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是春秋時期齊國的宰相，相繼輔佐過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把持朝政數十年，直到去世。晏子信奉儒學，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竭忠盡智輔佐國君，使得齊國在強國林立的春秋時代安然無恙。衆所周知，官場波詭雲谲，伴君如伴虎，為人臣者時刻面臨被被貶甚至被殺的危險。

特别是忠臣，正道直行，容易遭遇佞臣的算計、昏君的罷黜，為官長久者鮮有。作為忠臣的晏子，能夠身處官位數十年，必有過人之處。《左轉》《晏子春秋》等史籍記載了晏子的事迹，從中我們可以領略晏子為官的獨特風格。

為官者，上要對國君負責，下要對僚屬和百姓負責。而要真正負起責任，在一些事情上作表率是一個重要的選項，所謂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晏子深深懂得這個道理。

首先，晏子為官清正廉潔。晏子多次婉拒國君的賞賜，一生保持生活的簡樸。

有一次，景公想封賞晏子，就對晏子說：“先君桓公賞賜管仲十七個縣作為其子孫的食邑，還将這件事刻寫在竹帛上，并通報諸侯國。現在寡人想效法先君，封賞先生采邑作為您子孫的生活來源，怎們樣？”晏子堅辭不受。還有一次，景公要賞賜給晏子白狐裘皮、黑豹衣襟。

這兩種裘皮都是價值千金的貴重物品，一般大臣很難得到。景公讓梁丘據替自己辦這事，梁丘據往晏子家跑了三次，都被晏子推辭了。景公不高興了，對晏子說：“先生不接受，寡人也不穿戴了！”晏子以“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為名，最終也沒有接受賞賜。

其次，晏子生活儉樸。晏子提倡節儉，“以節儉力行重于齊”。他不但是節儉号令的制定者，更是節儉的實踐者，給别人做出了榜樣。“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轸之車，而駕驽馬以朝。”一件狐皮衣，晏子穿了30年，可見晏子節儉到了什麼程度。

最後，晏子為人方正。《内篇雜下第24章》記述，景公有一愛女，要嫁給晏子。景公到晏子家飲酒，看到了晏子的妻子，問晏子：“這是您的内人嗎？”晏子點頭。景公說：“哎呀，也太老太醜了！寡人有一個女兒，年輕又漂亮，把她嫁給先生吧！”晏子離開座位說：“就是這個又老又醜的人，我和她一直生活在一起，當然我也趕上過她年輕漂亮的時候。

再說，人本來在年輕的時候就想到要老有所依，在漂亮的時候就要想到年老色衰的時候有所依靠。我妻子曾托付于我，我也接收了她的托付。您雖然要将女兒嫁給我，我怎能背棄我妻子的委托呢？”推辭了這門親事。

晏子的為政清廉、生活簡樸和方正品行赢得了人們的愛戴。這樣衆望所歸的人物，就是國君想罷黜他、佞臣想讒害他，也因有所顧忌而收手。

晏子民本思想濃厚，深谙“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他心系生民。晏子體恤百姓、關心民生的民本思想在其言行中有充分的表現。

晉國大臣叔向問晏子：“什麼樣的品德最高尚？”晏子回答說：“當然是愛護百姓了。”秉持這樣的思想，晏子非常體恤黎民，關心百姓疾苦。

有一次，景公出行，看見有個小孩在路上乞讨，回來對晏子說：“這孩子肯定是無家可歸了。”晏子對答道：“有君王您在，他怎麼能無家可歸呢？讓官吏把他收養了，您就立刻可以借此揚名了。”晏子借着為景公出主意的機會，将孤苦無依、食不果腹的苦孩子收養了，既體現了晏子的機智敏捷，更體現了他對百姓的仁德。

有一年鬧饑荒，晏子請求開倉放糧，景公不同意。正趕上景公令造路寝之台，晏子就讓管理工程的官吏提高工價，擴大營造規模，延緩竣工期限。工程三年才完工，百姓借此得到了赈濟。景公有了遊樂之地，自然心情愉悅，而百姓也得以豐衣足食。有人對此評論說：“這是晏子想開倉救濟百姓的一種策略啊！”

景公宿于路寝之宮，聽到有男子哭聲，就讓晏子去查看。晏子一看，原來一個叫盆成适的人，因為不能将後亡的母親與先亡的父親合葬而悲傷。晏子問其父墓地所在，盆成适說在路寝宮之下，并請求允許他父母合葬。晏子把這件事報告了景公，景公很不悅：“你何必要把事情告訴寡人呢？你讓寡人怎麼辦？”

晏子回答說：“您修建路寝之台純粹是為了遊玩，侵奪了人家的墳地，又禁止人家合葬，這是不仁。您又任着性子不聽勸說，不體恤百姓的憂苦，這是不義。”景公長歎一聲，同意了盆成适的請求。

晏子的德政名聲傳遍了全國，感動了黎民，“百姓得以附親”，晏子的威望與日俱增。晏子在百姓中的威望，對其為官起到了穩定器的作用。晏子的政敵崔杼等人十分嫉恨，必欲除之而後快，但懾于晏子的威望，終究不敢動手。

《晏子春秋》記載，崔杼殺了莊公，衆大臣都俯首歸順，隻有晏子不服，怒斥崔杼的弑君行為。有人慫恿崔杼殺了晏子，崔杼說：“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無奈放了晏子。自古民心不可違，再強大的邪惡勢力也不敢輕易忤逆民意。

晏子固然是廉潔之臣，辦事也有靈活性——澤被左右，利用權力和影響為身邊人辦事。衆所周知，海瑞是曆史上著名的清官，對自己、對同僚、對親友的要求都極端嚴格，絲毫不允許占國家的便宜。海瑞廉則廉矣，卻失掉了人心，也就失掉了為官的基礎，使他在危難時刻沒有人伸出援救之手。

晏子也是清官，但他與海瑞不完全相同，他做事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非常注意維護身邊人的利益，盡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好讓他們誠信跟着自己，維護自己，典型的事例就是晏子和車夫的故事。有一天，一向以侍奉晏子而感到驕傲的車夫，失去了往日“意氣揚揚，甚自得也”的神态，變得一臉陰雲。

晏子察覺了車夫情緒的變化，就問究竟。車夫告訴他，自己的妻子抱怨自己，給晏大人趕了這麼多年車，卻沒被提個一官半職。得知這個情況，晏子二話沒說，将車夫“薦以為大夫”。平心而論，這件事有損于晏子廉潔的形象。晏子曾經力推“選賢舉能”的任人标準，但舉薦車夫為官，似乎與此并不搭邊。

車夫畢竟是車夫，套馬驅車是行家裡手，做官可就不一定了。車夫做官，很可能誤事。但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晏子還是突破了原則，舉薦自己的親信做官，至于對才能的考慮，已經在其次了。

官場畢竟是官場，想在官場屹立不倒，必須有人維護你；想要人維護你，絕對清廉是不行的。趨利是人的本性，有道是“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人跟着你混，不就是為了獲得一定的利益嗎？從這個意義上講，晏子提拔車夫，也無可厚非。

景公曾經向晏子咨詢為政之道：“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速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賢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内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速亡也。”

在這裡，晏子用水和石頭作比喻，說明兩種為人處世的态度所得到的不同結果：一種态度溫柔如水，清濁鹹容，既能能容納别人的長處，也能容納别人的缺點，以這種态度處世，别人自然樂于與之交往和共事；另一種态度高冷如石，隻能容納别人的優點，不能容納别人的不足，以這種态度做人，别人自然對之産生疏離心理，敬而遠之。

除此之外，晏子還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這種和諧不是讓人做好好先生和曲意逢迎他人，而是“和而不同”，即國君與大臣、大臣與同僚在人際關系上要融洽，但是在政治觀點和辦事風格上不必強求一緻。有一次，景公打獵歸來，晏子前去迎接，同僚梁丘據也來了。梁丘據是景公的寵臣，辦事無不順着景公的心意，頗得景公的寵愛。

景公一看到梁丘據，情不自禁地說道：“還是梁丘據好，與寡人如此地和諧！”晏子不以為然，對景公說：“梁丘據與您隻不過是相同罷了，何談和諧？”景公不解地問：“和諧與相同有什麼不一樣嗎？”晏子就給景公講了“和而不同”的道理，景公聽了，心悅誠服。

晏子的“忠”，不是忠于某個特定的國君，而是忠于國家。如果君王是“明君”“賢君”，其治國方略有利于國家和百姓，晏子就竭心盡力侍奉；而對于昏君，晏子則表現出靈活的态度，不把自己的生死全然綁架于他。

景公曾經問晏子道：“忠臣應該如何侍奉國君？”晏子回答說：“國君有難，大臣不為他死難；國君出逃，大臣不為他送行。”景公聽了，臉色不悅道：“國君賞大臣封地，賜大臣官爵，國君有難，大臣不為他而死；國君流亡，大臣不為他送行，這能叫有有忠心嗎？”

晏子回答說：“如果谏言都能被采用，國君一輩子也不會落難，大臣用得着為誰而死嗎？如果謀略都能被接受，國君一輩子也不會流亡，大臣用得着給誰送行嗎？如果谏言不被采納，等國君有難時，大臣為他而死，是無謂而死；如果謀略不被接受，等國君流亡時，大臣為他送行，是裝腔作勢。所以說，忠臣應該是這樣的人——能夠向國君進獻善言，不讓國君陷于危難。”

有人說，晏子以“一心侍三君”，這個“一心”，是忠于國家之心，關愛、體恤百姓之心，而不是愚忠之心。他能夠輔佐齊國的靈公、莊公、景公，是出于對國家的忠心，對百姓的愛護。國君的輪換，對于晏子來說并不算什麼，因為國家還在，百姓還在，能為國家帶來穩定興旺，為百姓帶來福祉就行，管他誰是君王呢？

莊公被崔杼殺死，景公被擡出即位，晏子還是盡力盡智輔佐，匡正君王的過失，為百姓謀福祉。對于晏子來說，能達到為官的目的就夠了。

莊公與崔杼妻子私通，被崔杼殺死。按照儒家的要求，君死，臣必為之亡，此時晏子需要為莊公而死。崔杼是晏子的宿敵，想抓住今天的機會，逼晏子死，斥晏子道：“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沒有上他的當，巧辯道：“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

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缢而從之也？”說完，對莊公的屍體盡了臣子的禮節：“遂袒免，坐，枕君屍而哭。興，三踴而出。”崔杼隻能眼睜睜地看着晏子平安離開。

晏子是春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在齊國政壇上做宰相60餘年，可謂官運長久。他之所以能受到國君的信任，治國安邦事業有成，在政治風雲變幻中有驚無險，是因為他有着獨特的為官之道。

他的為官之道，主要體現在這幾個方面：以高潔品行博得衆人的愛戴；以關心百姓疾苦、多為百姓辦實事赢得民心；以維護身邊人的利益來培植自己的勢力；以包容的态度與和諧的人際關系凝聚人心；善于變通，不盲目忠于某個特定的國君；能言善辯，危難時刻化險為夷。

唐代名臣魏征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晏子的為官之道對于今天的從政者有很強的借鑒作用，對于一般人處理好人際關系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左丘明：《左轉》，長沙：嶽麓書社，1988年12月。

《晏子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1月。

郭慶林：《也談<晏子春秋>中晏子的形象》，《新鄉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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