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于胡底，出自詩經，用老百姓的話說，就叫作，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或叫作，你有沒有下限啊？另比如，你無恥要到什麼地步？你腦殘會到什麼程度？你裝孫子要裝到什麼時候？你臉皮究竟有多厚？你特麼有多自以為是？你牙滴究竟有特麼多麼斯丢彼特？等等，都是。

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有一種策略叫“底線思維”，意思大約是把事情多往壞處想，把困難多往嚴重方面想，把局勢多往險惡方面想，然後籌劃應對之策。博弈論中有一個著名的二難推論是“囚徒困境”，它也是二難推論的一個基本形式。半個多世紀以來，無數博弈論者試圖尋求應對這個困境的最佳解決方案，但到今天結論卻還是認為基本無解。在合作與背叛的選擇上，論者們也基本認為背叛是可選擇的最佳策略，退而求其次則是“一報還一報”，所謂的“報”，還是背叛，是用自己的背叛懲罰對方的背叛。這個語言系統是真空狀态的，不含道德評價的。而且，博弈論者也明白警示：這種對策略選擇的探讨，并不是着眼于對現實國際關系沖突解決途徑與策略選擇加以指導。換言之，它是純理論的學術性探讨。他們還承認，在戰後至今的現實國際關系實踐中，博弈論對解決現實的國際沖突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同時，博弈論者也自認為，雖然對解決現實沖突，博弈論或許提供不了最佳策略，但對認識與分析曆史與既往事實中人類個體或群體實際策略選擇的動機與後果，卻是有益的。

底線思維策略與博弈論中的背叛策略，兩者之間可能還真不是風馬牛不相及。如果脫離了這些策略原始的學科與理論背景，與現實的社會問題與國際關系實踐攪乎到一起，對于道德的人們來說，幾乎是難予啟齒的。在有的狀态或問題上，則可能與性惡論與陰謀論劃不清關系。在認識論上，它更可能引誘人們淪陷進不可知論、懷疑論和虛無主義之中。所以，正派的人往往是不屑于讨論背叛、底線，當然，自信的人也是不屑于正眼瞧一下懷疑論或陰謀論的。

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中，有一句“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兇殘到這地步。”往往被人們征引表達自己的特定主張。但文章語言同樣也有其自身産生與存在環境的，脫離了這個環境，任何引申的含義，作者本人都不會對之負責。魯迅當年說這句話，自有其特定指向。如果今天常常被引出來用以泛泛地指責國人，肯定會引起人們的反感。

其實，就現實人際關系、人與群體關系或國際關系而言，做底限思維或博弈論策略考量，未嘗不可，便是一個個人對其所處的困境作這種模式的分析，并企圖從中尋找脫困策略，也是未可厚非的。在中國古典傳統中，這種策略的思考與選擇并不少見。易中的禍福悔吝轉換理論，孔聖人以直報怨的主張，都可以擱在現代運籌學、管理學和博弈論語言系統中去理解。國策中二百七八十策，如果用一個字評價，就是詐。放在今天博弈論話語中考察認識，也盡是背叛策略的選擇。《三國演義》裡曹操“甯我負天下人”，更是置道德規則于不顧的背叛策略選擇。而這，在西方曆史上，在整個人類曆史上，同樣也是不鮮見的。特洛伊戰役中阿基琉斯之怒就是對阿伽門農背叛的懲罰，摩诃婆羅多中正法堅贊一博失天下，就是沒有對對手的背叛作出充分反應的結果。甚至在現代分子生物學中，也引入了囚徒困境的策略選擇理論來解釋生物應對存在環境的基因遺傳選擇策略。

以眼麼前的實情而言，簡直就是囚徒困境的現實版。困境中，咱便是其中囚徒之一方，對方會做什麼樣的策略選擇，咱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就已顯示出來的痕迹判斷，取底限思維，往嚴峻的方面想，并非如那些道學君子們所反對的那樣毫無用處。咱自己應該作何種策略選擇，也是必須預為研究的。哪怕是從純理論的角度，在真空中研究，也是有必要的。《禮記》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對對手的策略選擇進行預判，對咱自己目前和未來所已面臨或必将面臨的局面與可行的應對進行分析和策定，同樣也是必須的。否則，如果隻是眼睜地看着對手為所欲為，今天退群，明天甩鍋，後天打劫，大後天綁架，自己卻什麼都不做，什麼也都不敢做，什麼也做不了，或隻是空口白舌地與人罵戰，自證清白，自奏凱歌，等事到臨頭、四面楚歌的時候，徒自哀歎伊于胡底，哀歎人家擊穿底線無下限，哀歎自家胡塗愚蠢恰如屎蛋，哀歎天下大亂國家多難，哀歎大威多怨大伽多叛，卻是完全于事無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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