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為啥叫千年書院?書院學規最早出現于南宋，又稱規約、揭示、學則等南宋時期，理學思想與書院教育緊密結合，書院規制日趨完備學規往往蘊含着豐富的學術思想和人生哲理，是書院制度精華所在呂祖謙所作《麗澤書院學規》為學規之始，而影響最深遠的學規則為理學名家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簡稱《揭示》）《揭示》不僅對書院師生道德情操的養成有着積極作用，更是朱熹理學思想在書院教育中的集中體現，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白鹿洞書院為啥叫千年書院?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白鹿洞書院為啥叫千年書院

書院學規最早出現于南宋，又稱規約、揭示、學則等。南宋時期，理學思想與書院教育緊密結合，書院規制日趨完備。學規往往蘊含着豐富的學術思想和人生哲理，是書院制度精華所在。呂祖謙所作《麗澤書院學規》為學規之始，而影響最深遠的學規則為理學名家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簡稱《揭示》）。《揭示》不僅對書院師生道德情操的養成有着積極作用，更是朱熹理學思想在書院教育中的集中體現。

朱熹撰寫“揭示”

朱熹認為，教育是“政事之本，道德之歸”。朱熹一生與書院有着不解之緣，曾創建、修複了包括寒泉、武夷、嶽麓、白鹿洞在内的多所書院，白鹿洞書院也由此獲得新生。

兩宋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學家，書院成為他們傳播自己學說的主要陣地，朱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生活的年代，由于多年戰亂、政府财力匮乏，導緻當時官學“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圮，齋舍荒廢”。朱熹認為當時的科舉教育過于功利化，淪為士子“釣聲名、取利祿”的手段，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未有聞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朱熹試圖以振興書院來達到使讀書人懂得“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目的，扭轉世風日下之局面。

白鹿洞書院位于廬山五老峰南麓後屏山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北宋初年，白鹿洞書院由廬山國學改建而成，此時的書院規模不大，影響力也有限。朱熹重修書院，制定《白鹿洞書院揭示》後，白鹿洞書院才真正聲名鵲起，跻身四大書院之列。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中記載：“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曾到訪白鹿洞書院，見書院荒廢已久、斷壁殘垣，唏噓不已，他認為白鹿洞書院“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遂下定決心複興書院，為書院置辦院産，征求圖書。朱熹又力排衆議，說服宋孝宗為書院賜額，白鹿洞書院正式得到官方支持。在朱熹的不懈努力下，書院在荒廢百年後重獲新生，并逐漸聞名遐迩，被後世學者譽為“天下書院之首”。書院開學之際，朱熹親自講說《中庸》首章，并取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揭示于門楣，即為《白鹿洞書院揭示》（又名《白鹿洞書院學規》《白鹿洞書院教條》《朱子教條》），希望以此勉勵諸生。《揭示》集中诠釋了朱熹關于書院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怎樣培養人才的教育思想。

正文僅百餘字

《揭示》簡明扼要，正文僅百餘字，可分成5方面内容，依次為“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之要”“處事之要”和“接物之要”，為書院教育提出明确的目的要求和培養途徑。《揭示》正文是朱熹借用先賢言論，結合自身理學思想之精髓歸納而成，實現了創造性诠釋，不愧為理學集大成者。

首先，朱熹将以“明人倫”為核心的“五教之目”列在《揭示》之首，“學者學此而已”，說明“明人倫”是書院教育的根本所在，體現了“明人倫”的重要性。“五教”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立德是書院教育之根本。

其次，朱熹提出了“為學之序”，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朱熹看來，做到學、問、思、辨，便可“窮理”，并且将“為學之序”運用于書院的教學活動中，将其融入讀書方法之中。朱熹十分看重讀書，他認為：“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為此提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着緊用力、居敬持志的六則“朱子讀書法”來指導生徒讀書。在朱熹看來，學習是不斷積累的過程，故要求生徒研讀儒家經典應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序，而《四書》又置于《五經》之前，循序漸進、由表及裡。

最後，“窮理”要落實在“笃行”之上，兩者構成書院教育的兩翼。朱熹将“笃行之事”細化為“修身之要”“處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三部分，足見這位理學集大成者對道德實踐的看重。南宋時逢亂世，理學家們以培養經世濟民之人才為己任，而抵抗科舉利誘，擺脫場屋俗學的關鍵則在于“笃行”。其中，“修身之要”是指“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修身”與“立德”相輔相成，誠實守信、恭敬謹慎、知錯能改是為人的基本原則。“處事之要”即“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他曾邀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授“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養成正确的義利觀，提升個人品德修養。朱熹對“接物之要”亦有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在人際交往方面的經驗之談。處事待人要寬宏大量，與人為善，以“恕道”精神為準繩。而“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強調嚴于律己，時刻進行自我反思，完善人格。《揭示》充分反映了儒家的修身思想，如果說學、問、思、辨停留在認識層面，那麼“笃行”則上升至道德踐履的高度。“窮理”與“笃行”缺一不可。通過上述努力，就能實現理學家們“傳斯道而濟斯民”的遠大抱負，開創河清海晏的盛世局面。

“揭示”影響海外

理學注重培育人的内在道德修養，《白鹿洞書院揭示》所要達成的目标是“講明義理，以修其身”而後“推己及人”。“修身”是“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的基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朱熹對白鹿洞書院生徒的真切希望，也是古之哲人對修身、處事、接物等多方面内容的深刻思考，更是千百年來書院精神的真實寫照。

由于《白鹿洞書院揭示》揭示的是“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因而具有宏觀性、綱領性，具有廣泛的适用性，所以明代思想家王陽明曾評價《揭示》：“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紹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院，将《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淳祐元年( 1241年)，宋理宗趙昀視察太學，手書《白鹿洞書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或摹寫，或刻石，或模仿，《白鹿洞書院揭示》遍及全國書院及地方官學。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

明代白鹿洞書院多位洞主都曾參考《揭示》，拟定新規，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明代理學家胡居仁所作的《續白鹿洞書院學規》。明末東林黨領袖顧憲成對朱熹的《揭示》極力推崇，“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不出此矣。”他為東林書院制定的《東林會約》，就是在《揭示》基礎上完成的。

清代經學家李文炤任嶽麓書院山長期間，曾編寫《嶽麓書院學規》，其中“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歸”等思想與《揭示》可謂一脈相承；嶽麓書院另一位山長王文清所編訂的學規則對學子提出尊敬師長、明辨義理、崇尚節儉等道德要求，将《揭示》中德育内涵系統化。

《揭示》還名揚海外，如朝鮮著名學者李退溪的《伊山書院學規》、日本陽明學鼻祖中江藤樹的《藤樹規》，均是以《揭示》為藍本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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