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它不僅關乎到生命個體，也是至親至愛之人要共同面對的一課。

|本文由【看客inSight】授權轉載，pic163，作者 | 何曉山，編輯 | 程漁亮 Jessica

臨終病房的生命百态

深夜三點，病房裡傳來嘈雜的腳步聲，病床上小女孩的血氧飽和度已經降到了60%，正常的數值至少在90%以上。

查房的醫生告訴她的母親：她快不行了。

起初，女人保持着鎮定，仿佛自然地消化了這個結果。女孩兩歲時确診了白血病，在往後的八年間，這家人在北京、福建等地輾轉求醫，尋找最好的兒童血液科給她看病，直到生存的希望一點點覆滅。他們把女孩送進了安甯病房，不做生命臨終的無謂搶救，陪她度過最後的時光。這家人與病魔抗争的曆程，漫長到足以讓所有人做好心理準備，接受最後的結果。

可當母親感受到，這次她真的要失去孩子的那一刻，她還是反悔了——無法平靜，無法接受——她懇求醫護人員們全力搶救女兒，即便讓她的生命再延長一分一秒，也值得。這是安甯病房裡僅有的一次例外，但當然要尊重病人家屬的意願。當晚值班的兒科醫生趕來病房，護士拿着心電監護沖了進來，進行臨終搶救。

可惜沒有成功，早上七點，女孩離世。

這是安甯療護科開設近兩年來，第一次啟動臨終搶救。

住進安甯病房的大多數人，預估生存期不超過3-6個月，多數患者會放棄有創搶救和心肺複蘇，讓生命自然地走向終點。

與死神的搏鬥意味着巨大的代價。失去呼吸能力的患者，要在喉嚨上切開一個小口，将連着呼吸機的管子插入氣道，保證氧氣的進入。類似的胃插管，是将一根細長的硬管從鼻孔塞入，經過喉嚨，最終抵達胃部，使患者能夠進食。即便是心肺複蘇，也沒有電影裡上演得那樣完美，它的代價可能是肋骨斷掉、皮下出血或皮膚淤青。

在安甯病房，緩解疼痛、完成告别、接受死亡，或許是更為重要的課題。

猶豫、遲疑、恐懼，當然會出現。但當生命的長度不再是唯一的标尺，更多複雜而沉重的，痛苦或溫情的瞬間，随着對死亡更深入的理解，浮現了出來。

生命的末尾

這裡是醫院最特殊的地方。五間單人病房被夾在腫瘤科住院部和一間專用于告别的進修室之間，每天上午，陽光透過窗戶傾斜進來，照到走廊牆面“讓生命泊于安甯”的紅色大字上。

在這裡，人們不再接受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安靜地等待死亡的到來。

死亡是已知的結果。隻有預估生存期少于3-6個月，病情進展無法控制的患者，才能住進安甯病房。人們甚至已經為身後事做好了準備，腫瘤已經擴散到腦部的老人選好了骨灰盒，方形的不好看，她要圓形的；還有人已經買好了火化時要穿的衣服，放進了衣櫃，交代好位置，等離世後，孩子可以直接去取。

但沒有人知道自己将以怎樣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生命的結尾會被嵌在某個日常的瞬間，可能是陷入無意識地昏睡後，生命體征慢慢往下掉落，直至不再波動的幾道橫線；也可能是尋常一天，坐在沙發上曬太陽時，嘔出了最後一口鮮血，離開人世。

這種被動令人恐懼。即便早已接受最終的結局，但當病情發生變化，死亡的征兆逐漸出現時，壓下的不安又會時不時泛上來。

2021年初，醫院剛剛開設安甯療護科時，住進過一位三十多歲的乳腺癌患者。當她的病情惡化，出現嘔血的症狀時，她開始每天反複和查房的護士确認，“嘔血該怎麼辦”“我還能活多久”。确切的回答要經過醫護團隊和家屬的溝通，才能被委婉地傳達給她。每當她察覺到護士們的回避，便神情嚴肅地坐在病床上，不再同她們講話。

除卻死亡，生命的末尾也伴随着病痛的折磨，“很多人不怕死，但是怕疼”。

曾有一位鼻咽癌晚期的患者，被送進病房時，已經在一張能夠把他完整包裹住的電競椅上坐了三個月。因為疼痛，他無法伸展脊柱，躺在床上。護士隻能用推注泵的方式，24小時持續往他身體裡打止疼藥，進入病房的第二天，他才平穩地在床上躺下。還有位腹脹水的女士，渾身腫脹，躺下或移動對她來說難于登天，她必須保持固定的姿勢坐在病房裡的椅子上，才不會喘不上氣，或因包膜拉扯而感到疼痛。

在安甯病房裡，進食、睡覺，甚至呼吸——這種普通人難以意識到的行為，都成為某種奢侈。

難以進食的病人們，需要通過從鼻腔插入胃部的硬管才能補充營養。家屬們變着花樣給他們準備食物，今天加了闆栗，明天炖了雞肉，但所有食物最終都會以非常稀的糊狀，通過那根生硬地插入胃裡的管子，進入患者的身體。難以自主呼吸的病人，要通過相似的硬管，連接着呼吸機，才能維持氧氣的進入。

肝昏迷的患者會失去時間概念，經常睡一整天，或一整天都不睡。護士們淩晨去查房時，經常看到他們睜着眼睛，望着天花闆，見到護士來了，平靜地問上一句，現在幾點了？得到回複之後，繼續望着天花闆，難以睡去。

最後的心願

如果我快死了，我想做什麼？

醫院組織安甯培訓時，這個問題被抛向所有人。24歲的安甯科護士劉童在白闆上寫着：打扮漂漂亮亮，拍一張全家福。跟好朋友吃海底撈，邊吃邊托付寵物。原諒自己所做的不好的事。

到了分享環節， “現場痛哭一片”。

而這個假設卻是安甯病房裡每個人都要面臨的問題。

和出生、高考、結婚一樣，死亡意味着重大的人生節點，而在此之前的每一天，日子大多是平淡的。許多願望，說是遺願，其實都是一件件日常小事，構成所謂的“不留遺憾”。

一位患了鼻咽癌的退伍軍人，剛住進安甯病房時，嘴裡都是痰痂。他沒辦法吃東西，也因為痰痂味道熏人，母親總會嫌棄他，“你不要說話，很臭，這樣子對别人很不禮貌”。後來他也不太願意開口講話。雖然他自己沒有說，但醫護們覺得這可能有點打擊到他，就拿蘇打粉或鹽水，幫他慢慢把痰痂化開、撕下來。

兩個星期以後，痰痂徹底清理幹淨，他的話也慢慢變得多了起來。突然有一天，他跟護士說想吃西瓜。但因為病情，他無法進食，不能把西瓜的果渣咽進去，護士們就把西瓜榨成汁，濾掉果渣後凍成冰格，等他想吃的時候，就挑一塊，讓他含在嘴裡，嘗嘗味道。

在他住進病房前，他幾乎做好了所有面對死亡的準備：瞞着女朋友自己的真實病情，跟她分手；從大伯那裡奪回了父親的遺産，留給了母親。

而他最後的心願是，告别時要放陳奕迅的歌——在他去世那天，病房裡循環了一整天。

安甯病房的科室藏書《西藏生死書》，平時會借給病人或醫護人員閱讀 | 看客圖

一位曾是美容師的乳腺癌患者，因為脫發，每天都戴着一頂粉紅色的帽子。護士們查房時無意中聽到她跟丈夫提起，自己好久都沒有敷面膜了。第二天，她們征集來科室裡所有醫護家裡的面膜，每個品牌各一片，供她挑選。等她選好以後，護士們幫她用洗面奶洗了臉，把面膜服帖地敷到了她的臉上。

而在更多時候，最後的心願要和生命賽跑。

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老伴去世，兒子在國外生活，除了一直照顧他的保姆，沒有任何親人陪在身邊。他最後的心願，是跟遠在國外的兒子拍一張合影，留作紀念。此時，他的兒子已經趕回了國内，但隔離讓他們不知何時才能見上面。

還有位四歲的罕見病男孩，生活在臨海的城市，從小的心願就是去看海。媽媽總會告訴他，等過一陣子身體好一點就去。但小男孩的身體從沒有好起來，他也始終沒有去看過海。

住進安甯病房的第二天，男孩的媽媽怕時間來不及，給他留下遺憾，便答應他帶去看海。當晚，醫護人員準備好了物資、應急藥品，還約上了義工組織，配齊所有人手，準備第二天帶他去海邊。

但就在媽媽答應他去看海的兩小時後，男孩的生命體征開始迅速降落，病情急轉直下。當天淩晨，他便離開了。護士安慰那個年輕的母親，“至少在他意識還清醒時，他知道我們要帶他去看海了”。

共同一課

死亡，它不僅關乎到生命個體，也是至親至愛之人要共同面對的一課。

如何面對即将離世的至親，大部分情況下，人們是無措的。疾病帶來的生理煎熬并不直接作用于他們，卻讓他們感受到同樣的渺小與茫然：不知道該如何接受現實，更不知道自己還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患者需要身心的支撐，家屬們同樣需要。

今年春節時，安甯病房裡住了一位肝癌晚期的老人。按照當地的習俗，護士給每個病房都發了長壽面和鴨蛋，寓意平安順利。老人因為病情，意識模糊，收到禮物時卻清醒了過來。等女兒夜裡來看望時，老人跟她說，要吃豬腳湯泡長壽面。剛開始，女兒還以為是他病情加重，開始胡言亂語了，等老人講了半天，女兒打開抽屜，看到裡面的長壽面和鴨蛋，才明白了前因後果。

夜晚，她獨自坐在走廊上，眼眶紅紅的。她跟值班的護士說，“我們跑了很多醫院，醫生隻會告訴我該怎麼治，卻沒人告訴我能做點什麼。”父親走到這一步，她是唯一來看望的孩子。那天，她第一次感受到父女倆的痛苦是被關懷與理解的。

護士和失去聽力的病人用白闆聊天 | 看客圖

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樣的關心才算正确的。

有一位做生意的女人，從小父母離異，被母親辛苦地拉扯長大，母親生病入院時，她放下了所有工作，決心陪伴母親最後的日子。病情發展到後期時，母親容易生痰，她一聽到母親發出咕噜咕噜的呼吸聲，便會讓護士把痰吸出來，擔心她被痰堵死。

直到母親跟她說，“你不要再弄我了”，女人才反應過來，吸痰對母親來說，可能也是痛苦的。或許她不斷地要求護士來吸痰，隻是為了不再聽到母親咕噜咕噜的呼吸聲，讓自己心安。

那些濃烈的愛意與不舍，或許當着至親之人的面，反倒表現得含蓄。

那位年輕的乳腺癌患者住進來時，恰好快到那一年的情人節。按照護士們的話說，她的丈夫“有些直男”。在護士們的鼓勵下，他給妻子準備了一大捧玫瑰花，花束的中央還放了一根金項鍊。女人坐在病床上，拉着丈夫給她帶上了項鍊，說永遠也不想再取下來。

幾天以後，女人離世，那天她安靜地躺在病床上，兒子牽着她的手，給她吹着口哨，吹她最愛的歌曲，跟她說自己愛她，感謝她，以後會好好讀書。丈夫在孩子面前不敢流露太多情緒，站在後面悄悄抹淚。按照女人的心願，那根金項鍊到最後也沒有取下來，在她的脖子上閃着光。

生死聯結

不留遺憾地體面離開，這是最理想化的情況。

更殘酷的現實是，普通的安甯病房每天要花費240塊，進入病房的患者們，十有八九沒有家屬親自照顧，算上請護工的花銷，每日将近500塊。即便如此，作為省内唯一開設安甯療護科的三甲醫院，為數不多的幾張床位，還有數不清的患者在排隊等待。

很多時候，當護士們撥通家屬的電話，通知患者入住時，得到的回複都是，“他已經離開了”。

與此同時，當醫生和護士們談論起這份工作時，最常提到的一個詞是：情懷。

科室成立近兩年來，沒有創收，便沒有績效。科主任和護士長要把所有獎金分給護士們，自己不拿一分，才能保證她們每月的生活不至于太過拮據。即便算上政府撥款扶持的獎金，護士們到手的月薪也隻有3000塊左右。在這座二線城市，家在本地的護士勉強可以靠工資維持生計，當然，偶爾也要依靠家人的接濟；背着房貸的護士，現實壓力更是難以承受。

安甯科室用于交接班的會議室 | 看客圖

但沒有人舍得離開。

在這裡，24歲的年輕護士第一次幫去世的孩子蓋上眼睛，小女孩去世時嘴巴是張開的，眼睛也沒有合上。當時是冬天，她把手搓熱，在女孩的眼睛上蓋了很久，她的眼睛才合上，“我不做這些事情的話，她父母看到她這樣會更難過”。科主任曾蹲在患癌的老黨員床邊，陪他唱《打靶歸來》，也曾拿來家裡的投影儀，在下班後的夜晚，陪鼻咽癌的退伍軍人看了一部電影。

科室甚至專門準備了一個本子，寫屬于他們的安甯日記，陪伴、診療過程，和患者相處的情緒，任何想說的話都會被寫在這裡，從科主任、護士長，到底下的護士，每個人下班後都會記錄。如今已經寫完了厚厚一本。

這裡無限接近死亡，但也同樣貼近日常。在生命最後的日子，患者們依舊會炒股、讀書、錄全民K歌，忍受生理痛苦的同時，盡可能地表達與理解，愛與被愛。

這裡的陪伴都是短暫的，最長也不會超過3-6個月，總有一天會迎來分别。但即便如此，安甯科的護士們，還是會和熟悉的病人如好友般分享心事、電影與歌曲。她們想起病人時，便在微信對話框裡發送幾句問候與思念，無論時間，無論生死。

本文轉載自【看客inSight】

來源：全民故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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