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中的四字格成語遠超一般的“詞彙”範疇，具有鮮明的“微型文本”特征，也暗合了俄羅斯語言學家邦達列托夫的論斷——熟語是民族語言中“最小的詩意語言單位”。

　　熟語是一種廣泛存在于各民族語言中的典型語言單位，以四字格成語為代表的漢語熟語更是中國語言文化極為珍貴的瑰寶。由于漢語句法的“彈性建構”特征，四字格成語幾乎可以在文本中發揮所有的句法功能；而在無數可斷可連的漢語流水小句之中，四字格成語也可發揮非常豐富的表意功能。顯然，漢語中的四字格成語遠超一般的“詞彙”範疇，具有鮮明的“微型文本”特征，也暗合了俄羅斯語言學家邦達列托夫的論斷——熟語是民族語言中“最小的詩意語言單位”。

　　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

　　對于漢語成語“文本性”特征的探讨，需要将其置于更廣泛的語言學理論發展背景之中。20世紀以來現代語言學中不斷發展的“文本”理論，為今天的漢語成語研究提供了豐富的養分。

　　“文本”是現代語言學的核心概念之一。索緒爾開啟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文本觀”。與傳統的曆史比較語言學不同，結構主義範式重視語言的構成規律，強調對于語言系統内部的“靜态”研究；這也使得探讨文本的“内在結構”及其“整體—部分”的語義關系成為可能。俄國理論家巴赫金則提出了“超語言學”概念，首次将“話語”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将文本中被符号化、定型化的“情境框架”與個人話語的交際意圖相結合，為“文本”研究加入了“語用”維度。後現代思潮則為“文本”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拉康、福柯、巴爾特、克裡斯蒂娃、德裡達等學者發展的後結構主義理論中，文本被闡釋為一種“能指”和“所指”之間複雜的符号互動關系，對文本意義的解讀也随之從靜态走向動态。

　　“文本”理論的變遷，為考察漢語成語作為“微型文本”的表意體系及其當代特征，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和闡釋空間。比如，後結構主義關于“能指”“所指”關系的思考，可幫助研究者将“浮動的能指”等概念引入成語研究領域。所謂“浮動的能指”，強調符号與其所指對象之間呈現出的一種流動、浮動、不穩定的指涉狀态。這一概念放大了“能指”與“所指”關系的任意性、偶然性，也因此解構了成語“内在結構”的确定性。

　　在此基礎上，一些國外學者如謝緬年科曾提出，熟語在交際過程中具有多層次的語義結構，涉及語言符号、文本内容以及文化意義之間的複雜編碼—解碼機制。這賦予了熟語（包括漢語成語）的“内在結構”以極大的闡釋、重構空間——其在交際過程中并不是機械、線性地被納入話語之中，而是“溶解”于整體話語文本的意義與動機中，與話語整體産生複雜語義互動，從而獲得極強的表意潛力。

　　從“文本性”特征看漢語成語

　　國外熟語學者的“文本”視角為漢語成語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四字格成語在形成過程中具有高度的凝練性和概括性，包含了極為豐富的隐藏在表層語義之下的“内在結構”。“微小的形式”與“巨大的文本容量”之間的鮮明反差，構築了四字格成語鮮明的文本特性。在下文中，筆者将從“互文性”和“召喚結構”兩方面淺析漢語成語的“文本性”特征。

　　成語有高度的廣義互文性。在克裡斯蒂娃的理論中，文本是不斷轉化與生産的動态研究對象。“互文性”産生于主體文本和接受文本之間的對話，新的文本是對于前在文本的各種引用、拼貼、吸收與變形。在“互文性”概念提出之後，“以文本解釋文本”的可能性變為現實，而這裡的文本并不局限于文學文本。作為後現代影響最為深遠的文本理論，“互文性”理論為漢語成語的研究帶來了全新的角度。例如，如今在成語學界的成語“語義場”研究，作為将詞彙學語義場理論引入成語研究的非常有價值的嘗試，将具有語義聯系的成語分類、聚合、研究。以語義場為基礎，漢語成語之間能夠建立起廣泛的文本聯系，形成一個互文互現的成語文本網絡，這反映出漢語成語文本的顯性“互文”特征。而從更廣義的視角來理解成語的“互文性”無疑更具價值：“互文性”将文本與外部文化、曆史環境相聯系的特性，恰恰完美地适用于中國成語這一與中華民族曆史傳統、民族文化、民族思維密切相關的微型文本。事實上，從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成語不僅僅是古代中國語言文化的縮影，它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可以使其被定義為整個中華文化和民族價值的最佳語言載體。

　　成語作為一種“召喚結構”。“召喚結構”這一理論最初由德國文藝理論家伊賽爾提出，他認為文本中存在着“空白”與“否定”點，需要讀者的介入、填充，使得文本的内容得以完善，并且被讀者所理解。由此，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調取之前閱讀經驗中的文本背景，對于新的閱讀活動進行填充，從而重新建構自己的文本體系。這就構成了“遊移視點”，它使得閱讀活動成為發生在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活動。在這一意義上，文本作為人們認識的對象具有開放性，其意義存在着多種解釋的可能性，永遠都不可能窮盡。漢語成語作為一種微型文本，它的特點就是高度的凝練；由于漢語本身的“形式彈性”與“功能彈性”特征，四字格成語在形成過程中就廣泛存在着語義、語法單位的缺失與省略現象。這樣的結構使得漢語成語相比于其他文本來說，擁有更多的“空白”與“否定”點。雖然在成語的詞彙化過程中，其語義多數早已固定下來，但是成語的這種特點給了它被重新解讀的極大空間。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當代語境中，成語的使用存在大量的有意誤用現象，并且在互聯網時代廣泛運用于網絡語言中。今天，有意錯用、誤用成語以表達特定語義、情緒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并且越來越多口語化的四字格“類成語”不斷湧現，逐漸成為一種頗具典型性的文化現象。而這一文化現象的出現，與四字格成語的“召喚結構”這一特征是密切相關的。

　　以四字格為典型特征的漢語成語，從古至今、從古籍到當代急劇發展變化的漢語口語，在中國的語言體系中都占據着極為重要的地位。從文化語言學的視角出發，将漢語四字格成語作為一個文化突顯語言單位和文本單位進行論證，涉及研究視角和研究路徑的創新，需要紮實的理論論證和實證分析。廣泛借鑒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将為中國本土成語文化研究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外國語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葛靜深 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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