室。帛書版作者多次說過取天下，如“将欲取天下也，恒無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等，取天下的主人肯定不是周王室。

另外，楚簡版中沒有“三十輻共一毂”這一句話。

顯而易見，楚簡版道德經大約寫于春秋晚期，當時已經顯示出了戰争對百姓的傷害，帛書版道德經寫于戰國時代，慘烈的戰争引起文人強烈的反思，所以才寫下很多反戰、反聖等的極端語句。對應司馬遷的記載，楚簡版道德經的作者是李耳或老萊子，由于孔子拜見的是李耳，推崇的是李耳，因此《道德經》原著隻有二千多字，作者應該是李耳，帛書版道德經的作者是周太史儋，騎牛西行去見秦獻公時，在函谷關留下經過改寫的五千言《道德經》。

關于春秋老子的去向，孔子問禮老子的記載或許能揭開謎團。

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叛亂，攜帶大量典籍奔向楚國，作為圖書館館長的老子被罷職，就回到了故裡居住。

公元前501年，51歲的孔子來到老子故裡，向老子問禮。《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記載老子嚴厲地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與人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看起來像是教育晚輩。近代學者胡适在經過大量考證後推測：“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老子當生于周靈王初年，當西曆前570年。”

如果這一觀點正确，那麼已經70歲的老子，還有可能騎牛西行嗎？老子是人不是神，2000多年的道路崎岖，惡獸出沒，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騎牛西行走千裡路實在過于驚世駭俗。因此，老子最可能的不是騎牛西行，而是最後善終在故裡。

當然，孔子向老子問禮是否存在、老子生卒年月等，學術界都還有很多争議，但就騎牛西行留下道德之意五千言的這一傳說而言，的确更符合周太史儋的經曆。

參考資料：《道德經》、郭店楚簡、馬王堆帛書、《史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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