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哔哩哔哩上,以“在遠方的阿倫”為ID的阿倫擁有許多擁趸,他發布的旅行紀錄片系列《單倫單車遊中國》和《圍城随筆》吸引了許多關注和彈幕。
2015年,正在上海做設計師工作的阿倫辭去工作,開着自己那輛兩驅城市小型SUV,開始了他單人自駕環遊中國的漫長旅途。從此,對于“旅行”和“記錄”這兩件事,他好像上了瘾。2017年,他第二次環遊中國,開始拍攝旅行紀錄片,同時,又制作了《圍城随筆》系列。
重裝徒步武功山 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 提供
在旅行短視頻數量爆發的今天,阿倫的作品别具一格。他稱自己的作品為“紀錄片”,而從畫面、台本和立意上,它們也确實達到了旅行紀錄片的水準,但令人稱奇的是,這一系列時長20-40分鐘不等,畫面精美、鏡頭調度複雜、人物采訪充實,甚至配樂都恰到好處的紀錄片,從拍攝到制作,全部都由阿倫一人完成。他向澎湃新聞講述了拍攝背後的故事。
澎湃新聞:你第一次單人單車出行是在2015年,而且還是辭職旅行,這次環遊中國帶給你怎樣的體驗?
阿倫:我是學藝術出身的,一直都比較喜歡攝影。辭職之後,我帶了一個相機,一個gopro就出門了,想多拍攝一點照片。但路上經曆了太多事情,比如路上的危險,以及遇見的很多人和事,和不同的人的交談,改變了我的很多想法,甚至價值觀。讓我覺得這次旅行已經不單是看風景的目的,我有必要講這些記錄下來,傳播出去。對于我來說,2015年第一次環遊中國是打開改變和認知世界大門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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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所以你在2017年又去了一次,這次是拍視頻。
阿倫:是的。2015年的旅行結束後,我感到這是對我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想用視頻的方式展示路上遇見的人和事。此外,第一次旅行也留下了不少遺憾,比如當時我最北到了敦煌,那時還想往新疆走,但當時在時間和資金的限制下沒有繼續,所以想在2017年了結這個遺憾。所以當時我是帶着使命出發的,除了旅行之外,我更多的是想要去記錄。其實,我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也從沒提到過自己是一個合格的旅行家。我對吃喝玩樂不是很感興趣,因為我的目的和初衷是記錄。我一直傳達的一個理念,就是“記錄大國小民”,而非我要在世界多少國家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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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單倫單車遊中國》和《圍城随筆》分别是怎樣的定位?
阿倫:它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列。拍攝《單倫單車遊中國》的話,一去就要兩三個月,會去很多人非常向往但通常遙不可及的地方。這對我來說也更有挑戰性,甚至更危險,而圍城随筆則是想要去一些具體的點,比如山脈、海島,在那裡深入挖掘一個人文故事,更接地氣,也是觀衆更容易去到的地方。
澎湃新聞:一集vlog從拍攝到制作,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阿倫:拿《圍城筆記》來說,拍攝時間在半個月到二十多天左右,後期制作成一部20-30分鐘的紀錄片則需要一個月時間,也就是說,一天可以制作一分鐘。
澎湃新聞:在第一次環遊中國的帖子裡,你提到過一個人很難記錄下旅途中的風景,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會堅持一個人拍攝,這樣的遺憾可以通過别的方式抵消嗎?
阿倫:有人認為我堅持一個人出去是個噱頭,但對我來說,我選擇一個人出去隻是因為自己喜歡,兩個人太麻煩了。我自己開車累了,想睡就睡。如果是兩個人,就可能需要找賓館,等等,這些可能就會妨礙我的拍攝計劃。我是以拍攝為主,而非享樂,所以一個人更加靈活機變,隻要我身體吃得消,拍攝計劃就能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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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是兩個人以上拍攝,那在我采訪的時候,就會有一個主持人角色,另一個人拿攝像機。但這種情況下,受訪人會緊張,特别是拿着大鏡頭沖着他的時候,很難挖掘他更深的想法。而一個人的時候,許多農民或村民會對你發生興趣,主動上前聊天。這樣比較容易建立聯系,也方便我深入地去向他了解當地情況。
比如說在《環遊中國》第二季,雀兒山道班工人那一段,在圖文中我提到過,常規的新聞攝制組的報道會将他們模範化、英雄化,但也會因此忽略他們背後的故事。不過當他們面對我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很樂意和我分享生活中的一些細節甚至難處比如工資的問題,等等。
澎湃新聞:也有許多不便吧?
阿倫:對。我和當地人深入聊天時,我總不能臨時說,你等我一下我去架一個三腳架啊。所以後來我會根據面相和細節判斷路上遇到的人是否有記錄價值,如果遇到一個這樣的人,我會估計一個與他交流的時間, 在那之前,我要提前拍好當地的一些空鏡,包括航拍和在地面用相機拍的遠景、中景、近景和特寫,最後再用運動相機去接近我想要訪問的人。不過第一眼認為那個人是否值得受訪和拍攝也不容易,是經驗的積累,也有運氣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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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一個人上路怎麼裝備自己?
阿倫:沒有什麼特殊的裝備,無人機會帶兩台,相機和幾個鏡頭,三腳架,運動相機因為會有損耗所以會帶得比較多,八台左右。
一般來說,我會在車裡布置4個固定機位,一個沖前面,像行車記錄儀一樣。沖着我自己的有兩個機位,後面還有一個機位。此外車頂還有半固定機位,身上胸前還有機位,以及還有自拍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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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八台運動相機?器材損耗很大嗎?
阿倫:是。印象比較深的是第一次環遊中國時,剛到西藏,從納木錯回來的時候要翻過一個5000米的山口,突然就下雪了,路上撿了兩個妹子搭車去拉薩,我想在她們面前嘚瑟一下,就拿出無人機航拍,結果當場墜毀。我隻好當天就轉去川藏線,去成都買無人機,再返回西藏。這件事情就徹底改變我的旅行計劃。所以要多帶一些備用設備。
澎湃新聞:你曾說過,“計劃我隻做一半,另一半留給探索和發現”,我在看你的圍城筆記時,也感到除了重慶以外,其他的幾集頗有一種計劃外的随意感和驚喜感,請問你在拍攝前往前的旅行規劃會做到哪一步呢?
阿倫:出去拍攝其實做很多計劃沒用,有很多突發狀況。在外面要具備應變能力,應付突發事件的能力,此外,還要應對拍攝上的突發事件,如果突然出現有意思的素材,就要馬上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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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所以你的想法是在旅行中逐漸成形的嗎?
阿倫:不會那麼明晰。我在旅途上隻能很感性地去評判遇見的人和事對我的影響,要先打動我自己,才能打動觀衆。回來之後,再根據素材量來評判紀錄片的内容。比如《圍城随筆》最近的一部是關于内蒙古的大興安嶺。去之前我隻知道那裡風景很美,在路上,我又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但由于時長關系,最後我挑了一個各方面比較平衡的小城,博克圖,作為紀錄片的主要講述對象。在去之前,我幾乎對博克圖毫無了解,在旅行中,才對它産生了感情。也是在揀選素材之後,才決定以它為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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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許多人都覺得你的畫面非常美,你覺得畫面對你的片子來說有多重要?
阿倫:我是學設計的,也喜歡看電影,會注意畫面、構圖、光線和鏡頭的運用。但這都不是主要的東西,隻是表面的美。我覺得現在觀衆的審美能力提高了,對故事性的要求更高。畫面是基本,但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對社會現狀、小人物、故事本身的挖掘。我其實在強迫壓抑自己,不要往風光片的方向走,而是要把精力放在講好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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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為什麼說自己是“格格不入”的影像記錄者?
阿倫: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格格不入”的平凡人。我覺得我和大家一樣,沒有去過很多國家,一個普通人。我會做這件事,源自于我的獨立思考和人生價值觀。我突破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去追逐自己喜歡的東西,格格不入也就是說和主流價值觀有點不一樣吧。
澎湃新聞:有什麼下一步特别想去的地方嗎?
阿倫:第一次環遊中國的時候,我知道了“地獄之門”,那棱格勒峽谷,它是世界知名的死亡谷之一,當時就非常想去。但是去那裡需要做非常充足的準備,不确定性非常多,必須從人身安全、車輛等多方面考慮。我還非常想去終南山,想去拜訪那裡的隐士,傳說有些人是真修行,有些人是假修行,我想去記錄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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