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聖四年(1097)朝廷再貶“元祐黨人”之時,除蘇轼、蘇轍外,“蘇門四學士”也一同遭受橫禍。其中處境最惡的,是被認為與蘇轼關系最為親密的秦觀(1049—1100),從郴州(今屬湖南)再貶橫州(今廣西橫縣)。在途經衡州(今湖南衡陽)時,秦觀将他的一首《千秋歲》詞抄贈當時擔任衡州知州的朋友孔平仲: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莺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别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憶昔西池會,鹭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裡朱顔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全詞寫得既極度悲傷又極具震撼力,因而才感動了衆多詞家并争相以之唱和。此後孔平仲、黃庭堅、李之儀、釋惠洪等都有次韻之作。黃庭堅在秦觀死後,傾倒于他的“落紅萬點愁如海”之句,甚至不敢和唱。李之儀深深歎道:“歎息誰能會,猶記逢傾蓋。情誓遣,心常在……”
大約在元符二年(1099),當時被遠谪海南島的蘇轼,讀罷秦觀“愁如海”之詞,不勝其悲,也作《千秋歲·次韻少遊》一首:
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裡,斜陽正與長安對。
道遠誰雲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觊,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受秦觀原詞的情緒影響,蘇轼的和作也是在傷感中起筆的,不過,蘇轼在黃州、惠州﹑儋州的長期貶谪生活中,咀嚼盡孤獨、窘困、凄苦等種種況味,并從佛老哲學中尋求過擺脫、超越悲哀的思想武器,以保持對生活、對美好事物的信心和追求,堅持對自我價值的肯定。
蘇轼曾多少次在詩詞中說自己“老”了,但這一次卻說“未老身先退”,不是因為老而退,而是政見不同而被退。遠貶海外當然不免傷感,但濺起的珠淚、破碎的丹衷(赤誠之心),都是那麼的具有質感,透出一份凝重。雖然被認為罪大難容,懲罰如此嚴重,但一個大臣的氣概節操仍值得堅守。即使赦免的君恩猶可期待,自己一貫的見解也決不會改變。如果政見不被采納,就乘着小船如此漂浮于大海之上,隻有超越,絕無屈服。《論語·公冶長》載孔子語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蘇轼研究大家王水照認為,蘇轼這首和詞中依然有對京城的眷戀,對“君命”“臣節”神聖性的崇奉,但其重點已落在“舊學終難改”,為堅持自己初衷而甚至不惜浮海遠去,超越政治。他在黃州時曾說過:“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把對個人價值的損害僅僅歸結為奔名逐利,不惜優遊江海以避“營營”。這首晚年的和詞中,卻對整個社會和政治,交織着抗争和超越,是他經曆早年的積極入世、中年的一度消極出世後的思想升華,标志着貶谪心态的最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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