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美德和知識放在一起考量的時候，我們會如何排列它們的先後？也即如果要給他們排個輕重，那麼誰更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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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舉的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是，在火車站裡，當我們有事要去做，行李暫時需要别人幫助照看一下的時候，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人來照看？年歲大的老太太還是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在兩者的美德不得而知的情況下，我們判斷是：如果年輕人想拿走我們的行李，那肯定是很容易的事情；而老太太拿走我們的行李肯定很費勁，相比較而言，老太太幫我們看行李是安全的。因為，我們選擇了在體能上“能力弱”但對我們有利的老太太。

我們再舉一個職業領域的例子。一位病人急需治療，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人來治療？如果有兩個人選：一位是懂醫學知識的人，但我們不知了解他的美德；另一位是不懂醫學的人，假使我們知道他的美德十分的好。請問，如果你是病人，你會選擇哪位？我估計每個人都會不假思索地選擇醫生，哪怕冒着醫生醫德不好的風險！如果你選擇了沒有醫學知識的人給你治病，就隻有等死這一條路了！

上述兩個例子有什麼關系嗎？

我們在找人照看東西的時候，盡管不會想着找什麼有專業知識的人來幫我們，但是仍會選擇某種對我們有利的“照看的能力”，即老太太的“體質較弱的能力”；而我們需要給病人治病時，卻會選擇一位有醫學專業知識能力的人。不需要什麼專業知識就能做的事，我們還會想看看人家的某種“照看能力”；而需要專業知識、特别是更高技能的專業知識才能做的事情，我想我們不會選擇技能差或無技能的人來做，而會選擇技能知識高的醫生，甚至還想選擇美德又好的。

上述兩個例子中的選擇似乎都是以某種技能知識為首要标準，盡管具體的情況不同。那麼美的呢？美德去了哪裡了？這種選擇與我們儒家所說的“仁德”是第一位的觀點似乎産生了矛盾，其實不然，這是因為社會條件發生了變化，比如自然經濟變成了市場經濟。

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首選的是專業技能知識，然後才是美德，這尤其體現在專業化分工程度更高的社會裡。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理解。

首先，正如前文所言，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專業化程度很高的社會，各種專業也不斷湧現，而且各種工作都需要專業的訓練，即使是保潔和家政等這些工作也不例外。不同于過去，如今的許多看似簡單的工種，如果不經過專業訓練是很難勝任的。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接受過某一種專業的訓練，無論是實踐技能還是專業知識，即使再簡單，也需要若幹個月的上崗培訓或者是跟師傅學藝。因此，無一定的技能或知識的人很難在當今社會就業。

其次，我們之所以在乎人的美德，往往是把人的美德差等同于人的私利了，認為一個人自私就是美德不好。美德差與自私其實是兩個問題，不可以混淆在一起。如果我們把美德差與自私分開看，就會發現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美德問題！表面上看似屬于所謂的美德問題，其實完全是屬于市場選擇和相應制度規定的事情。也就是說，有些美德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市場規則的調整而轉化為制度遵守的問題，這與美德的高尚與否沒有關系。如果規則制定得不到位或者不科學，甚至規則是很糟糕的，這反而會助長美德的敗壞。

這就如亞當斯密所言的，“追逐個人私利有助于實現公共福祉。”這意味着，利己是經濟人的本性，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但是，作為個人如果想要實現私利，卻必須要在市場中滿足他人的需要，隻有在此過程中，個人的私利才能實現。這就如同醫生行醫，先要治好病人的病，才能立足于此行業。因此，私利不僅不是壞的德行，還是人類進步的源動力。

再次，作為每個行業或專業都有相應的行規或職業規範。在提高任職者職業水平的同時，各行業都有各自的職業規範和規則，這些都是約束執業者行為的規則，它還兼具了某種道德規範的約束。在當今社會，職業規範與職業是并行的，有什麼樣的職業，基本上就有什麼樣相應的規範。

還舉醫生為例。本來醫生就有行醫的基本規範，還有基本的醫德。因此，盡管我們不知道醫生的誠信如何，但醫生要受職業規範的約束，如果他不受職業規範的約束，那他就會冒着被解雇的風險。

最後，為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倘若一個醫生不顧自己的職業生涯，而做出違背醫德的事情，那麼他就會冒着永遠離開職業生涯的風險，而且還要受到相應的其他懲罰。

我們來做個溯源，即使一位未來的醫生在學習醫學之前美德不好，他若要取得職業資格并将職業生涯繼續下去，如果學不好醫學知識和技能，還不遵循職業規範和職業道德，他那他就無法在此行業生存下去。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醫生為了自己的聲譽和前途也不會違背醫德而做出不道德的事情來。其實，醫生隻要盡自己的醫術來給病人治病就已經擁有很好的醫德了，況且還要按照職業規範來要求自己。事實上，醫德也是建立在醫術的前提之上的！因為沒有醫術哪來的醫德？

下面我們來簡單看一下儒家與西方關于美德與知識排序的問題。

我們知道儒家最看重的是“仁”，“仁”指的是好的道德，也稱仁德。（“仁”字始見于儒家經典《尚書·金滕》：“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論語》所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子首推“仁”為儒家的核心概念，據以提出了一套學說。仁的内容包涵甚廣，核心是愛人。）在儒家盛行的數千年社會裡，“仁”始終是作為人的首要品質。

然而，在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數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卻有一人大膽提出了與此不同的觀點，這個人就是曹操，他主張“唯才是舉”！（見曹操的《求賢令》中：二三子其佐我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曹操提出将“才能”作為推舉人才的首要條件，講求“唯才是舉”，無論是“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都“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一律網羅。曆史上有如此識見和氣度的王者實屬罕見，即使在當今社會裡，也是不多見的。

當然古代所講的才與現代的有知識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才還是有所區别的，這不是本文要讨論的問題。

即使在今天，儒家的思想仍深深地影響着我們。至今我們在許多方面還能感受到。諸如我們在排列能力和品德時，往往還是将道德排在最前面，最典型的就是教育中的排序：“德智體美勞”。

然而，有意思的是勞動排在了最後。我們知道，勞動對于人來說是具有根本性的東西，如馬克思所言，勞動創造了人，不僅如此，勞動還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但是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我們在教育中卻将“勞”排列在了最後。這應該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然而，在西方，始終是将知識放在首位，至少也是将知識與美德置于同一地位。正如蘇格拉底所言：“知識即美德”。知識即美德的意思是，有了知識就有了美德。反過來，美德即知識，有了美德也就意味着有了知識。在蘇格拉底那裡，知識與道德基本是同一的。

例如，有了法律知識，人才會去守法，守法也就有了美德；否則，沒有法律知識，不知道如何守法，就會有違背法律的危險。有了守法的美德，就是有了守法的知識；否則不守法，就意味着沒有法律知識。

柏拉圖在其著作《美諾篇》裡也指出，“知識”指關于世界的理念知識和善的知識，把知識看做是“善的知識”有點類似于中國古代“知”（“知善惡”）的意思。“美德”當然指的是人的道德或品質優秀。

蘇格拉底認為，知識并非是天生的，就如美德并非是天生的一樣，而是得自于後天的教育。他還說“無人有意作惡”，由此可以得出，一位道德高尚之士，必然擁有有關道德行為的知識，還能據此做出正義和勇敢的行為。

總之，不管一個人最初是否是道德高尚之人，如果要在社會中實現自己的價值，他就必須首先用他的技能知識為他人做好服務，才能實現他自己的目标，而這就是一種美德。沒有一技之能，在當今社會是萬萬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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