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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廣義的科學領域想象成一張地圖，那它就在日漸清晰，不斷擴大。

越來越多的科學家，站到了這張“地圖”上，不同國籍、膚色、性别，他們的分工在細化。慢慢地，每一個科學家所掌握的世界都是一個越來越細的碎片。這張尺寸巨大、大過宇宙的“地圖”上，産生了裂縫，周邊是大量的留白。

但整個科學工作者群體，又試圖給人類一張完整的圖譜。于是，越來越多的人趴了上去，在“地圖”上填補、探索，他們是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

過去因為隻看到這群人的背影，大家習慣給他們一個标簽：“理工男”。

“你知道為什麼哆啦A夢的竹蜻蜓不可以實現嗎？”

38歲的陳征，撿起地上的車輪，站上一個活動的小圓台，他要試着“起飛”。一隻手握緊車輪的中心軸，另一隻手拿住輪胎邊，用力一撥，車輪呼啦啦地轉——“竹蜻蜓”有了。

他雙手将旋轉的車輪舉過頭頂，幾乎同時，圓台上站直的身體在頭頂的車輪帶動下，也轉動了起來。但車輪順時針地轉，陳征逆時針在轉。“竹蜻蜓”轉得越快，陳征就反方向跟着轉得越快。

不需要言語，道理便已清楚：如果“竹蜻蜓”是真的，哆啦A夢一定也會高空旋轉。它不可能像動畫片裡一樣平穩飛行，而有可能會暈。

“不能實現的原因，在于它隻有一個轉輪。這個原理叫作角動量守恒。” 陳征1米70高，身形挺直，人近中年，微微有了小腹，穿着粉紅色的Polo衫。他一邊舉着車輪在小圓台上緩慢旋轉，一邊亮聲地跟《南風窗》記者講解其中的原理。

類似的實驗，陳征每天都做，有的更簡單，有的複雜得多。他是北京交通大學物理演示與探索實驗室的一名大學物理老師，也是國内十餘檔電視節目的科學顧問，如今，在抖音發布了200多條泛科普短視頻之後，他有了十餘萬粉絲。

無論是小時候玩爸爸在工廠裡用的工具，還是成年後讀了光學博士，成為一名科學工作者，到現在在網絡上變得知名，陳征的愛玩，都是一以貫之的。愛“玩”，還愛帶别人一起“玩”。

2015年年底，央視的一位導演找到陳征，想請他“一起做個科學實驗節目”。陳征記得很清楚，那是一個下午，就在他如今與《南風窗》記者見面的同一間實驗室裡，也是這樣面對面坐着聊天。

“一起暢想嘛，吹大牛，我就大嘴一張，說我喜歡《流言終結者》（美國科普電視節目），就是太燒錢了。你想辦法搞一個億來，咱們搞一個中國版本。”說完之後握了手，就散了。

兩個月後，《加油！向未來》的節目組總導演楊志文找到他：“陳老師，咱們有一個億了，幹吧！”

陳征一下子樂了。“有人願意花錢請我玩，想玩什麼玩什麼，還能玩大的，為什麼不幹？”

但第一次去央視創造的辦公室開會，陳征就懵了。他不知道，别人開會都是一開開5個小時的。

科學工作者們做事一條順，講究八字方針——“條理清楚、目标明确”，可是這些文化傳媒工作者的策劃會好像是散的，話題随時跑出十萬八千裡，大家不斷閑扯，“嚴重沒效率，開的是個神仙會”。

而向來“愛玩”、腦子靈活的陳征，出了科學的圈子，來到一群文化人、傳媒人的面前，有時竟也顯得有點“木讷”。所謂“木讷”印象，背後有兩句話，一句是“這事咱也不懂，不能瞎說”，另一句是，“你什麼都不懂，跟你說也白說”。

用“空氣氣墊船”給校園裡的孩子們展示摩擦力的力量

事實上，如果把科學家看作一個職業的話，它的對象是自然，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而不是人與人的關系。如果不是為了要合作，科學家可以不跟人說話。

但合作，總是必要的。

進入《加油！向未來》節目組，陳征不得不與科學領域之外的人進行專業方面的接洽、合作，所以必須有一些改變。他也逐漸發現，自己過去的念頭，其實是有一些偏見的。“我嫌導演組不懂科學，人家可能還覺得我不懂觀衆。”

一次陳征提出來，要在《加油！向未來》節目中做凍結閃電的利希滕貝格圖形（束流樹）雕塑，這是一個陳征之前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的實驗。

在和欄目組以及科學團隊一起到處找支持條件，努力了2個月，終于實現時，陳征特别激動，拿着它就去跟節目組的領導說，這個東西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非常有價值，你們應該把它做成紀念品拿去賣。

“他們就看着我，特别客氣地跟我點頭”，陳征笑着說，“回憶起來自己好像個推銷員。但我不是那個意思。”這件事沒有下文。

陳征後來意識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如同神奇的煉丹爐，它會孕育、篩選、改變人的思想，包括審美方式。

科學家的生活方式，不怎麼為外界所知，甚至是被誤解。

6月11日早上8點，陳為為照例在北京理工大學5号樓等待他的學生，人到齊了就一起出發，去北京航天科工第四研究院（以下簡稱“航天四院”）。因為參與了航天四院的國防科研項目，他在那裡有一個120平方米的實驗室。

這是一條從二環内走到六環外的“出城科研”之路，曆時75分鐘，需要坐4趟地鐵。從2018年年初開始，幾乎每一個工作日，陳為為都會領着學生們在這條路上來回2趟，早8點“出城”，晚5點再“進城”。

因為反着人流，人越來越少，起先和大家站着擠，後面還有空把包裡的論文拿出來讀。“很多問題在地鐵上就解決了。”陳為為笑着說。

陳為為是北京理工大學材料學院副教授，大多數時間他都在實驗室裡，埋頭于外行人根本看不懂的課題研究。

一束碳纖維放在手心，像是一小縷頭發，大約2毫米寬。陳為為拿拇指和食指一挪，它們散開了。“這裡有3000根”，每根碳纖維的橫截面面積，是正常人類頭發絲的1/100左右。

而陳為為和他的學生們這三年來的主要工作，就是通過自主研發的機器，在每一根纖維的表面做塗層。纖維表面塗上各種材料之後，原本的屬性可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帶來意料之外的用處。

“用盡可能簡單的材料，去解決生活中的大問題”，是陳為為當一位材料學科學家的初衷。

談論初衷與理性，陳為為的神色輕松得多。他總是笑，說幾句話就有面部表情，皮膚也幹淨透亮，所以看上去比實際的37歲更年輕一些。

他不運動，不刷朋友圈，不認識任何當紅明星，隻有在陪孩子時才會去看電影，但不影響他同樣也是一個開朗的人。

“除了科研沒别的愛好。”陳為為這樣評價自己。自然地回憶起吃住在實驗室的學生歲月，陳為為覺得：“科研多少是有些競技性的。”因為總想把材料做得再好一點，做不出來可能就會睡不着覺。但有時候也不光是競技，“如果有成果了，至少我對得起國家，沒有浪費國家的資源”。

每天和陳為為一起“遷徙”的學生人數不定，最多時有七八個。而在這一天是常見的組合，2個，他的博士研究生蔔愛明，和碩士應屆畢業生張永福。

蔔愛明是一位90後女生，今年博二。她說：“讀博比碩士辛苦多了，白天要上班，晚上還得繼續學習。”她管這每天的“出城科研”叫“上班”。

今年9月，張永福會跟着陳為為繼續讀博。他告訴《南風窗》記者，自己讀博的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可以順利畢業”。這是個一旦被女生的目光掃到就會面露羞澀的男生，但在學術上有着明顯的自信心和企圖心。

“讀博很容易的。”在S1号線地鐵上，陳為為一邊看張永福的碩士畢業論文，一邊說。

這份自信是有底氣的。

陳為為在2009年入讀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花4個月做完了博士論文的實驗，1年半修完了博士學位，而當地普遍的博士修讀時長是3—4年。

他的博士論文發表之後，奧克蘭大學的科技孵化中心第一時間找到他，将他的專利投入産業，成立了一家公司，Cirrus Materials Science Ltd，至今仍在運營。幾個學弟、學妹，在陳為為的博士論文的思路啟發下，繼續在這一領域深化研究，各自又獲得了博士、碩士學位。

在他看來，科研這條路并不難。“讀博的時候，不要把攤子鋪得太大，找準方向，做精做尖，很容易就畢業了。”但科研要有成果，準備投入生産時，則“攤子一定要大，才能做起來。有了錢要先拿來買實驗器材，也要舍得發給學生們”。

陳為為告訴《南風窗》記者，他的實驗室，年底會再投幾百萬元在器材上，給學生每個月的補貼也一直在增加。但《南風窗》記者注意到，陳為為的手機，是一部vivo，正面和背面都有經年的磨損痕迹。

連續幾天見到蔔愛明，她都打了眼影和口紅。化妝是這位博士二年級女生的日常，盡管每天睜開眼就去實驗室、下班了再出來的科研生活裡，幾乎沒有機會見到陌生人，但女孩子的愛美天性仍舊是突出的。

蔔愛明對一些标簽不是很認同，比如“理工男”“女博士”。

“現在誰是書呆子啊？大家都挺活潑的，我們班，大家都愛玩。而且都是一直讀書上來的，也沒有人老。”這些年輕的科研人，一樣地看電影、逛街、打遊戲，他們還在實驗室裡玩。

最近很讓陳為為開心的一件事是，有位學生做纖維塗層做得累了，拿出銅絲來玩，“結果把銅絲做絕緣了”。說到這個，陳為為的眼睛一下子睜得圓圓的，放光，試圖向《南風窗》記者傳達這份驚喜。

陳為為的學生也會在實驗室做電火花成型，在闆子上刻出一些花樣來，玫瑰，或者女朋友的照片。“這個就沒什麼技術了，”陳為為說，“但看到别人開心，自己也難免跟着高興。”

蔔愛明入學2年來，每天面對着一束一束的碳纖維，給每一根做塗層，然後測試、反複改進，再測試。《南風窗》記者問她：“科研工作枯燥嗎？”蔔愛明說不枯燥，做這行就是因為愛這行。在送别時，蔔愛明對記者表達了關心：“我覺得你的生活好辛苦，在外要注意身體。”

就像航天四院嚴密看守的大門一樣，科學工作的一些“秘密屬性”，其實分布在各個行業。外行人探頭往裡看，看到自己和他們不同，總覺得“世界是分内外的”，但圍牆裡的人，其實覺得自己從未與世界分離過。

但不同的領域，是如何分工合作的呢？

現在，以“科學工作者”身份與世界碰撞了多年之後，陳征對于知識有了一個粗略的重新歸類和認識，“人類文明大抵可以分為三類：科學、文化、藝術。科學負責真，人文負責善，藝術負責美。科學不是全部的世界。”

重新認識，是因為父親的去世。

2016年年底，陳征與節目組不停地産生沖突，再不斷地解決。電視節目的工作還算順利，但代價是，這位中年科學家長期地熬夜，精神上也開始重新審視自己過去“唯科學論”的“科學教”信仰。同期，父親查出肝硬化晚期。

陳征的第一反應是去查文獻，他想知道一個問題：還有多久？一篇一篇地看，看了100多篇文獻之後，陳征非常絕望，因為所有的文獻裡都是寫，存活3個月的概率是多少，存活6個月的概率是多少。科學的本質是求真，所以不可能告訴他個體存活的準确概率，但作為兒子，陳征現在需要的隻是确定感。不确定，就會持續焦慮、痛苦。

陳征第一次意識到了，在真和确定之間的東西，也許需要人文、藝術、宗教，種種過去他完全看不上的知識，來填滿。

跨界之後，陳征在與外界的劇烈碰撞中，走出了“科學教”。而對陳為為這樣越鑽越深的科研工作者來說，他不關心自己身後有沒有教，是什麼教。他們都沒有教派，隻自認為是“人”。

畢竟科學家不是科學本身，科學是世界的一部分，但科學家是人，人的世界是相互聯通的。盡管人們各自有着信念，各自做着事，但退後一步看，大家都趴在同一張“地圖”上。

作者 | 本刊記者 何焰

編輯 | 李少威

排版 | F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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