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自王圓菉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後，一大批國寶重現于世，引起海内外學者的高度重視。其中，敦煌遺書的發現為我們了解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寶貴資料，具有不可估量的曆史價值。

唐 敦煌遺書殘紙手稿 大英博物館藏

就書法而言，敦煌遺書的出土不僅讓人們看到了來自各個時期（從西晉到宋）的豐富的書法作品與書法史料，同時為漢字字體發展的衍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坐标。其中，出土于敦煌地區的唐代《篆書千字文》與《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是十分罕見的書法作品，它們填補了隋唐時期《篆書千字文》僅有史料載述而無迹鑒的空白，對書法的研究具有非凡的意義。

唐 敦煌《千字文七行》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唐 敦煌《千字文五行》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唐代小篆墨迹稀少，敦煌地區出土的篆書更是絕少，《千字文七行》與《千字文五行》（P.4702）兩者本為一卷（下文合稱“敦煌《篆書千字文》”），後斷為兩部分，現庋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在整體風貌上呈現出篆書楷化或篆楷相摻的特征。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标題以篆書書寫，十四字，鹹通十年（869）寫本。它與敦煌《篆書千字文》的書寫情況相似。

唐 《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局部）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蒙書研究》指出這件敦煌《篆書千字文》為綜合性識字蒙書，也就是說這件作品帶有一定的教材性質，這也決定了書手要盡可能地以端正、敬重的态度來書寫，以供蒙童識别、誦讀、臨摹。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紙本上未畫有經緯線，但書者在書寫時還是盡可能地保持橫行與豎列的整齊，每列統一寫十字篆書，且篆書右部為楷書釋文，即使釋文标注有誤也會重新修正，如“世”“祿”二字楷書釋文位置錯位，書者便以斜線交叉說明。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件作品的篆書應當是在正常狀态下書寫的，非練習之作。同樣地，《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的十四字篆書标題的作用是說明事件，并且所使用的場合較為莊重，盡管布局安排錯落變化，但在書寫上也是一絲不苟的。

盡管如此，這兩件作品還是顯得十分不同，與我們所熟知的唐代篆書有很大不同，因其雜以楷、隸、篆寫之，故後人謂之“篆書奇字”。可以說，這兩件作品的面世為我們揭示了唐代敦煌地區篆書書寫的真實情況。

“尚法”的觀念貫穿有唐一代的書學發展，唐代篆書的主流也呈現出“體貴端而不肆”的特征。敦煌《篆書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這兩件作品出自不同書手且風格面貌相近，與我們熟知的唐代如李陽冰一類的“勻、齊、端”的篆書大不相同，可用“自由散漫”概之，将它們放在“唐尚法”的時代背景下看，頗顯違和。

“體勢盤曲”“楷隸相摻”“懸針”是敦煌《篆書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這兩件作品的重要書風特征。敦煌《篆書千字文》中的線條曲多于直，多以露鋒入、露鋒出，有裝飾筆畫，裝飾現象明顯，如既、士；線條盤曲折疊，如軍、俠、回；有筆畫連帶現象，如起、翦、将；且筆畫粗細不均，如兵、辇；還存在一些錯訛現象，如盟、趙。《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中錯落變化明顯，較之《篆書千字文》顯得“不太穩定”，如西字被壓扁到了極緻，部字右旁被盤疊多次，與唐宋官印中風行的疊篆相類，邈粗細不均，唐、管、内、部、統等字中包圍結構的豎線也均呈内縮狀。

漢 《姑臧張□□柩銘旌》 202cm×47.5cm

總的來看，“楷篆相摻”的風格特點表現為字形松散，不勻稱、不整齊，用筆多露鋒，整體顯得随意、自由。這種結構與用筆特點實際上在漢代就已初露端倪，如《張伯升柩銘旌》《壺子梁柩銘旌》《張掖都尉棨信》《姑臧張□□柩銘旌》等。其中《姑臧張□□柩銘旌》中的文字近類鳥蟲書法，其起收筆大部分為露鋒，結構疏密不均，字大小參差，融為一體。這種書寫方式被延續了下來，如周延元在《編目贅言》中記載道：“又劉澤民縣宰亦最後得數十卷，内一卷長約丈餘，為神玺二年（398）某氏所書，用篆筆體而書楷字，特饒雄健姿勢，的為尤物，乃北涼段業時精寫之品，惜忘其佛經過目名。”此外，隋唐時期的官印入印文字也與此篆文相類。也就是說，篆楷融合隻是敦煌篆書墨迹的外在表象，這種書寫性的完成并非一日之功，應是從屬于篆書體系中自由、奇異一脈。據筆者查閱，早于這兩件作品的唐代篆蓋中，亦有書風十分相類者，如湖北襄陽出土的《張轸墓志》篆蓋、《張漪墓志》篆蓋等。

敦煌《篆書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中都出現了由露鋒形成的懸針篆。懸針篆的大規模應用可追溯到新莽時期，王莽更改貨币制度後在錢币上使用的文字，諸如“大布黃千”“貨布”等，字形勻稱，體勢多為縱向，因币賦形且婉轉秀美。由露鋒筆法形成的懸針篆從漢代被保留下來，啟功在論述漢代碑額時言：

它們常表現手寫體的特色。像漢《尹宙碑》額的筆劃（畫），頭尾尖、胸肚肥，固然最為明顯，即其他漢碑額，也常見活動頓挫的姿态，與秦刻石那種整齊勻圓的樣子，往往不甚相同。這個風氣，一直影響到南北朝的一些碑額、墓志蓋，例如北魏《嵩高靈廟碑》額，筆鋒起處收處都極明顯；東魏《高盛碑》額字雖力求肥重圓渾，但筆劃（畫）起止的地方，仍然似乎有意識地要表現出一些尖鋒。其他碑額、墓志蓋也常有這種現象。這也可以見到古代字體的某種方法和風格，在某種用途上成了習慣或制度以後，即使演變日久，也會遺留一定的痕迹。

從敦煌《篆書千字文》和《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統邈真贊并序》中可以看出，這種尖鋒入筆的書寫習慣一直延續到唐代，成為人們眼中“異化”後的小篆。需要注意的是，這類作品并非是“一改篆書‘篆尚婉而通’的玉箸般的線條”，而應是自漢代以後與玉箸篆同線發展的一脈篆書。

本文節選自《書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紀念碑性”的誤讀：敦煌出土唐代篆書墨迹的書寫性》

《書法教育》（研究版）2021年第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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