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和光同塵?饒曙光詩仙李白曾感歎“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無疑點破了人生的要義但面對化作塵埃的終極歸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緒和态度嗎?《人生大事》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該片視角獨到地聚焦了“殡葬師”一職,并将宏大的生死議題,巧妙落筆于一段段微妙的情感關系中此外,隐喻性的人物和細膩的細節設計,都讓影片極具溫暖現實主義的美學内涵和美學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影片引發的熱議,也振奮了受疫情沖擊已久的中國電影市場,展現了産業維度的蓬勃生命力,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和光同塵?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饒曙光
詩仙李白曾感歎“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無疑點破了人生的要義。但面對化作塵埃的終極歸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緒和态度嗎?《人生大事》給出了不一樣的答案。該片視角獨到地聚焦了“殡葬師”一職,并将宏大的生死議題,巧妙落筆于一段段微妙的情感關系中。此外,隐喻性的人物和細膩的細節設計,都讓影片極具溫暖現實主義的美學内涵和美學特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影片引發的熱議,也振奮了受疫情沖擊已久的中國電影市場,展現了産業維度的蓬勃生命力。
濃厚的市井煙火氣息
相較于日本電影《入殓師》的靜美和克制,《人生大事》洋溢着濃厚的市井煙火氣息。濃郁且幹脆的武漢方言,展現了一座城市的風土人情和角色個性。特别明顯的是,主人公莫三妹(“三哥”)喜歡用“老子”代替“我”,符合武漢人的表達習慣,也契合其暴躁、粗魯的人物定位。而小文吃飯時的一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既展示了武漢的飲食習慣,又體現了民間俚語的押韻趣味和兒童的天真可愛。甚至,當角色們發生争吵,方言同樣突出了傳遞信息的優勢和語言的感染力,并無理解上的障礙。如小文的舅媽分别與三哥、丈夫發生過兩次争論,接連蹦出的方言短句讓事件矛盾得以快速推進,小文一家的複雜情況被和盤托出,角色的精明也躍然于銀幕。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中,方言雖然小衆且拗口,背離着潮流,但其蘊含着特殊的地域文化、曆史傳統和生存狀況,消解了全球化進程中人們被同化的焦慮,從而找到自我認同與歸屬感。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它将人物形象、地域文化、生活習慣和曆史過往進行了最真實的呈現,讓“現實”得以落地。
當然,标識性的方言與生活景觀更為相得益彰。三哥經營的“上天堂”,藏于小巷之中,門樓十分狹小。随着三哥每一次業務的展開,觀衆更能感受到街頭巷尾的日常狀态。生活條件的樸素,使得小文外婆的發喪儀式隻能在窗口對應的一方空地中舉行,僅能容納下幾位親屬和鄰居,棺椁被擡起後還需立馬調轉方向走出。因為空間的逼仄,每一戶都竭盡可能地讓有限的空間發揮出無限的價值。因此,三哥前往客戶家時,常要穿行于巷子裡的層層被單中。抑或是,清晰可見各家各戶曬着鞋子的陽台,路口處堆滿的枯萎的綠植、破損的箱子和曬幹的艾草等。電影本身就是一個由多元社會文化元素構建而成的複雜生命體,它有着地緣文化的基因。《人生大事》中樸素的方言和生活景觀,散發着市井煙火氣,因而更能帶動觀衆進入到讨論人生重要議題的語境之中。
隐喻和追問
《人生大事》不僅有着生活氣息,更直擊人心的,是其對死亡頗具銳度的思考,這一點通過隐喻設置和追問來達成。三哥和小文的人物關系,尤為值得品讀。小文始終紮着雙丸子頭,拿着紅纓槍玩具,是一個活脫脫的小“哪吒”。而三哥一直佩戴着一個金箍手環,并且時常穿着一條虎紋褲衩,是典型的孫悟空形象。受傳統文學和影視作品的影響,這兩個人物形象不羁、叛逆的一面早已深入人心。而哪吒和孫悟空,則在《西遊記》第四回中有了交集——哪吒奉玉帝之命,前去捉拿孫悟空,二人發生激烈大戰,最終後者取得了勝利。
具體到《人生大事》中,小文從小被外婆撫養長大,根本不了解親生父母,與舅舅一家的關系十分疏離。而小文也用哪吒一般不可思議的方式回饋着外婆,僅憑着一張用兒童手表拍攝下的照片,便大膽地穿梭于城市各個角落,終于找到了三哥,一直追問大家,那個裝着外婆的“大盒子”,到底去了哪裡。年幼的小文還不能完全理解死亡,隻知道最深愛的外婆最終化為了袅袅雲煙;那些甜蜜的過往,隻能通過回放手表中的語音來回憶;那些深切的挂念,隻能通過仰望星空來排遣。
看似混不吝的三哥,也與孫悟空一樣,始終與社會格格不入。面對父親的不信任、女友的背叛、社會的質疑,他也在不斷追問,一再表示“想換個活法”,不願意再從事殡葬業。當他看到同樣無所依靠的小文,面對過往情敵老六的車禍慘狀,以及處理父親的喪事後,他重新理解了生與死,開始意識到自己和自身職業的價值。
不同于《西遊記》,在三哥和小文的關系中,三哥才是被改變的那個。即使自己邋裡邋遢,照顧小文的飲食起居,卻絕不含糊;知道小文始終沉浸在失去外婆的悲傷中,就編了關于“星星”的童話安慰她,費盡心力修複好手表中的聊天記錄;自己雖然叛逆不羁,但在小文學校的親子會上卻永遠規規矩矩;還重新整理了門店,與小文一起為牆壁和面包車手繪了童話裡的“星星”。而小文也會在有美食的時候,第一時間分享給三哥;在莫老爺子打三哥時,揮舞着紅纓槍保護對方;父子倆大吵一架後,她主動牽頭,讓兩人得以解除隔閡。
以現實為根基,以溫暖為導向
截至目前,《人生大事》累計票房已超過8億元,創下了春節檔後的票房新高,這一事實無疑能振奮并啟示中國電影人:時代之巨變、中國之進步、人民之需求,都應該被廣泛地關注和呈現出來。而該片也在為疲态盡顯的市場,提供一個發揚溫暖現實主義的樣本。
該片從社會百态中尋找到了獨特的素材和靈感,獨具匠心地描摹了殡葬行業。首先,這一行業的操作規範都得到了完整呈現,如常規的整理遺容,法事念
詞等。此外,從業者在社會中的現實境遇,也得到了真實的呈現。“上天堂”旁邊的婚慶店老闆不僅不準三哥的車停在巷子中,還十分瞧不起這一行業。即使誠信經營,專業過硬,殡葬師仍然會被人誤會。小文的舅媽就毫無理由地懷疑,三哥他們偷走了外婆手上的戒指,即使後面真相大白,她又再次找新的借口斥責。
另外還可以看到的,是當下的家庭和親情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随着時代和社會的發展,家庭的構成已然發生了改變,進而也導緻了家庭倫理觀的變化。在影片當中,三哥和小文之所以能成為彼此的依靠,正是因為各自原生家庭的殘缺。三哥隻有父親和姐姐,彼此間的深度聯系,還是房産事宜。小文更是從未見過自己的親生父母,外婆去世後,舅舅一家對她棄之如敝屣,甯願将其托付給陌生人。即使三哥和小文已經情同父女,但囿于收養制度,二人也不能成為法律意義上的親人。當二人不得已分離,三哥奮力奔跑,想在最後關頭留下小文。而小文則在被親生母親帶回家後,又重新跑回來找三哥,超越了傳統的家庭和親情觀。
國人對“死”是諱莫如深的,《人生大事》的另一重現實意義,是對生死的讨論。影片談及這一宏大且深刻的議題,并沒有像存在主義哲學家提出的“向死而生”那般深奧,也不會如孔子論述的“未知生,焉知死”那樣複雜,亦沒有渲染“死如秋葉之靜美”。相反,影片中的死亡,可以輕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煙”和“大盒子”;可以浪漫如最後的星星煙花,呼應三哥構想的“星星”童話;可以歡樂如生前給自己舉辦葬禮,并且配樂是《大鬧天宮》的老大爺。影片娴熟采用了各類叙事技巧,确保了内容在堅持現實主義邏輯的同時,又具備高視聽品質。
但仍然需要注意一個問題,“溫暖現實主義”的基調和核心是“溫暖”,并不等于“心靈雞湯”,也不意味着是廉價的同情和樂觀,更不能逾越常規邏輯和被刻意消費。影片最後,小文的親生母親突然出現,但這一人物,在情節線上毫無鋪陳,也不符合現實情況。更需要警惕的是,如長期泛濫這種故事技巧,德勒茲曾論述的情動機制,很有可能轉變為一種操作情感的邏輯——觀衆會因為故事或人物産生共情,但更容易在其中被規訓,這于現實主義的再拓展和再創新都是不利的。因而,創作此類題材作品,還要從道德的和曆史的兩個維度來觀照現實,要有對問題的直觀表達,更要有自己的認知和考量。
無論如何,面對“人生大事”,我們應該而且必須要有更豁達的人生理念和人生态度。
(作者為電影理論家、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
來源: 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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