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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裡有一篇“鄭伯克段于鄢”，講述鄭莊公和他的母親姜氏及弟弟共叔段之間的恩怨。這件事情發生在公元前722的鄭國，事情的起因是鄭武公的妻子姜氏在生長子鄭莊公的時候因為難産差點丢了性命，于是就不喜歡鄭莊公這個兒子而寵愛小兒子共叔段。

如果僅僅是偏愛某一個兒子倒也沒有什麼不正常，兒女多了總有特别喜歡的，有所偏向在所難免。但母親姜氏可不是簡單的喜歡這一個不喜歡那一個那麼單純，而是親自策劃并協助小兒子去謀取大兒子鄭莊公國君的位子，欲除掉大兒子而後快。這就遠遠超出了一個母親懿德了。

都是兒子，有所偏愛不算什麼，但策動一個兒子去戕害另一個兒子這就不是一般的偏愛，而是喪心病狂，歇斯底裡。兒子可能不招母親喜歡，但母親一定不會傷害兒子，這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寤生”不是兒子的錯，因為“寤生”而痛恨自己的兒子，這樣的母親恐怕也絕無僅有。

在姜氏幫助小兒子共叔段謀奪長子鄭莊公國君的位子失敗之後，莊公還是寬宥了自己的母親，雖然他很生氣，曾一度發誓“不及黃泉無相見”。應該說，鄭莊公得以保全自己性命，靠的是自己的聰明才智，而不是母親姜氏的仁慈。從這一細節上看，莊公是在維護自己的權益，并沒有傷害母親和弟弟。

但問題是，莊公從一開始就知道姜氏和弟弟的心思及陰謀，卻遲遲不予揭穿制止，這樣一來就有了蓄意而為之的動機和目的，是故意讓母親和弟弟犯上作亂而自取滅亡，還是礙于親情面子不好直接幹預，這就要看讀者的揣摩分析了。立場與角度不同，所得出的結論可能不盡相同，見仁見智在所難免。

作者的高明之處也正在于此。他們沒有給出明确的指向性，也沒有以自己的傾向性來暗示誤導任何讀者，隻是做了客觀性的記錄描述，把事件呈現給讀者，是非曲直任憑閱讀者體會揣摩領悟。直叙其事不置可否，這不是耍滑頭而是秉持客觀，取其中正。至于莊公兄弟母子之間誰是誰非，一切都得從事情的原委和過程裡面追尋，作者什麼都說了，卻又什麼都沒有說。

事實上作者也不能說，不便說，因為這會涉及到叙述的客觀性和公允性的問題。筆者的主觀導向摻入進去了，情感的天平就有了偏頗，誤導甚至混淆了是非視聽就在所難免。這對史傳作品而言肯定是個硬傷，會削弱他的公允公正的價值。任何叙述者所占有的角度也都是個人的視角，也都有局限性和遮蔽，如果一定要摻入主觀傾向性，則一定會失之偏頗，誤導讀者，從而失去曆史的價值。

叙事者沒有臧否任何一方，擡出颍考叔來的目的也是意在用事實說話，拿颍考叔這面鏡子來透視一下鄭莊公，什麼都沒有說卻又什麼都說了。個中的意味因人而已，角度不同，立場不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理念，誰都可以說出自己的道理來，也都能找到自己的理解。

這就是“春秋筆法”的妙處。妙就妙在它的彈性，它的蘊藉性。後人所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餘味曲包”的藝術韻味全都呈現在這裡了。說到叙事的藝術，叙述的技巧，恐怕這種“春秋筆法”就是源頭活水了。

換一個角度看，這又不僅僅是叙述的藝術和技巧，也是一種人格風範的呈現。不将個人的一得之見強加于人，不以自己的立場情緒綁架别人、誤導别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卻又還别人以自由，讓人家自己去見仁見智，這是一種風度，一種雍容大度的品格趣味。中國文化的内斂、謙和、包容之秉性可見一斑。

是文化的秉性，也是人生的智慧，西周時代醞釀起來的文化秉性裡，實際上已經蘊藏着非常豐富的哲學思想，内斂、謙和、包容就是其中之一，記錄的是曆史，叙述的是文化，展示的是智慧，呈現的是藝術。

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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