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同學 編輯|馬桶

【編者按】

十幾年前，我所在的雜志社老總是湖北人，他來長沙工作以後，最大的疑問是——“長沙人都不用上班的嗎？”

原因是，無論他什麼時候去五一廣場附近，人都很多。這還是十幾年前，再看最近這幾年，加上各種外地遊客，估計更加會讓人産生類似疑問。

其實也很好理解，長沙的大企業少，生産型企業少，第三産業發達，文化傳媒等創意型小微企業衆多，上班時間相對寬松和自由。

再加上房價低，生活成本不高，讓很多自由職業者能在這裡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會讓人感覺，長沙人好像都在“打流”。

今天這篇文章是一位研究生妹子寫的，她的生活閱曆并不豐富，能有這樣的思考，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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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時間聽到了一期關于長沙的播客節目，我非常喜歡。當節目裡提到“打流”這個湘方言詞彙時，我腦子裡馬上浮現出身邊朋友們的形象。

大概是從近兩三年開始，朋友們常常會用“打流的”這個身份自诩，并互相調侃。受他們影響，當被問起在哪就業，或者未來的職業規劃時，我總有脫口而出“去打流”的沖動。

播客裡對“打流”的解釋，包括對長沙的描繪，都非常浪漫，說“打流”是一種“未被規訓的自由”，而長沙這座城市以其獨有的節奏和氣質為享受這種自由提供了可能。不得不說，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座生我養我的城市。

長沙為“打流”提供了各種可能性

說到“打流”這個詞，可能每一個長沙小孩都不會陌生，它就是家長最愛對小孩說的那句 “小時候不好好讀書，長大就得去要飯” 的長沙方言版。我就是在這樣的“打流”警告下成長起來的。小時候聽到這種警告，會覺得去“打流”意味着被掃地出門，風餐露宿，是件很恐怖的事；再長大一點，“打流”在青春期叛逆的背景下裹上了一層“獨自在外闖蕩”的英雄主義色彩，變得不那麼糟糕了。

在現在的我看來，“打流”和“要飯”之間似乎還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打流”帶着一絲“流浪遠方”的浪漫色彩和類似“在外面街上漫無目的溜達”的輕松随性，而沒有“要飯”或“乞讨”的那種局促和窘迫。

于是，我“抓”了身邊幾位在長沙生活工作的年輕朋友，花一個下午一起聊了聊“打流”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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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老一輩人來說，“打流”是“工作”的反面。對于一些有着特定生活經驗的長沙人來說，“打流”有特别具體的所指群體。比如我的朋友王師傅在和我聊天的時候就提到，自己小時候生活在望城縣的一個廠子附近，那邊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小朋友和年輕人都曾過着家、遊戲廳和麻将房三點一線的正宗打流生活。

這種生活狀态可能和當下年輕人口中用來自嘲的“打流”又有所不同。年輕人通過自嘲的方式消解了“打流”的一些負面意義，放大了它語義中的随性和無拘束這些面向，同時還使“打流”有了些許批判意味。

對于老一輩人來說，“打流”是“工作”的反面

同時，讓我想起了去年同樣是在年輕人中間很流行的“躺平”，它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都表示了對當下快節奏，高強度的工作生活狀态的不滿，甚至是反抗；“打流”似乎也在成了一種在現有框架外尋找個人價值實現的嘗試。

如果說上一輩人口中的“打流”更多的是在描述物質生活，那麼年輕人自嘲的“打流”則多了精神層面意味，表達的是對當下工作的不滿。

我的朋友發哥感歎道：“以前沒上班的時候又有點向往上班，因為上班有錢；但是上了班以後呢，又感覺，除了有錢，其他什麼都不行了。”

發哥讨厭自己目前所處的傳統行業的“死闆”，羨慕“打流”在精神上面的自由。

我的閨蜜殼子，一名銀行從業人員說道：“雖然我有一份正經的工作，但我覺得我還是每天都在打流。”

對于殼子來說，“打流”是一種“渾渾噩噩”和“迷茫”的心理狀态，“每天都幹些這種很沒有意義的事情。”

而我的另一位朋友虎哥，則将這種意義感的缺失稱為“心境上的打流”。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當代工作模式能提供給人們的東西非常有限，同時又索取過多，以至于即便是有了一份看似穩定的工作，但我們還是會覺得精神上哪裡有所欠缺，需要在工作以外的地方尋找價值和意義。

需要在工作以外的地方尋找價值和意義

殼子找到的是下班後或周末去長跑和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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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虎哥，有着與發哥和殼子不一樣的境況。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虎哥的工作模式是“哪裡有活就去哪裡”，沒有穩定的收入。

虎哥說：“如果生活不穩定，那可能在外人看來就是在打流吧。”

我感受到，和老一輩比起來，年輕人與其說是主動追尋不穩定的生活方式，不如說是被動地接受穩定的生活方式已經可遇不可求這一事實。上一輩經曆的工作包分配制度隻可追憶，如今的工作倡導靈活的同時也充斥着不穩定性：期限合同，臨時雇傭，企業重組和“畢業式”裁員。“不穩定”似乎已經成為了年輕人，或者說當代人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在這樣的背景下，用“打流”來形容這種不穩定的狀态似乎也是恰當的。

不穩定似乎已經成為了年輕人的常态

當年輕人意識到自我價值和社會期待之間的差異難以彌合時，“打流”就會作為一種自嘲出現。之前和其他朋友們讨論“躺平”的時候得到一個結論，躺平不是真的什麼事也不做了，而是不做“這件事”而選擇去做“那件事”，前者是社會期待你做的，後者是你自己真正想做的。

個人價值與社會期待相悖的情況在當下時有發生，并使我們感到焦慮。自嘲就成了緩解這種焦慮一個很好的辦法。

年輕人在自嘲是“打流的”時候，可能并不等于承認自己是在“無所事事”，而像是在宣告一種積極主動的自我流放，流放到社會期待之外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

就像八九月份排滿了工作日程的虎哥說的，“我說我打流，也不是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在打流啊，是一種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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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長沙這座城市，能給到這些“打流”青年的支撐，不僅有非常物質現實層面的低房價，還有人文精神層面的一種松弛感，這種松弛感從長沙人民日常生活的瑣碎中得到展現。

還有人文精神層面的一種松弛感

首先是長沙這座城市似乎非常任性地在劃定自己的時區，我的朋友王師傅說：“像我娘這一輩的人，六十歲了，每天一點才從麻将館歸來；我爺每天兩點鐘才從釣魚的那個河邊頭回來，換到一個别的地方去，有這樣子的嗎？其實長沙這種人多，我就是，我管他半夜三更，我是應該不睡覺的。”

雖然不是每個長沙人都半夜三更不睡覺，但是在長沙這座城市裡生活，不屑對時間的循規蹈矩好像是更可以被接受的。古人遵循自然規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現代人服從鬧鐘的調排朝九晚五，而長沙人則自己定義自己的時間，哪怕颠倒晝夜。

其次是長沙人的娛樂精神。虎哥和王師傅都曾經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超一線城市生活過，他們發現，在那裡很難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溫度，人情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被弱化了，隻剩下一個特點就是逐利。

城市的溫度大概就和人的體溫是一個道理，隻有當一個人是活着的時候，才是有溫度的，而城市的溫度就來自一個個真正在活着的人。當城市沒有了溫度的時候，那可能說明城市裡的人都活成了逐利的手段，被異化成了冰冷的機器。

城市的溫度來自一個個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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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的娛樂精神是對城市中人們異化傾向的一種抵禦。舉例來說，長沙人愛“策”（閑聊調侃的意思），且不限定于親朋好友間，長沙人也愛策陌生人。王師傅回憶道：“我小時候有時候去那種便利店裡面，那種大叔大媽看到你就會跟你聊上兩句，沒事就，哎呀今天，今天放學啊怎麼怎麼樣啊，今天放學沒有跟幾個小朋友一起啊，吃飯了沒有啊，交朋友了沒有啊。反正就是跟你講些這種東西。”

“策”以一種近距離人際關系的感知為前提，哪怕是陌生人，還是能覺得彼此之間關系很近，因此才能閑聊，甚至是調侃。

在更大一些的城市裡，人與人之間距離遠了，“策”這種行為就很難以成立。其次，也是因為生活節奏很慢，壓力小，所以才有時間、精力和興趣去與身邊的人建立連接。

因為生活節奏慢，壓力小，才有精力去跟人建立連接

然後，策都是在聊小事，聊日常生活，這些都是最有人味的東西。在策的過程中，人與人的距離又進一步拉近。

總而言之，現代化的城市強調效率和計算為主的工具理性，在近幾年的飛速發展中，長沙也越來越向這樣一種現代化城市原型靠近，但長沙仍保留了很多沒有被城市工具理性規訓的地方。和北上廣比起來，它的松弛，自在，還有人情味，與“打流”所代表的那種生活方式是不謀而合的。

其實也很難說清，長沙人民到底是因為沒有什麼物質壓力，所以才能生成一種松弛感，還是正因為這種具有松弛感，才使得長沙人物質欲望較低。無論如何，長沙的這種城市氣質的存在本身是一種獨特的魅力，讓在外地的遊子們，總是想回來“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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