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和自然保護工作分别如何看待“共生”與“共存”的理念或方法？具體而多元化的在地經驗與人的一般性的價值與感受有着何種聯系？如何在理解“共生”的基礎上，從人類中心、擴張性的“全球”視角轉向一種“行星式”的思維？面對“共同的焦慮”以及全球性的生存危機，我們應當怎樣做？

以這些主題為對話的内容，人類學家項飙與環境保護領域學者、行動者呂植進行了分享。兩位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入手，讨論在面對“共同的焦慮”與包括氣候變化與生态危機在内的全球性生存危機的當下，我們應當如何建立思維框架、尋求共識。據悉，本次對話為北京大學博古睿研究中心自2021年起舉辦的“面向共生與共存的未來：由自然哲學到行星式治理”系列研讨會的系列活動之一。本次對話由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員展翼文主持。

活動海報

“共生”是生物學中的概念。德國的微生物學家巴利（Bary）在1879年第一次提出共生/symbiosis的概念，用來指代互利互惠、共同生存的生物模式。現今，共生關系一方面在自然界中廣泛存在，構成物種演化的前提和基礎；一方面，共生的概念也隐身于生态倫理、社會科學、哲學等領域，“共生”這一概念已經變成包括本體論、認識論等複雜的意群。

“共生”系列研讨會，就希望在廣義的共生意群概念啟發下，探索怎樣重新思考人與社會和生态環境的多種邊界、如何在這種基礎上發掘新的社會凝聚力，構建一種真正跨物種、跨族群、跨文化的後人類世全球秩序的可能性。

對話現場

從“多物種的生命民主”談起

項飙首先分享了一個關于共生的小實驗：

兩個藝術家于2019年發起了一個名為“多物種的生命民主”的項目，他們在柏林找了一片廢棄的綠地，先做調查，把這塊綠地裡所有的生命物種列出來，從細菌到真菌、蘑菇到花草還有喬木，以及蝸牛、鳥、松鼠；然後向社會征集了15名參與人員，每一個人選一個物種作為它的被代表者，這15人（也就是15個“生命物種”）會組成一個議會，大家需要仔細研究自己的代表的物種的生存狀态，在議會中提出自己的生長方案，當然在議會中，一個方案總是會被質疑，比如要擴大真菌的生長面，喬木會不高興，但是真菌可以跟細菌、苔藓進行聯盟。

這個項目最近的一個辯論是關于綠地裡面的塑料垃圾，幾乎所有的“議員”都說塑料是對生物不好的，要清理掉。但是代表蝸牛的“議員”反對，因為塑料過夜之後會集中水珠，蝸牛很喜歡塑料垃圾中潮濕的小環境。這次辯論僵持不下，最後通過投票解決，塑料垃圾被全部剔除。

項飙稱，歐洲很多城市都有這樣的一個議會：多物種議會。“我對這樣的項目非常感興趣，我首先感到，之前的那種崇拜自然、讓自然自己恢複的思路在很多地方是不可行的。”

項飙也由此項目推及到對于人這個物種的讨論，他提出“究竟可不可以把整個的人這個物種作為一個單一的、一體的行動者來看？”生命民主這個項目也提示着，多物種之間的關系探讨也可以用于重新調解人和人的關系。

“人和自然的關系很難弄清楚，但是你和附近的關系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改變環境、氣候變暖，但是至少你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其次，當把自然因素引入你對自己的生活、你對你和别人社會關系之間思考當中的一個變量，然後來調節自己的生活節奏、你和别人的關系。調節之後，可能會形成一個新的社會樣式。由此推及到‘國的意志’的概念，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能夠意識到附近、意識到他和很具體的物理環境的關系，他對幸福生活的理解，他對“國”應該發揮什麼樣功能的理解可能都會非常不同。”

“明确的共同性要作為一個動态的願景”

與項飙對話的呂植是北京大學保護生物學的教授，呂植的工作是關注自然保護的研究和實踐之間的聯系，緻力于尋求自然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一種基于證據和實用的解決方案。她長期在中國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開展大熊貓、雪豹等瀕危物種的研究，觀察自然與人類活動的互動。

呂植談到，自己與項飙的研究路徑不同，她是先投入自然中去做事情，現實會将各種問題推到自己面前。呂植十九歲開始研究大熊貓，跟蹤了大熊貓八年時間。上世紀九十年代，呂植和一隻名叫嬌嬌的大熊貓所處的森林遭到了大規模的砍伐。呂植回憶，當時每一天都有六十多輛大卡車，裝滿砍下來的樹木運走。呂植和她的老師、同學們跑了很多部門，最終保留住了森林，可是當地的伐木工人卻因此失去了工作。

“熊貓的這件事情引發了我對自然保護的關注，也引發了我對人的關注。去年夏天又去看望了幾個當時的老人，現在80多歲了，生活也沒有那麼富裕。當時林業局小黑闆上寫着‘此地禁止科學研究’，其實是禁止我們進入。再說起自然保護理念，确實有一個非常深的公平性問題：保護工作的受益者、受損者是誰？都是後來工作中的現實撲上來教育我們的事情。”

呂植與熊貓

項飙接着人類對熊貓表現出的普遍的喜愛來談，“我們對熊貓表現出的共同的喜愛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人類中心的審美觀點，熊貓可能讓我們想到嬰兒的狀态。”

但是項飙認為，“共同性”應該是一個我們應該邁向的目标，關鍵是要塑造出溝通和對話、互相交流的機制。讓各個地方大家的經驗不一樣，以形成不同的觀點和對話的機制，然後慢慢引向那個目标。正如呂植所講的，當地地方林業局、生态保護區附近居民的生計是全球都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對自然保護有自己的觀點和理解。通過補償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把他們的考慮統一到更廣闊的對話、協作過程中來這是問題的關鍵。

“回到哲學的問題上，在理念上闡發共同性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是闡發得越明确越好。但是明确的共同性不要作為一個口号來執行，明确的共同性要作為一個方向、作為一個遠遠放在那裡很動态的一個願景。大家都覺得自己可以參與到一個願景中，都覺得自己可以說一點稍微不一樣的話，但是方向一緻。這樣的生态構造出來可能是重要的。”項飙說。

構建意義

呂植總結自己的實際工作經曆，她認為，很多發展過程不是循序漸進的，而是突然的變化。突然的變化是需要前期積累的，積累在哪兒？就是在實際的案例上，需要不斷地做嘗試，在嘗試過程中尋找到底什麼是關鍵因素。

“我們自己做一些嘗試，在熊貓的栖息地裡養蜂，蜂蜜讓老百姓有一些收入，讓老百姓理解森林和收入之間的關系。可以從一個利己的角度出發，随着森林的恢複，動物多起來、好起來，大家對自己森林的自豪感提升了。這樣逐漸帶來的是價值觀的改變。我們有時總是忽略了精神需求、忽略了其他層次的需求。對于人來說，受尊重被認可，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維度，精神上的需求也是特别重要的，這個層面上，當地的老百姓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項飙也分享，在他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也常聽到基層幹部們講，老百姓就是要錢、要實惠。并且普通群衆在接受調查時也是這樣講的。“我們知道人會覺得這口氣、這份尊嚴、他的感情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現在在主流話語上，活生生地把那些很自然的感情上的、尊嚴上的、價值觀上的需求給你抹掉，簡化成老百姓就是要實惠。實惠一定要轉化為物質、經濟上的實惠。”

要解決這個問題，項飙認為需要從幾個方面着手，原來日常中的尊嚴感、情緒沒有辦法通過比較正常的方式來表達與實現，所以要靠一些非常宏大的象征來表達，造成公共交流當中沒有辦法交流的斷裂的局面，所以我們需要把情感和尊嚴的表達從公共話語裡帶回來；其次就是如呂植一樣，花更多時間與不同立場的人交流；而人類學哲學的研究理論要更多“學以緻用”，項飙說：“希望我們的研究不是給出一些什麼結論，或者是直接的政策推薦，而是給出一個工具，普通老百姓能夠建構自己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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