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以來，北京城一直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但這塊萬民仰望之地的起源曆史，卻一直說不清辨不明，迄今還争議不斷。

随着現代考古學的興起，地下文物不斷地“挺身而出”，在印證曆史之餘，卻也帶來新的問題，而中國豐富的文獻史料，對北京城起源的衆多記載，又成為幸福的煩惱。那麼，北京城的源頭到底在什麼地方呢？

上個世紀，在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鎮董家林村，考古發現了“琉璃河遺址”，一處集城址、宮殿區和諸侯墓地同時并存的遺址。由于琉璃河遺址出土的文字内容可與史料印證，所以這個遺址相關背景比較清晰。

1974年，在琉璃河遺址253号墓出土一件青銅器——堇鼎（見下圖），鼎腹内壁鑄有銘文4行26字，即“匽（燕）侯令堇饴（頤）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賞堇貝，用乍（作）大子癸寶 。仲。”其中，宗周城就是鎬京，成周城就是洛陽，大保就是太保，也就是周初召公奭。也就是說，燕侯命令臣子“堇”到鎬京給召公奭獻食物，“堇”得到召公奭的賞賜，于是“堇”造鼎紀念，堇鼎毫無疑問的造于西周初期。

根據史料記載，武王克殷之後分封天下，首封姜子牙于齊地，之後冊封了宗親功勳，其中将召公奭封在了燕地。由于召公要在朝中處理政務，所以就派他兒子管理封國。毋庸置疑，琉璃河遺址就是周初燕國都城，距今大約3040年。

值得一提的是，周武王可能沒有将召公奭封在北燕，原因在于他已經封召公奭在“召”地，恰如古人質疑魯國時說，武王已經封周公在“周”地，不可能再冊封他在魯地，給予雙重封賞，而史料中也的确存在周成王首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魯的記載，因此極有可能是周成王封召公奭之子于燕。當然，這都是一些缺乏證據的猜測，如今還是以正史記載為準。

前些年，首都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名為“鼎天鬲地·北京從這裡開始”的主題展，不論是展覽的主題還是展陳的内容，都在明确地告訴人們：北京城的起源，就在房山琉璃河。

不過，史料中卻還有另外的起源記載，更重要的是也有一些考古發現，這就讓北京城的起源問題變得撲朔迷離了起來。

《禮記·樂記》與《韓詩外傳》中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jì）。”周武王打赢牧野之戰後，還沒來得及下車子，就立即将黃帝後人封在了“薊”。北魏涿州人郦道元《水經注》中記載，周武王所封黃帝後人的“薊”，即為漢代廣陽國的薊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郦道元還特别強調：“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可見，周朝滅商之後，武王沒有将黃帝後代冊封在我們熟知的黃帝故裡陝西，而是封在了北京地區。

其實，黃帝曾在涿鹿（今河北張家口，緊鄰北京）一帶與蚩尤大戰，北京地區又有不少黃帝廟等遺迹，另外史書記載五帝中的颛顼、帝舜都城在河南北部濮陽，說明黃帝可能并不在陝西而在河北、河南、山西一帶活動，這些地方距離北京都不算太過遙遠，因此周武王封黃帝後人為薊城之君，道理上說得通。

也就是說，周武王在北京地區分封了兩個諸侯，先封黃帝後人于薊，再封召公奭于燕，黃帝後人得封要比召公奭早了一段時間，由此薊城的建造時間可能要比琉璃河遺址早了一些。問題在于，黃帝後人被封于“薊”之後，會在什麼地方築城呢？

上世紀50年代，在北京廣安門南出土了一些饕餮紋半瓦當，這種高規格的建築材料引起了學者們的高度重視，地下必然存在一個高規格的古代遺址，極有可能就是燕上都——薊城。1972年，在和平門外又發現了饕餮紋半瓦當，同時出土了戰國時期的燕明刀貨币和細繩紋陶片，因此基本可以判斷燕上都薊城就在此地。後來，通過密集的先秦水井分布，證明此地人煙稠密，最終基本确定薊城位置在北京宣武門至和平門一帶。

郦道元特别強調的“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而在北京西便門外白雲觀的西邊，有一座大土丘，而大土丘上的确有遺址，上面不僅有漢代城牆，還有戰國古井，古井裡還挖出一件刻有“魝”（通“薊”）字的陶罐。在陶器上印上産地的名字，這是戰國時期普遍的習慣，因此燕國上都薊城就在北京。

對于薊丘以及周邊考古發現，當時報告寫到：“這足以證明戰國燕國的上都薊城，以至于上溯到西周、商代的薊城，就在白雲觀以西的‘薊丘’附近。”也就是說，一方面可以确定燕國上都薊城就在北京，一方面薊城曆史可能更悠久，乃至可以追溯到商代，“薊”和“燕”可能都是北京地區兩個自然生長的邦國，有着各自簡陋的都城，是商朝在北方的屏障。

那麼，黃帝後人是不是在薊丘附近築城？或者說，在商代時早已存在薊城，周武王将黃帝後代封在這裡，并不是給他一片荒蕪之地，而是給了他一座邊疆小城？

在北京西二環，廣安門附近的濱河公園裡，巍峨的“薊城紀念柱”（見下圖）矗立在此已有20年。紀念柱頂端雕刻着四行曆史地理學家侯仁之院士所寫的字：“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這句話的意思是，北京始于周朝的薊城，也就是周武王封黃帝後人于“薊”，而不是琉璃河遺址的燕都。也就是說：薊，就在現今的廣安門附近，是北京城的起源，黃帝後人的都城，甚至這座城在商朝已經存在；燕，在房山琉璃河，屬于周初燕國建造的都城，比薊城要晚一些。

在《論北京建城之始》中，侯仁之指出：“早在有文字記載前，在北京最初的城址上，已經有一個居民點的存在，位置在今廣安門以西至蓮花池之間。殷商時代，從今安陽附近的殷都（即殷墟）北上，直到北京的原始聚落之間已逐漸形成一條南北大道。這當時也是華北大平原上南北之間唯一可以通行無阻的大道。”

總之，從文獻上來看，薊城年代要早一些，問題在于如今缺少有力的文物證據。

除此之外，北京起源還有兩種說法：一是黃帝創建的“涿鹿之邑”，大概在今天的北京延慶區；二是帝堯時代的“幽都”，《尚書·堯典》中說“（帝堯）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而古代稱北京地區又叫幽州，因此五帝時的幽都極有可能就是北京城的起源，可見《史記》中說武王克殷後立即封帝堯後人于薊，也并非空穴來風。

總而言之，關于北京城的起源，如今看來大約有五個說法，即周初薊城說、周初燕都說、商代“薊”和“燕”兩國說、黃帝涿鹿之邑說、帝堯幽都說。不過，真相究竟是哪一個，如今還沒有定論，隻能期待未來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了。

參考資料：《薊城考古拾零》、《北京城起源地究竟在哪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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