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集團李秋喜董事長表示，《清明》詩因汾酒而興，名詩與名酒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曾有詩雲“并汾舊路滿光輝”，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諸多大文豪都曾遊并汾并寫過詩。汾就是汾州，也就是現在的汾陽，他們來汾陽的重要原因就是這裡的杏花村有好酒。汾酒因《清明》詩而名，此詩讓汾酒家喻戶曉，締造了汾酒的一次重要輝煌。為了銘記杜牧《清明》詩給汾酒帶來的偉大貢獻，汾酒集團将杜牧正式列為“汾酒十賢”之一，塑像立碑，永久紀念。

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發言時說，根據有關文獻記載，杜牧早年至少曾兩次遊曆汾州，而且在這裡寫了《清明》詩。從詩的意境來看，杜牧的情緒并不高，很有可能是想起了曾在此地做官的曾祖父，觸景生情“欲斷魂”。再從汾陽生産名酒的曆史看，杏花村遺址考古發現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時期就有先民在此進行原始釀酒器，其标志性酒器具就是杏花村遺址發掘的小口尖底甕。

考古發掘進一步證實這裡早在商代就已經有了比較發達的文化，在北朝時期更已經生産了上層皇室貴族飲用的“汾清”酒，并且成為宮廷貢酒，近代以來又多次獲得殊榮，特别是獲得了1915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最高獎——甲等大獎章，更是讓汾酒一舉馳名世界。汾陽杏花村汾酒不僅生産曆史長，而且連續不斷，又是國際名酒，得到盛唐時代偉大詩人杜牧創作的《清明》詩之垂青與贊美是自然無疑的。

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安介生發言時說，山西在唐代政治地理中具有關鍵性的地位與影響，并州地區在唐代實際上是與上京長安、東都洛陽共同構成了唐朝政治地理的樞紐地帶。唐代晉中地區的發展，與當時的水環境，改善及水利建設有着密切的關聯。太原三城依水為城，與水相依。而汾州在當地官員及百姓的努力建設下，同樣溝渠縱橫，水域生态良好。就地域環境的細節而言，唐詩中所提到的“汾陽花”、“杏葉鞍”以及汾州詩人薛能所作“杏花詩”，特别是唐代偉大詩人杜牧的《請明》詩，更能為汾酒以及杏花村早期曆史提供确鑿無疑、很有價值的史實依據。

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薛平栓發言時說，唐代文人大量的吟酒詩，不僅生動形像地反映了他們對于各種酒的消費情況，也極大地豐富了唐代的酒文化；文人吟誦美酒，對于唐代酒的生産與消費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杜牧早年遊曆山西時，在汾州寫下的《清明》詩，則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學者呂世宏發言時說，唐敬宗寶曆元年，杜牧二十三歲，朝中唐敬宗貪玩成性，東部地區河北三鎮割據，上黨劉悟也懷有二心，面對國家内憂外患，杜牧心急如焚。一方面寫了《阿房宮賦》希望勸谏唐敬宗，另一方面寫了《上澤潞劉司徒書》準備勸說劉悟統一河北三鎮。公元825年杜牧壯遊山西，仲春二月從長安出發東行洛陽，去潞州，勸說劉司徒不成功，北上遊太原府，南下并汾古道，寫下了《并州道中》《邊上聞笳三首》等詩歌，途徑汾州寫下了《清明》一詩。我經過三十多年的研究探讨，不論是從自然氣候、曆史區位、還是詩人杜牧創作清明詩時間等史證看，杜牧《清明》詩所指之處就是山西汾陽杏花村，且有大量翔實的依據可查。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曆史所研究員王賽時發言時說，汾酒是我國釀酒業中獨占鳌頭的古老品牌，早在北朝時期就已經享譽中華，至今仍然保持着國家級名酒的身份。曆代文人們對汾酒的偏愛以及對汾酒的頌揚，使得汾酒披上了其它名酒所沒有的光彩外衣。唐朝時期的汾酒名之曰“乾和酒”。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列出唐朝名酒17品，其中就提到“河東之乾和”。河東，泛指山西，具體釀造地點在汾陽。除了杜牧以《清明》詩贊美詩人汾酒的前身乾和酒外，其他大詩人也紛紛贊之，如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卷37《偶作寄朗之》就發出了“鬥醲乾釀酒”的吟唱。張籍則寫出“釀酒愛乾和” （詩見《全唐詩》卷384）的詩句。現存敦煌文書中有唐人王敷所著《茶酒論》，其中亦将“劑酒乾和”列為一代名醞。

首都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導王永平發言時說，1、否定杜牧是《清明》詩作者的做法是站不住腳的。陳寅恪考證《清明》詩時認為，它所描寫的氣候物象應當是中國北方的景色。2、1980年以前，杜牧詩實指汾陽杏花村沒有任何争議，1982年以後由于經濟利益作用，進而對其地望展開考證，并形成了激烈的争論。至于詩中所言的“杏花村”到底是虛指還是實指，我認為是實指，是指山西汾陽。3、汾陽杏花村擁有悠久的釀酒曆史，南北朝時期的北齊禦酒“汾清”酒，唐宋時期的“幹和”汾酒，以及著名的“羊羔酒”都是杏花村汾酒的前身，吸引了杜牧在内的無數文人墨客。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教授、博導石雲濤發言時說，太原是李唐王朝的龍興之地，長安至太原的驿道，途經汾河谷地，見證了唐代詩歌的興盛發展。裴度、令狐楚、嚴绶等往來于此的高官、名士極多，張籍、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曾為此賦詩。晚唐詩人杜牧早年曾有北上遊邊的經曆，他當時尚未入仕，走“太原—長安驿道”返長安時，路經汾酒的生産地汾陽，并在這裡向牧童打聽何處有酒家。他的《清明》詩當寫于此次行役途中，反映的心情與《并州道中》《遊邊》《邊上聞笳三首》《邊上晚秋》相同，都是年輕人為謀求前程奔波道途的落魄心情的寫照。

蘭州财經大學敦煌文化研究所教授高啟安發言時說，世人皆知唐代著名詩人杜牧《清明》詩盛贊的山西杏花村“汾酒”為山西名酒，世之佳釀，曆史悠久。其實在古代絲綢之路上廣為傳播的一味佳釀——“羊羔酒”，就是宋代的汾酒，出産在今汾陽。其流行并馳名，與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大有關系，因宋太祖早年曾在山西一帶遊曆，喜歡飲用山西酒，登基後命令将山西一帶釀酒方作為宮廷法酒，“羊羔酒”因此而成為宋代宮廷法酒之一。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然密旨年羹堯進貢“羊羔酒”。

綿山研究專家、文化學者杜國華發言時說，寒食清明節源發地是山西介休綿山，距今已有2670年的曆史。杜牧的曾祖父杜希望曾當過西河郡太守——西河郡便是後來的汾州，是綿山的父母官。唐朝初年民間在寒食清明節掃墓并郊遊的習俗已經蔚成風氣，并引起朝廷的注意。杜牧年輕時，來并汾古道壯遊，寫下了千古絕唱《清明》詩，并促成唐朝的寒食清明節假日增加到七天，這樣官員們可以從容地進行掃墓祭奠之事。

上海大學中文學院教授、中國武則天學會副會長趙劍敏發言時說，通過對杜牧詩文、資料的研究可知，對并州（太原府）地理、人物、軍事等有着獨到的見解和濃厚的情結，而汾陽則是并州重要之縣。我認為杜牧《清明》詩中的杏花村指的應是汾陽的杏花村，并州汾陽的牧童同樣确曾遙指杏花村。

山西省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山西省曆史學會副會長高春平做了總結發言，他認為：唐朝是中國白酒文化高度發達興盛時期，也是汾酒第二次走向國際市場的巅峰時期，李白、白居易、王勃、杜牧的詩篇在日本、高麗等國達到了“童子解吟”、“胡兒能唱”、朝野喜聞樂見的普及程度。晚唐大詩人杜牧《清明》：“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千古絕唱，更讓杏花村汾酒再度揚名中外，成為千古傳頌的贊酒名句。

明清汾商以汾酒為龍頭産業，杏花村蒸餾酒技藝在國内的廣泛傳播，則要從明朝初年起，主要途徑：一是移民傳播，大批汾酒釀酒技師也跟随者移民隊伍，分布到全國18個省，汾酒釀造技藝由此在全國廣為傳播。二是晉商傳播，今天，全國各地曆史較久的白酒産地，往往是晉商雲集之地，有很多地方白酒的前身，就是晉商開設或參與的酒坊。山西人把汾酒技術帶到貴州，生産出了茅台酒。晉商進入陝西，西鳳酒誕生。晉商到達泸州，出現了泸州最老的窖池。由此可見，明清兩朝，晉商構築的汾酒傳播之路，勾畫出了今天中國白酒産業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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