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在蘇轼傳記裡提到，蘇轼有個初戀情人，是他的堂妹，“畢生對伊人念念不忘”。這位堂妹的名字難考，嫁給了一個名叫柳仲遠的青年。林語堂考據，熙甯六年（1073）蘇轼曾到靖江堂妹家住了三個月，這期間有兩首詩是寫給她的，但都贈給了友人，“那兩首頗不易解，除非當作給堂妹的情詩看才講得通”，他在書中有細緻的文本分析。這位堂妹後來在蘇轼晚年流放在外時去世，确實令他很傷心，寫信給兒子說“心如刀割”，他流放歸來途經靖江，還抱重疾專門去堂妹夫婦倆墓前緻祭。林語堂此言可列為一說。他擔心敬愛蘇東坡的人“會不同意我的說法”，怪他将這點寫出來，可能是多慮了，确如其所言，“這是否在蘇東坡的品格上算個瑕疵，看法或因人而異”。相信真心喜歡蘇轼的人，都會對人性的真實，抱持松弛豁然的态度。

居喪期滿後，蘇轼确實娶了一位堂妹——前妻王弗的堂妹。她在出嫁前沒有名字，家中稱“二十七娘”，閏之這個名字是蘇轼取的，因她出生在慶曆八年（1048）閏正月。王閏之比蘇轼小11歲，20歲嫁給他後，伴随他走過最起伏輾轉的25年，經曆在朝為官、八年外任、遭貶黃州、重返中樞等各時期，“身行萬裡半天下”。她就是一位樸實的山鄉姑娘，不如堂姐能幹，也不曾讀過許多書，但秉性柔和體貼，支撐蘇轼度過人生的驚濤駭浪。

閏之夫人很少過問蘇轼在外的事務，整日忙于有條不紊操持家務。她與蘇轼相處多年，早已摸透了丈夫的脾性。蘇轼在山東密州做知州時，趕上蝗災四起、旱災肆虐，深為百姓饑馑之苦憂慮。一天他又在為此悶悶不樂，幼子蘇過咿呀跑進書房，非拉爸爸陪他玩耍。蘇轼此刻哪有這心思，兒子卻不撒手，惹得他一時發怒斷喝，又吓得小兒大哭。夫人連忙進來抱走孩子，柔聲勸道，“小孩子不懂事，你怎麼比他還任性？整天愁眉苦臉又有什麼用？”接着給丈夫洗淨杯盞，斟滿小酒，一時讓蘇轼平靜下來，自覺慚愧。這段插曲被他生動記錄下來，寫成一首題為 《小兒》的詩：“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為。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為酒錢。”晉代名士劉伶是個酒鬼，有點錢就拿去買酒，其妻把酒藏起來，甚至 “捐酒毀器”，弄得劉伶隻好整天說謊騙酒喝。蘇轼這裡是對比稱贊夫人的賢惠德行。

烏台詩案時，蘇轼在獄中一度以為自己活不成了，告别的絕命詩第一首寫給弟弟蘇轍，第二首就寫給其妻，其中有雲：“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在描寫了身為囚徒的難堪慘狀後，繼而為自己死後妻兒的困境擔憂，“牛衣”即是貧民百姓的衣着， “愧老妻”三字明白講出無限的牽挂。後人對閏之夫人曾燒掉蘇轼詩文手稿多有微詞。蘇轼在給文彥博信中追述過此事，“至宿州，禦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朝廷又要搜羅文字罪證，全家老小吓得半死，夫人怒道，就喜歡寫這些著作，又帶來什麼好處呢！于是一把火燒了。等此案過去，蘇轼“重複尋理，十亡其七八矣”。這确是她不夠精明聰慧，也不那麼理解手稿中凝聚的心血，令人惋惜，但在當時危急險惡的情況下，丈夫生死未蔔，為求避禍也無可厚非。

蘇轼幸未殺身，在被貶黃州貧困交加的時期，閏之夫人對甘苦處之怡然。本是農家出身的她，農事經驗豐富，和丈夫一同開墾耕種，養蠶紡織，是個得力的好幫手。蘇轼在給章惇的信中還為她能醫好病牛津津樂道，“昨日一牛病，幾死。牛醫不識其狀，而老妻識之，曰：此牛發豆斑瘡也，法當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蘇轼說過：“予雖飲酒不多，然而日欲把盞為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閏之也知夫君好酒，雖酒量不大，淺飲辄醉，但醉後往往就有錦繡好詞，所以常備薄酒。蘇轼也正是知道妻子的習慣，所以才會在暢遊赤壁、隻欠鬥酒時“歸而謀諸婦”，這是兩人間的默契，清妙絕倫的 《後赤壁賦》能傳之後世，也有閏之夫人的一份功勞。

蘇轼在黃州時寫給好友王鞏的一首詩中，給予妻子很高的評價：“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元亮”是詩人陶淵明的字，曾作 《責子詩》，蘇轼這裡是點綴之詞，意在後句：東漢大鴻胪馮衍字“敬通”，“博覽群書”一詞就是形容他的才學人品而得，馮衍娶了個特别悍妒的妻子，終生牢騷滿腹，甚至給小舅子寫信要求将老婆休掉。蘇轼也是誇妻子賢惠，比起馮衍我可是幸福多了。當時蘇轼一家二十餘口人共同生活其樂融融，朝雲在黃州扶為侍妾，次年生下一子，他也是說妻子大度包容。

即使時入元祐，蘇轼政治地位扶搖直上，閏之夫人也“從我南行, 菽水欣然。湯沐兩郡, 喜不見顔”，一如既往不改常度，絲毫不見驕矜自喜的顔色。蘇轍對嫂子這種寵辱不驚的品性很是佩服，在她去世後，為其寫過兩篇祭文《祭亡嫂王氏文》《再祭亡嫂王氏文》，也最能代表蘇轼家族對王閏之的評價：“⋯⋯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 （轼官中書舍人），遂入北扉 （官翰林學士）。貧富戚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肴蔬，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贊美她的天性有如美玉，質樸無華，與生俱來。

元祐後期黨争激烈，蘇轼飽受無端攻擊，回歸故園的念頭便成了他逃避世事紛争、渴望安甯的一個情意結。元祐七年（1092）他由颍州移知揚州，給學生晁補之詩中再提此事，“且須還家與婦計，我本歸路連西南”，意思是這等大事還須與夫人商量，與其同歸。可惜次年八月一日，王閏之就在開封染病，先他而去，享年45歲。蘇轼寫有 《祭亡妻同安君文》，寄寓無限悲痛，“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幹。”蘇轼肯定閏之的婦德，說她對待蘇邁如同己出，“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閏之為家庭奉獻一切，而自己對老妻“我實少恩”，生不能同歸，“惟有同穴，尚蹈此言”。

閏之夫人可能難同蘇轼精神上有很深的交流，但她的溫柔堅韌，是蘇轼宦海沉浮中的安甯港灣。她離去後，蘇轼也常常思念她。紹聖二年(1095)谪居惠州，蘇轼與曾斷絕關系四十多年的姐夫程之才（字正輔）盡釋前嫌，程之才後續的夫人那時剛去世，蘇轼寫詩安慰，“萬裡倘同歸，兩鳏當對耰。強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并加了一段注語：“轼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有亡嫂之戚，故雲。”意思不必學莊周為擺脫喪妻之痛，鼓盆而歌，故作超脫，不用刻意掩飾，就讓它自然宣洩吧。

閏之去世當年，另一位庇護蘇轼的女性高太後也駕崩了，蘇轼命途随之急轉而下。閏之的幸運可能是，看不到夫君一貶再貶、遠谪南荒的磨難了。她的靈柩一直停放在京西寺院裡，直到8年後蘇轼去世，蘇轍安排将兄嫂合葬于汝州郏縣，實現了“惟有同穴”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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