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因而有人就以此為借口，隻要對自己有利的就去做，無利的就回避，也不管自己所做所為是否正确，隻要對自己有利就行了。

記得在江歌遇害一周年時，有個擁有幾十萬粉絲的網絡大咖為劉xin辯護，用的就是“趨利避害”這個詞，認為劉很無辜，不應該遇到人們的譴責，她隻是趨利避害而已。

這位網絡大咖講這樣的話的時候，也不想想自己的話多麼荒謬。如果江歌也趨利避害，她會管劉的破事？她會遇害嗎？說不定遇害的就是劉本人了。

如果全社會的人都趨利避害，自私自利，不顧他的死活，甚至不惜傷害他人，社會将會是他人是地獄，是一個充滿危險的社會，是一個動蕩不安的社會，是一個很難生存的社會。

之所以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社會的意識形态在發揮作用。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主流價值觀，有社會倡導的正能量和主旋律，引導人們正确判斷是非，知道什麼該做、能做，什麼不該做、不能做。

清人王永彬說：“大丈夫處事，論是非，不論禍福。”意思是，有志氣的人在處理事情的時候，隻問所做的事是對還是錯，并不問這樣做會給自己帶來的究竟是福是禍。

這段話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判斷一件事能不能做，首先想到的不是趨利避害，而是“是”和“非”，要明辨是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這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美德。

《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說，生命是我所想要的，道義也是我所想要的，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就隻好犧牲生命而選取道義了。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但我所想要的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不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所厭惡的，但我所厭惡的還有超過死亡的事，因此有災禍我也不躲避。

成語“舍生取義”就來自孟子的這個段話，為了正義可以犧牲生命，這也成為中國有志之士的人生選擇。古往今來，許多仁人志士為追求和堅持真理，義無反顧，把自身的禍福安危置之度外，甚至獻出寶貴的生命，他們才是所謂的真正大丈夫。

南宋民族英雄文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面對元朝統治者的軟硬兼施，他甯死不投降元朝，表現出他的民族氣節和舍身取義的生死觀。

林則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為了國家的利益，怎麼能因為有福祉就追求，有禍患就避開呢？好就是說即使犧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願。林則徐在國家受到西方列強傳略時，站了出來，虎門銷煙，長了中國人志氣，滅了侵略者的威風，遭到了革職流放新疆的噩運也從不後悔。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這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就義前題在獄中壁上的絕命詩，抒發他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雄心壯志。

革命先烈夏明翰：“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他為了堅持真理，追求共産主義的理想，面對敵人的種種酷刑和勸降，他終視死如歸，決不屈服，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如果做事隻根據對自己的利害來決定取舍，就會隻能做對自己有利的事，而不管是否損害國家、他人利益的事，很可能就做出現損人利己的事來。

做事是有是非标準的，而有的人看了王永彬的這段話後，這樣評說：“立場不同，對錯也就不那麼好分辨。很多事都分不出個對錯，隻能擇優，所以才會有博弈論。”還有的人說：“不能太武斷，畢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三觀不同，觀點不同。”

這明顯是沒是非觀念，什麼是對，什麼錯，都不知道，是非不明，而且判斷是非是以個人的立場為标準，而不是以社會所倡導的正确的價值觀為标準，也就明白為什麼社會上有許多人為劉xin名冤叫屈了。

如果從個人的立場出發，當然就會是非不明了，往往是各說各有理，就會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樣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是非标準。

價值觀是一種處理事情判斷對錯、做選擇時取舍的标準，是推動并指引一個人采取決定和行動的原則、标準。做事不能一味地趨利避害，還要正确地做人，這是對人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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