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伴侶告别該用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很少有人會去想或者去做這樣一件事情，無論對誰來說，伴侶日漸衰弱的最後幾年時光裡，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方來說，這都會是一個充滿着沉痛和哀傷的過程。

但是我想，如果這種告别有一個“儀式”的話，最好的方式大概就是與之交談，用語言，用思想，用靈魂，然後一字一字記錄下他最後的時光，親手為其描摹出最真實的臨别肖像。

《告别的儀式》就是法國著名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為其伴侶——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讓-保羅·薩特，繪出的一幅臨别肖像。

在這幅肖像之中，我們看到薩特最後十年中的脆弱和病痛，事無巨細；也看到兩個智者的精彩對談，有趣又睿智。

在《告别的儀式》的扉頁上，波伏瓦深情地寫下這樣一句話：“寫給愛過、愛着和将要愛上薩特的人。”

波伏瓦作為最熟悉、最了解薩特，也是對薩特最重要的那個人，我想，她所做的這幅肖像，是最真實的那個薩特。

讓-保羅·薩特是一位思想上的巨人，更是一位存在主義的大師，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符号和标簽，他是提出“他人即地獄”的哲學家，是拒絕諾貝爾榮譽的文學家，是獨立自由不依附于任何人和階級的“新知識分子”，也是被稱為“巴黎的叛徒”的那個人們口中的“左派”。

而他與波伏瓦之間的開放式伴侶關系，更是引起過很多的讨論和好奇，拒絕婚姻制度，完全自由且坦誠，這種伴侶之間的相處模式哪怕在我們現在看來都是讓人驚訝甚至很難理解的。

然而對于薩特和波伏瓦來說，這種毫無保留的關系似乎讓他們更為盡興，他們可以毫無保留地相處，毫無保留地批判，毫無保留地暢談着人生、文學、政治、哲學和性。

這句被很多“小清新”文藝青年當作心情簽名的話，其實出自薩特的自傳體小說《文字生涯》，而我認為，這句話也是真正能概括薩特個性及思想的一句。

薩特向來隻順從于自己，卻絕非任性妄為。

他順從于自己的思想，所以他說“人始終處在自身之外”；他順從于自己的主張，所以做起了非常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順從于自己意志，所以，我們通過波伏瓦筆下的“平凡日常”，看到再“強硬”之人也會表現出脆弱。

當1929年兩個學霸在索邦大學教室第一次相遇之後，或許就注定了他們今後幾十年你來我往的“高手過招”，雖然考試成績可以分出個第一名而第二名，但是在他們二人之間，除了情感上的愛慕，更多的還有對彼此智慧上的傾慕。

薩特與波伏瓦之間的伴侶關系是開放式的，他們協議的戀愛關系要保持各自獨立，要永遠坦誠，不欺騙彼此，他們像老夫老妻，又像熱戀中的小情侶，即便在薩特的最後十年裡，兩個人之間依然是溫情中伴随着“調侃”，讓人讀了不免笑着說上一句——原來你是這樣的薩特。

波伏瓦在《告别的儀式》中寫過這樣一個小細節，很是有趣，笑過之後卻是一聲歎息，雖然是“他在鬧，她在笑”，卻不難看出那時薩特的脆弱和波伏瓦的失落：

薩特邁着小碎步和我走了很長時間，又一次問我：“身邊有個走得這麼慢的小朋友，您不煩嗎？”我說不煩。這是真心話，他能散步，我就夠高興的了。

她的高興來的似乎太過簡單，隻求他還能散步足矣。

因為這位思想上的巨人在晚年之時，被種種疾病纏身，高血壓、腦損傷、尿毒症，甚至讓他一度失去意識，他的右眼是早就失明的，而僅剩的那隻左眼的視力也下降到幾乎失明，他無法再繼續進行文學創作，“我想我完不成《福樓拜》了”，這讓他沮喪和焦慮。但他的思想依然活躍，在波伏瓦的建議之下，兩個人将他們之間的對話用錄音的形式記錄了下來，再加上波伏瓦的日記、友人的筆錄和口述，被波伏瓦一起整理下來，才有了《告别的儀式》。

《告别的儀式》記錄了從1970年到1980年的薩特，65歲之後的薩特逐漸被健康侵蝕，卻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去思考，這位“新知識分子”的社會活動依然十分精彩。當一個哲學家去審視自己的生死，那麼就不僅僅是對自己一生的簡單回顧了，那其中對于文學、哲學、自由等等的深刻思考，才是最大看點。

波伏瓦說：“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這已經很美好了”，她和薩特之間，其實在事業和生活中都是相互成就的。

和加缪之間的友誼小船，說翻就翻

薩特的百科介紹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人物關系中，除了有女友西蒙娜·德·波伏瓦，竟然還有“對手”一欄，而那裡，赫然寫着阿爾貝·加缪。

其實薩特和加缪之間的“對手”關系，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兩個人一開始無論從文學還是思想上，并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一對至交好友，他們同樣地熱愛着文學和哲學，更是同樣都是存在主義大師。

薩特曾經高度贊揚加缪的《局外人》：

“沒有一處多餘的細節，也沒有一個細節未在下文得到返顧并用于論證。當我們掩卷的時候，我們認識到這個故事不可能有其他結局。……《局外人》是一部經典，一部嚴謹的作品，它寫的是荒謬，又返回荒謬。”

可是恰恰就是因為他們這看似共同之處的“存在主義”，讓兩個人産生了無法調和的分歧，從而結束了他們十年的友誼，轉為對立。

說到薩特往往都會提及加缪，以及他們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愛恨情仇。這一對好友兼對手之間的争論，幾十年來在哲學界都是一個很大的議題，至于誰對誰錯？我一個“局外人”更是無從置喙的，同樣作為存在主義大師，他們都認為這個世界是荒誕的，熟悉薩特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

但他們的分歧點就在這個“荒誕”之上，而加缪的《反抗者》的發表隻是一個導火索，二人觀點不同，矛盾的爆發隻是早晚的關系。

加缪的荒誕實則是一種“荒謬”和對抗，是人與世界的對抗，也是一種純粹的反抗，在加缪看來，真正的反叛并不是去追求一種願景，而是對不可接受的現狀發起反抗，面對無法擺脫的荒誕，要去正視并與其鬥争，這種觀點在他的代表作《局外人》也可見端倪。

所以他說“看到生活的荒誕，這還不能成為目的，而僅僅是個起點。這是一個真理，幾乎所有的偉大思想都由此起步。令人感興趣的不是發現，而是人從其中引出的結論和行動準則”。

而薩特呢，他認為“他人即地獄”，存在本身就是荒誕的，因為存在不受意識控制，更沒有誰能決定，而哲學的根本問題應該是人的問題，人有主張、有願景、有理想，有着掌控自己的自由，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但人生存在一個不可控的世界，這是這個世界的荒誕之處。

在《告别的儀式》中，波伏瓦也記錄下他說的這樣一句話：“我的存在是一個主觀而深刻的事實，它超越了一切可以言說的事物，無法歸類。”

這是他存在主義的内核，他的“反抗”是積極、現實且自由的，這一觀點在他的《存在與虛無》中有詳細闡述——“人不是别的，隻是他自己所造就的東西，這就是存在主義的第一原理”。

薩特與加缪的對抗一度越演越烈，他怒斥加缪“哲學的無能”，加缪則回擊：“我已經厭倦了那些隻持有曆史觀點批判的人”，兩人之間的火藥味幾乎讓人們忘了他們曾經也有過對彼此的真誠的贊美和友誼。

薩特說，“說到底，寫作，就意味着寫完美的東西。隻有以完美為目的才會讓人産生寫作的願望”，他以完美為目的去寫作，以完美為目的去思考，而波伏瓦用十年來記錄下他的完美與不完美，波伏瓦說，是薩特的死把他們分開了，她不舍地躺在他的屍身旁邊陪伴，大概正是因為如此的深情，讓《告别的儀式》帶給我們的不隻是兩個哲學家之間的思想碰撞和學術交談，更多地是他們一點一滴的真實生活，是一種細水長流的脈脈溫情，波伏瓦說，“這是我的第一本——也許是唯一一本——您不會在交付印刷前讀到的書。整本書都是為您寫的，卻和您無關。”

為您而寫，卻和您無關，唯我願耳。

“薩特要去睡了，上樓時，從突懸在我工作室上方的陽台處傳來他哼歌兒的聲音：“我不願給我的海狸添一點兒負擔，哪怕一點點……”

我被深深地打動了。”

而我，也被深深打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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