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北京中軸線何以産生,又如何變遷,其實也是為“北京何以成為北京”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朱祖希清晰記得初見北京城的情形。1955年,朱祖希以第一志願考取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他告别故鄉浙江,乘坐汽車、火車,經過幾天幾夜的颠簸,到了前門火車站,高大的正陽門城樓蓦然出現在眼前,讓他震動。
從南端的永定門、正陽門,穿過古都北京的外城、内城、皇城、宮城,再向北至鐘鼓樓,就是全長約7.8公裡的北京中軸線。60多年後,作為曆史地理研究專家的朱祖希,開始在各種大大小小的論壇和講座上講北京中軸線是怎樣産生的。即便是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說清楚北京中軸線是什麼,以及它承載着怎樣的曆史。
在北京城,最能夠清晰感知到中軸線存在的地方,一定是在老城的高處。站在景山公園的萬春亭,能夠看到紫禁城的核心建築沿着中軸線依次位列,兩邊的建築按中軸對稱。登上鼓樓的69級台階,在二樓向南遠眺,能看見遙相呼應的景山萬春亭,也能明明白白看到一條軸線位于北京城的中央,青磚灰瓦的建築錯落在中軸線的兩邊。
自梁思成在上個世紀40年代提出北京中軸線的概念以來,中國學者就開始探尋北京中軸線的起源和演進。追溯北京中軸線何以産生,又如何變遷,其實也是為“北京何以成為北京”這個問題尋找答案。
1875年前後,北京内城外的景象。遠處是正陽門及其箭樓。高牆下鋪着有規則的幾何圖形,是晾曬的畜糞,牆角下有曬糞人臨時搭建的窩棚。圖/FOTOE
都城建設的理想模式
朱祖希在北大上的第一課,就是時任北大地質地理系主任侯仁之在“迎新會”上給新生作的“北京的起源及其變遷”報告。侯仁之在講到北京在城市規劃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時,會先提到《周禮·考工記》,因為其描繪了中國古代都城建設的理想模式。
《周禮》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是“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即王者建立都城,首先要辨别方位,确立宮式居所的位置,目的是使天下人各安其位,烘托君子重威。
《周禮·考工記》對都城布局的規劃,則是“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指的是王都平面呈方形,每面三座城門,城内分為面積相等的九個部分,分别規劃為不同的功能區,宮城作為全城規劃的中心,位于城内,王宮内按前朝後寝規劃,宗廟和社稷對稱置于外朝左右兩側,宮城的南北一線則是城市中軸線,中心線前有王宮,後有市。
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北京古都學會會長王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周禮·考工記》中關于都城建設的理念,一直影響着中國古代都城的建設。而在理想的都城建設藍圖中,就有中軸線的存在。
關于中國古代第一個出現中軸線的都城是什麼,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存在不同的答案。一些史學家認為,曹魏時期的邺城是第一個出現中軸線的都城,距今有1700多年,當時出現了一條簡單的中軸線,即南北向的穿越大道。而在收錄了多位著名考古學家和學者文章的《從考古看中國》一書中,考古學家王巍稱,考古發掘和研究證明,4000多年前的夏宮,不僅位居都城正中,且宮内城多座宮殿的格局已呈現出“中軸突出,兩翼對稱”,前後幾進院落排列整齊的格局。這意味着中軸線在中國都城的建設中可能出現得更早。
無論如何,中軸線的城市規劃理念在數千年前的中國古代都城便已經出現,是毫無異議的。
魏晉南北朝時的都城洛陽,已經出現明顯的中軸線。隋唐時期,對于都城中軸線的規劃則已經開始具有一種自覺意識,寬約150米的朱雀大街即是長安城的中軸線,城中心部分的布局也都依據左右對稱的原則。到了北宋的東京,雖然其平面布局東西兩翼不對稱,但自大内的宜德門到裡城的朱雀門,再到外城的南熏門,這條“禦街”顯然是全城的中軸線,并且東京城在擴建時,也力求形成一條城市軸線。
北宋滅亡後,金朝占有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開始為鞏固這片疆域采取各種措施,其中就包括确立都城體系。在海陵王奪得皇權後,他遷都燕京,改稱中都,使得北京成為一代王朝的首都,并一直延續到元、明、清三代。
海陵王新建的金中都城,也出現了北京都城史上第一條中軸線,這條中軸線南起金中都城的正南門豐宜門,北至金中都城的正北門通玄門,全長約9裡,中間貫穿了整個皇城的各組宮殿。
現在,金中都城的中軸線隻剩下一些殘缺遺址。2002年7月,金中都建都850周年前夕,當時北京宣武區政府在西二環白紙坊橋南的金中都大安殿遺址處修建了一座北京建都紀念阙。
從數千年前夏宮“中軸突出,兩翼對稱”的格局,再到金中都的中軸線,中國古代都城不斷向《周禮·考工記》中的都城規劃理想靠近着。
起源元大都
2014年前後,北京文史研究館決定出版一套系統介紹北京中軸線的圖書,王崗成為這套書的主編。2017年,分上下兩冊的《古都北京中軸線》正式出版,其中,從金至清朝的北京中軸線更叠過程占了此書相當大的篇幅。
王崗說,金中都城出現了北京的第一條中軸線,現在的北京中軸線,其位置是在元大都時确定的。元滅金後,放棄沿用金中都城,而是在東北方向另選新址,建造元大都城。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這種《周禮·考工記》中提到的模式很早就出現了,“但是要在一座拔地而起的都城裡體現這種理想,非常困難。”在王崗看來,直到元大都,統治者才第一次把這種理想的模式變成現實,并且建造了一條前無古人的都城中軸線。按照侯仁之的觀點,對《周禮·考工記》的規劃思想體現得最為徹底的當屬元大都城。
在元大都的建造中,鐘、鼓樓被放在了全城的中心位置,這是以往的都城模式中從未有過的。“從漢朝開始,古代都城設計建造經曆了一個變化過程。”王崗說,從漢朝一直到唐朝,一直認為北邊是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全城最北邊的位置都留給了皇城。到了宋朝,崇尚的是“中”,認為中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所以把皇城和宮城從全城的最北邊挪到了中心位置,“到元大都,并不是把皇城放在了全城中心,而是把鐘、鼓樓放在了中心,全城最重要的地方”。
鐘、鼓樓是人們了解日月星辰運行規律的地方,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每天十二個時辰,都是通過擊鼓鳴鐘來顯示。将鐘、鼓樓置于全城中心,意味着元大都的規劃者把宇宙的活動,或者說是萬物運行的規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在元大都城,皇城被放在鐘、鼓樓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廟被安置在皇城東側,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壇被安置在皇城西側與太廟對稱的“右”的位置。商市則分布在都城中心鐘、鼓樓一帶,以及各個交通樞紐的大街和城門附近。
元大都城的建造者實現《周禮·考工記》中理想模式的過程,也是一個讓國家統治者不斷鞏固政治合法性、突出皇權至高無上的過程。
明代永樂大帝将都城遷往北京後,北京城較元大都整體南移,太廟和社稷壇從皇城兩側挪到了皇城前,但中軸線的設計仍被嚴格保留,形成了中軸對稱的建築布局模式,突出紫禁城的核心地位。人們如今所看到的北京中軸線大部分建築,基本是在明時期建造的。
朱祖希記得,侯仁之給北大地理曆史系講課時,在提到北京城的政治主題時,會講到一位縣太爺的故事。明代,一位縣太爺受到皇帝召見進皇城,他先進入大明門,誠惶誠恐地走完500餘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橋,視野一下開闊了,縣太爺以為,過了金水橋,進承天門後就能見到皇上。沒承想,進了承天門後,還要走180餘米到端門,然後再走380餘米到午門。進了午門,視野再次變得開闊,看到内金水橋,前面是奉天門,要再走180餘米。過了奉天門,縣太爺終于看到奉天殿,走過去就能見到皇上了,但是經過前面一長一短、一短一長地在中軸線上的行走,縣太爺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壓力,癱倒在奉天門。
朱祖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說明都城規劃者已經注意到環境、空間、行走距離的變化會給人造成心理壓力,并把對皇帝的崇敬融合到了對都城的規劃上。
清代繼承延續了北京中軸線整體空間格局。順治時期和康熙時期,均對中軸線區域宮殿、壇廟等國家禮制建築進行了大規模修繕和重建。雍正時期主要完成了對景山壽皇殿的修繕,乾隆時期則完成了重華宮等一衆宮殿的改建和新建,擴建、修繕了天壇等壇廟禮制建築。這也是北京中軸線進入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建設階段。
但北京中軸線不隻是作為皇權至上的标志所存在。作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京師生春詩意圖》,由正陽門大街畫起,由南向北一直畫到景山,描繪了雪後京城中軸線的面貌。畫中有皇帝拜見太後,有朝臣官員進宮拜谒,也有前門大街的車水馬龍,市民在中海排成隊列冰嬉。商業活動和市民活動極為繁盛的北京中軸線及其兩翼,始終承載着“普天之下,唯我獨尊”以外,屬于市民的生活印記。
北京海澱區的元大都城垣遺址。圖/FOTOE
景山上的“北京城南北中軸線”地标。圖/視覺中國
北京正陽門與永定門之間,南中軸線仿古禦道上的地标。圖/視覺中國
認識北京中軸線
盡管自元大都以來,北京中軸線就已經存在,但第一個提出北京中軸線概念的是建築學家梁思成。
在梁思成于1932年發表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他總結了中國建築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則和特征,使用了“南北中線”的說法。梁思成1942年編寫、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築史》中,則在論述中國建築平面布局的特點時,開始使用“中軸線”一詞,“紫禁城之全部布局乃以中軸線上之外朝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為中心,朝會大典所禦也”。自那以後,“中軸線”成為梁思成普遍使用的概念,尤其是在提到北京的規劃時。
梁思成用了極大的熱情贊美中軸線,稱北京獨美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産生,“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引伸、一貫到底的規模”。梁思成也說北京中軸線“是有音樂節奏”的,北京中軸線被他形容為有層次、有高峰、趣味深長的畫卷。
在梁思成和陳占祥于1950年共同撰寫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即梁陳方案)中,北京的中軸線概念再次被提起。梁思成和陳占祥建議避免大規模拆遷,将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不過,梁陳方案沒有被采納。
自1950年代以來,因城市化建設的需要,北京的城門和城牆逐漸被拆除。位于北京中軸線最南端的永定門,是中軸線上重要的标志性建築。永定門甕城城牆從1950年開始被陸續拆除,1957年,永定門城樓和箭樓又以“妨礙交通”和“已是危樓”為由被拆除。此後,北京中軸線失去了南端點。
伴随着北京城市建設,一系列考古工作也開始展開。拆城牆的步伐沒有停止,但這些研究竭力拼出一個對北京城更完整的認識。
1964年,考古學家徐蘋芳等人以考古勘探的手段,鑒定了元大都中軸線的位置,證實從鼓樓到景山的大街就是元大都南北中軸線大街,與今天地安門南北大街是重合的,證實了元大都城南半軸規劃建設中軸線的走向,元大内就是建在這條中軸線上。
從1964年到1974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先後勘察了元大都的城郭、街道、河湖水系等遺迹,基本探明了元大都外郭城的形制和範圍,以及皇城和宮城的範圍,形成一系列考古報告。
一系列的考古發現,推動了後來對于元大都建城思想的研究。例如在考古工作的基礎上,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趙正之指出,元代中軸線即明清中軸線,東、西長安街以北的街道和胡同基本是元大都的遺存,得到了徐蘋芳的證實。傅熹年則在《元大都大内宮殿的複原研究》一文中,複原了元大都宮城大明殿與延春閣建築群的布局,并在其著《中國古代都市規劃、建築群布局及建築設計方法研究》一書中,對元大都整體規劃與建築群布局進行了探讨。
人們對于北京中軸線的認知,也在1960年代至上世紀末通過侯仁之、劉敦桢、于倬雲、傅熹年等人對于元大都城、紫禁城的規劃思想和建築設計的研究,得到不斷完善。
1999年3月,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燦熾在政協北京市第九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交了重建永定門的提案。彼時,中央已經明确提出首都城市發展要注意保護古都中軸線、皇城、文物建築、古都格局。但是,在引發“永定門應不應該重建”的讨論之後,這份提案并沒有獲得積極回應。
2000年6月,北京市文物古迹保護委員會委員王世仁和一些專家給北京市文物局寫了一封《關于重建永定門的建議書》,其中寫道:“完整的中軸線代表了北京的曆史文脈。中軸線上的門、橋、枋、殿,就是文脈的标志,每處都記載着首都的曆史變遷。城市失去曆史标志,等于失去了記憶,保護好中軸線,也就是使後人不至于看到一個失去記憶的城市。”
這份《建議書》得到了市領導的批示和重視,2004年3月10日,永定門的複建工程正式開始。王世仁曾回憶,為了保證永定門的“原汁原味”,文物專家以1937年的永定門城樓實測圖為基礎進行了複建設計,從非洲購置了12根鐵力木,加工成12米高、重4噸的“金柱”,另外,兩段百米長的明末禦道在複建工程中重見天日,百餘塊清代舊城磚也回到了永定門城樓上。
2004年9月,永定門城樓竣工,重新屹立在北京中軸線的南端。在北京的老城保護被放到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時,原本南部已經失衡的北京中軸線,自此又完整了。
永定門門樓下的中軸線南端點地标。攝影/張潔
從景山公園萬春亭望向故宮。攝影/張潔
北京太廟是拍攝婚紗照熱門地點之一。攝影/張潔
“讓人一直找得到北”
被稱為“北京通”的侯仁之,在1991年提出了北京城市規劃設計中的“三個裡程碑”:“第一個裡程碑是北京城的中心建築紫禁城,是封建王朝統治時期北京城規劃建設一大藝術傑作。第二個裡程碑是天安門廣場的改造,它賦予了具有悠久傳統的全城中軸線嶄新的意義,在文化上顯示着承先啟後的特殊意義,即‘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标志着一個新時代的到來。第三個裡程碑是奧林匹克公園的建設,突出體現了21世紀首都的新風貌,标志着北京走向國際大都市的時代已經到來。”
侯仁之所說的第三個裡程碑,也是北京中軸線第一次向北延伸的标志。1980年代末,北京申辦1990亞運會成功後,為了連接城市中心和亞運村,在北二環鼓樓橋引出鼓樓外大街,向北至三環外,為北辰路。中軸線被延長了。此後北京申奧成功,中軸線再次向北延長,鳥巢和水立方落在了軸線的兩側。
1969年,6歲的張潔随父母來到北京,腦中從來沒有過“北京中軸線”的概念,直到1988年。那年天剛熱起來的時候,張潔才知道,見證了自己的童年,并且自己仍生活着的安德裡北街21号院,要被一分為二,因為“中軸線要從中間通過”。那一年,張潔和許多大院裡居民的家都被拆除,然後搬遷。
後來回憶起1988年的那個夏天,張潔感到惋惜,“沒能把當時的場景拍下來,是我攝影職業生涯以來最大的遺憾之一。”張潔從1981年開始攝影,現在是中國新聞攝影學會理事、中國煤礦攝影家協會副主席,近些年,他的業餘時間幾乎都在北京中軸線上穿梭,在中軸線上拍的照片,累計存儲容量已經有8TB。
2018年,張潔出版了攝影集《鐘鼓樓——那些年那些事》。早在2008年,張潔就準備做一個關于北京中軸線的長期拍攝項目,當時,他看到美國《時代周刊》将鐘鼓樓一帶評為“消失前最值得看的地方”,随後以鐘鼓樓作為最早拍攝的對象。張潔在鐘鼓樓地區的北京一中度過了中學時代,他還記得自己與同學玩耍打鬧的身影散落在鐘鼓樓地區的哪些角落,“對鼓樓是有情懷的,我去拍攝的時候,也是尋找兒時記憶”。
落于北京傳統中軸線最北端的鐘鼓樓地區,一直是商業繁華所在。張潔在拍攝中串起了對鐘鼓樓地區的回憶。上學時,鐘鼓樓胡同裡,鄰裡關系總是和睦,互相知道對方家鑰匙放在哪裡,去同學家串門,總被同學家長留着吃飯。後來再去,鐘鼓樓兩側都是各種酒吧、咖啡屋,還要很多玩搖滾的,音響震得左鄰右舍都受不了。“1996年之後,鐘鼓樓周邊地區環境受到治理,進入另一種狀态,突然多了很多外地人,甚至外國人,都到胡同裡了,我就覺得,北京城不愧是一個國際化的都市,它能夠吸納所有人。”
張潔花了8年時間拍攝鐘鼓樓,同時也在對北京中軸線進行拍攝。2021年,張潔出版攝影集《北京中軸線》,影像中,高鐵列車從永定門前駛過,數千市民在雪中的故宮賞景,中年男女在雨中的社稷壇撐傘走過,奧林匹克森林公園仰山裡,遊人在“北京中軸線仰山坐标點”拍照留念。
生活在北京城的市民,參與着北京中軸線的變遷乃至不斷延長。而在學界,在北京于2011年提出中軸線申遺之後,對于北京中軸線的研究逐漸走向高峰。
受到關注的課題有很多。例如北京中軸線的長度到底是多少?7.8公裡的說法被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不符合中軸線的文化内涵,中國民族建築研究會專家委員會主任、建設部科技司、外事司原司長李先逵認為應以傳統的“裡”數來表達,應該是15裡,而“十五”是個神秘的“天機之數”。例如北京中軸線的起點到底是永定門還是鐘鼓樓,是南端為起點還是北端為起點?兩種說法都有學者支持。例如北京中軸線與正子午線并不重合,而是略向東偏移,因此許多學者根據文獻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副所長王軍認為,北京中軸線的逆時針微旋兩度是先人在具備了精确測量能力下作出的選擇,與明堂制度、敬天信仰、順山因勢的擇地觀念存在深刻聯系。
關于北京中軸線曆史溯源和文化内涵的讨論,一些問題已經取得共識,一些問題還在被争論。但所有這些争論都在共同塑成我們對北京中軸線,以及這座城市的認識。
幾年來的拍攝,讓張潔有了一個重新認識中軸線的機會,“中軸線的故事永遠都講不完,就去挖掘吧”。盡管關于北京中軸線的攝影集已經出版,張潔依舊在拍攝北京中軸線,“中軸在,方向便在,可以讓人一直找得到北”。
(本文的寫作,參考了北京文史研究館編著《古都北京中軸線》和朱祖希著《營城:巨匠神功》)
編輯 辛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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