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李晨陽 見習記者 孟淩霄

王佳偉身上有種同齡科研人罕見的“松弛感”。

他在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的個人主頁上，沒放西裝革履的證件照，隻有穿着淺色棉質T恤的年輕面孔，右手托着下巴，沖屏幕前的你微笑。一束光斜斜打在臉上，你能立刻捕捉到他的“提綱”：兩隻星目，一粒虎牙。

王佳偉

在他的字典裡沒有“996”“007”，也沒有“内卷”。他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學校再上班，傍晚把孩子接回家裡，自己也就順理成章地下班了。掐指一算，他在辦公室的時間似乎比孩子的在校時間還少一點點。獲得300萬元獎金的“科學探索獎”後，他戲谑地一笑：“那就更不用在實驗室加班了，不是嗎？”

這個不肯内卷的人說：“我覺得沒必要那麼拼命，科研歸根結底還是靠想法。”而他研究的那些問題，看上去的确“很有想法”。

王佳偉關注的科學問題是植物的年齡。在實驗室裡，草本植物拟南芥從萌芽到種子成熟，隻需要短短8個星期。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瑞典，世界上最長壽的歐洲雲杉已經9500歲，見證了人類文明發展史。

為什麼有的物種朝生暮死，有的生靈天長地久？為什麼年齡不可逆，不能返老還童？都說“歲月催人老”，可讓我們老去的真是時間嗎？

研究結果出來的時候，他開心得不得了：“原來答案這麼簡單，是我們想得太複雜了。”

王佳偉的實驗室成員

方生方死：植物“永生”的秘密

王佳偉挺喜歡“科學探索獎”這個名字。因為“探索”兩個字暗含着某種冒險精神。“大多數科學獎項，主要是認可一個人過去的工作。而這個獎似乎在鼓勵大家做一些前所未有的，甚至有些‘風險’的研究。”

在“科學探索獎”的終審答辯會上，王佳偉沒有過多彙報過往成果，而是講了講自己在做什麼工作，以及對未來研究方向的憧憬和創想。他講得很投入，以至于獲獎後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他說比起300萬元獎金來，這種跟其他科研同行暢所欲言、盡情交流的情境更讓他陶醉。

在這裡，他再一次講起自己“職業生涯裡最好”的工作——植物年齡不可逆的研究。

王佳偉記不清有多少次，在實驗室裡觀察一株拟南芥從發芽、舒展到枯萎的過程——這是世界上第一種基因組被完整測序的植物，也是王佳偉最常用到的模式生物。拟南芥僅有8周的“濃縮”生命周期，讓科學家能用最短的時間一窺天機。

此前的研究已經證明，包括植物在内的很多生物，都有一個通用的年齡分子标記——miR156。miR156在幼苗中的含量很高，随着植物生長成熟，含量則會逐漸下降。如果過量表達miR156，會讓植物停留在幼态，而降低miR156的活性，則會讓植物早熟。

那麼miR156的含量是依據什麼在變化呢？對這個問題的探索，很多人從一開始就繞了彎路。最初，大家想當然地認為，衰老是随着時間發展的。因為有太多因素受到時間的調控，問題不可避免變得複雜起來。

在王佳偉的預期裡，他們會得到一個繁瑣的機制鍊條：“時間”調控了A——A調控了B——B調控了C……X調控了miR156……海量的數據，千絲萬縷的聯結和無窮的可能性，一度讓這個團隊困頓不前。

直到在一次集體讨論中，有人靈光一現：這個過程會不會跟時間沒有關系呢？這次，他們不再與時間較勁，而是直接把拟南芥放置在低溫環境下，然後發現這株植物的生長停止了。換言之，它不再老化。

“這就是答案！”他們證明，miR156的含量與植物的絕對年齡（即絕對時間）無關，但會随着每一次細胞分裂而不可逆地下降。也就是說，生命不是随着時間流逝的，而是在一次次細胞分裂的過程中，走向不可避免的，程序性的衰老和死亡。

這個發現，讓王佳偉瞬間想到了惠子，就是那位喜歡和莊子鬥嘴的古代哲學家。他在“曆物十事”中有一句名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陽升至中天，也是西斜的開始；生命呱呱墜地一刻，就已經在走向死亡。

一粒種子，一顆受精卵，經由細胞分裂，生長、發育、成熟、繁衍。但與此同時，細胞的每一次分裂，也都在奏響通往死亡的序曲。

“大道至簡。科學最美的時候，就是最簡單的，也是與哲學最接近的。”王佳偉每次講到這個研究，都會再一次被其中蘊含的美與悲哀所震撼。

既然生物是這樣“方生方死”的，那為什麼有些植物看起來能無休無止地活下去呢？世界上最長壽的那棵歐洲雲杉，已經9500歲；北非加納利群島上的龍血樹也有8000歲；加利福尼亞州的狐尾松壽命能達到4700歲……它們“蒼老”到連年輪都無法注釋，隻有通過碳14方法才能測算出高壽幾何；但它們又依然“年輕”，照舊在每一個春天裡綻放新綠。

王佳偉團隊繼續追問這個問題，他們發現很多樹在春天到來時，會從靠近根部的地方滋生很多新生的枝條。這些枝條是“幼态化”的，也就是說，哪怕曆經滄桑的千年古樹，也能不斷分蘖出如同初生嬰兒般的幼枝。

“這在動物身上是不可想象的。”王佳偉說。他們推測，在那些長壽的植物身上，既有不斷分裂的細胞，讓它展現出春生夏長秋落冬枯的節序；也有一些長期靜止的細胞，讓它們仿佛被歲月遺忘了一般，天長日久地活下去。

除此之外，植物還有其他讓動物望塵莫及的“天賦”。有人曾在西藏林芝的百裡桃林給一株桃樹做了體檢，發現這棵桃樹活了400多年，體内卻隻有300多個突變——突變率極低。相比之下，人類隻要活到4、50歲，基因突變就會大幅增加，随之帶來癌變等種種風險。

這樣看來，研究植物長生的秘密，似乎也有助于延長人類的壽命。

“理論上是這樣的。”王佳偉說。研究植物的突變率為何如此之低，然後去探索怎麼降低人體的突變率——邏輯水到渠成。但他又說：“可我不願意這麼做。為什麼要長生不老呢？地球可容納不下這麼多‘不老不死’的人類。”

“人嘛，活個差不多就行了。在有限的時間裡，過得開心一些就好。”在這個問題上，王佳偉的科學觀與人生觀又合流了。

“無用”之用：科學最迷人的地方

須彌芥

所以，王佳偉的科研工作“有用”嗎？

一些工作還是有應用前景的：他們為水稻根系繪制的單細胞圖譜，為未來通過人工定制根系來提升營養吸收奠定了基礎；他們在探索把一年生的作物改造為多年生作物，比如多年生的油菜，不需要每年播種，就可以連年收獲；他們試圖縮短果樹的童期，從而提升育種效率，盡快收獲果實……

他們還建立了兩種多年生的模式植物——須彌芥和糖芥，讓更多科研團隊可以探索那些一年生植物無法解答的問題。

小花糖芥

但王佳偉并不喜歡被人問：“你做這些有用嗎？”

“幸好我們單位的領導從來不問這個問題，不然就‘完蛋’了。”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既是他的母校，也是他現在工作的地方。這裡鼓勵自由探索式的研究，“至少我從來沒有因為錢不夠或者領導不支持等問題，無法開展自己想做的工作。”

在這個足夠自由的空間裡，王佳偉的大腦愈發天馬行空。其中一個想法，他甚至沒敢在“科學探索獎”的答辯會上提起。

“我想把草變成樹，把樹變成草。嘩——就像變魔術一樣，楊樹就成了‘楊草’！”他臉上又泛起那種振奮中帶點調皮的神色。

“我估計，把樹變成草比較簡單，把草變成樹則比較難。”他認真地分析着，“大家普遍認為，在進化史上，是先有木本植物，後有草本植物，把樹變成草，大概要去掉一些基因，而把草變成樹，則需要把那些基因找回來，難度完全不一樣。”

隻要沒有人問出那句煞風景的“這有什麼用？”，王佳偉就能沉浸在這個迷人的世界裡，滔滔不絕地講下去。

如果有人問了，他會這樣回答：“CRISPR發現之初，人們也沒想到它會成為全球通用的基因編輯工具。沒有計劃、充滿偶遇，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這就是自由探索的魅力。”

在王佳偉看來，目前國内的科研工作，更多是在别人建造的房子裡“搞裝修”：“什麼時候，我們中國人能平地起高樓，把房子建好了，讓外國人進來裝修，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多，我們的科技事業就真的騰飛了。”

令他欣慰的是，在整個答辯過程中，“科學探索獎”的評委都沒有問他：“這有什麼用？”

評委們知道，那些乍看之下似乎“無用”的工作，正拓展着人類對世界的認知邊界，誰也不敢說，哪項“無用”的研究，會在未來時代迸發出令人驚歎的“大用”。

拒絕内卷：“松弛感”裡自有哲學

全民“内卷”的時代，王佳偉幾乎是個異類。盡管他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斷迎難而上，但更多情況下，他幾乎總是順意而為，從不為難自己。

1995年填報高考志願時，他的分數可以報上海交通大學的所有專業，但他沒有去追當年的熱點專業，而是全憑興趣選擇了生物學。考研的時候，他又果斷報考了植物科學方向，原因也非常簡單——“不敢殺生”。

在實驗室以外，王佳偉相當享受做一個“生活”的人。得知獲得“科學探索獎”後，他第一時間把好消息告訴太太，想晚上“吃得好一點”，但太太已經燒好飯了，隻好作罷。至少在餐桌上，這隻是平平無奇的一天。

發了頂刊也好，得了大獎也罷，他依然和往常一樣，每天傍晚六點多下班，帶頭回家“過生活”。每月可能隻有一兩次，需要參加跨時區的線上會議時，才會留在實驗室加班。在家裡，他有太多事要做：給三隻“貓祖宗”鏟屎，其中一隻還是收養的流浪貓；每天都負責洗碗，還堅決不買洗碗機，生怕“不能突出我對家庭的貢獻”。

王佳偉的貓

為家庭作“貢獻”之餘，他常常讀中國古代的哲學經典。時間倒退20多年，王佳偉絕對想不到，高考語文隻拿了100分（滿分150分）的自己，日後會從植物時序中讀出老莊哲學。也許睡前讀《齊物論》，和在實驗室觀察拟南芥一樣，都能幫助一位科學家接近真理。

王佳偉似乎從不在意花了多少時間在科研上，既不焦慮，也不标榜。

他喜歡講自己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博後期間的見聞。在那裡，一流科學家們用于聊天和讨論的時間比做實驗的時間還長。

一名印度來的博士後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此人每天上午10點多才到實驗室，到了之後也不立刻開始辦公，而是端杯咖啡，從實驗室最東邊慢慢悠悠晃到最西邊，和每位科學家“閑聊”。等到咖啡喝完了，也就到了午飯時間。

“好家夥，來了一上午，還沒開始做實驗呢！”在當時的王佳偉看來，這位“老印”的時間管理完全不可理喻。像這裡許多勤奮的東亞科學家一樣，王佳偉每天在實驗室埋頭苦幹十幾個小時，希望做出更多成果來。

一段時間後，王佳偉發現“老印”的文章居然發得不錯，仔細一看，這些文章不少都帶着當初“閑聊”的影子。他意識到，太過忙碌的自己，反倒很少暫停下來，去思考真正重要的問題。

如今作為導師，王佳偉更珍視與學生讨論的時刻。他自己的辦公室沒安飲水機，每次去學生們的休息室打水，遇到誰，就和誰聊聊手頭的工作。許多電光石火的靈感，就誕生于這間小小的休息室。

“你會意識到，偉大的發現往往迸發于不經意的時刻。”

一身“松弛感”的王佳偉，并不會常常把“熱愛”“理想”“追求”這些詞挂在嘴邊。相比之下，他更喜歡用“享受”“靈感”“美”這樣的詞彙。

“事先規劃好的東西，總是比不上意外闖進腦海的東西那麼美麗。”

“我想我們需要更多地去享受科研，我們有這樣好的條件，應該去做一些别人想不到，不敢做的事情。哪怕失敗，我也甯可光榮地失敗。”

莊周在《逍遙遊》裡寫過一棵叫“樗”的大樹，惠子說它“不中繩墨”“不中規矩”，而莊子則說，何不把這棵樹種在廣闊無邊的曠野上，然後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樹旁，逍遙自在地躺卧于樹下呢？

這或許是一種美麗的巧合。王佳偉喜歡讀的莊子和惠子，通過一棵樹來辯論“無用之用”的哲學；而他自己，則在無數草木的生死枯榮間，在“無用”與“大用”之間，探索着生命意味深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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