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底合同到期就要搬了，最近在東莞、惠州、珠海這些地方找廠房。”深圳福永一名企業主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他們村有三戶人家，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來到深圳打工并創業，已有20多年了，目前一戶已經遷往省外，一戶在惠州定好廠房在裝修，他本人也準備年底遷廠。

曆史上，深圳曾多次面臨制造業出走的浪潮。近年來，“外遷”再度成為深圳企業界熱議的高頻詞。企業外遷也引發業界對于深圳産業發展空心化的擔憂。對此，深圳大學博士後楊海波表示，從短期看，對深圳産業會形成一定不利影響，但從中長期看不會出現産業空心化。這主要得益于改革開放40多年來，深圳形成的粘性極強的産業鍊及強大的産業資源配置體系。許多外遷企業仍離不開深圳強大的産業配套體系。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深圳需要按照中央對于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盡快連通，形成産業鍊協同分工效應，因為分工深化帶來的進一步的産業擴張和創新，使産業升級成為可能。一邊是企業在外遷，一邊是面向全球火熱招商，深圳的産業升級已在路上。

企業注銷注冊數均大增

證券時報記者從天眼查獲得的數據顯示，2015～2019年，深圳市新增的企業每年穩定在50萬左右，5年新增逾254萬商事主體。今年上半年深圳新注冊企業23.5萬家，居一線城市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注銷/吊銷的數據，2015年、2016年分别隻有14766家、22477家，但到2017年陡然增到89800家，2019年更是達到228765家，相比2015年，增加了15倍。

這些注銷的數據中，很多屬于關閉，也有一些是企業外遷。學界将企業外遷分為五個步驟，外遷需求－選址考察－投資建廠－産能遷移－全部搬遷。隻有全部搬遷後才需要在注冊地注銷納稅人和法人。深圳主要是産能外遷，遷出的企業很多保留了總部、研發和中試，所以實際外遷的企業數量會比較大。

深圳市順文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從事手機産業鍊的模切業務，深耕深圳十幾年，對手機産業鍊産能外遷這一過程有着切身感受。該公司負責人曾楚佳向記者介紹，目前客戶中上規模的基本上都已經搬離深圳，“隻要廠子有個1000人以上的，都搬走了，因為這種廠要求勞動力多，廠房大，在深圳較難實現。一般就在深圳留個總部，生産基地都在外地”。規模小一點的客戶搬遷地以本省外市為主，較大規模的則多數将産能遷往其他省份。客戶搬離深圳，對他意味着成本增加，一是物流成本，貨品要通過快遞發往外地；二是溝通成本，比如打樣、現場溝通等，都不如以前便捷高效。

一位2000年初即在深圳從事拉伸膜業務的工廠老闆也表示，好多客戶都搬了，搬去東莞、惠州、珠海、河源的比較多，也有的搬去了越南、印度。“搬到珠三角的客戶都還維持着；外省的看客戶資質，好的就做；搬到國外的就不做了。”

今年8月，林老闆在江西的觸摸屏工廠正式開工了。在此之前，他在深圳開了十幾年的廠，規模最大時曾有500多名員工。“雖然廠區是在深圳原關外，但房租也已去到接近50元/平方米，工業用電1塊，我們用電量非常大，利潤已經很難覆蓋到成本了。”

搬到江西後，房租隻需6元/平方米，如果産能規模達标後，還可以免租，再加上稅收優惠，以及電費、人工成本等降低後，狀況将大為改善。最擔心的是客戶，多少會流失一些，但是工廠的兩個最主要客戶已經先期搬遷去了江西，所以不利影響在可承受範圍之内。

林老闆表示：“現在物流方便，從江西發貨到深圳東莞一般都是隔天到，把交期稍稍延長一點，成本低了，也可以給客戶報價稍微低一點，客戶還是願意做的。”

企業外遷隐憂凸顯

2019年年中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指出，2018年，深圳有91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現外遷情況，約占規上工業企業總數的1.1%，累計在深工業總産值600億元，占當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的1.95%，企業外遷風險不容忽視。

報告指出，目前深圳制造業企業受擴張需要、綜合營商成本上升、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資力度等因素影響而外遷，存在部分外遷引發整體外遷，龍頭企業外遷導緻供應鍊跟随外遷的風險，進而危及深圳産業鍊的完整性。

前述林老闆的工廠，即屬于跟随龍頭企業外遷這一類。

楊海波表示，深圳外遷企業的主體有三類，總部位于深圳在其他地區設有子公司，總部位于深圳無其他地區子公司，以及總部位于其他地區在深圳設有子公司。每一類外遷的意願與需求不盡相同，但總體呈現出三大特點。一是整體外遷的較少，但部分産能外遷的較多，深圳強大的産業配套和廣闊的市場讓企業具有一定依賴性；二是近年外遷呈現出加速現象，這與産業空間不足、房價租金高企息息相關；三是部分規上企業、高新企業外遷，其中電子信息制造企業外遷比重很大，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深圳的創新能力。

數據顯示，2006年至2007年的外遷企業中，産值在5億元以上的僅占4.5%；而這一波外遷企業中，近五成企業為億元工業企業，其中近三成為大型工業企業。以往企業外遷主體多為“三來一補”企業，行業領域集中在服裝、皮革等傳統優勢産業，近年來電子信息等高技術行業成為外遷新領域，電子信息制造外遷企業占比接近四成。

此外，近年來飛利浦、三星電子、愛普生、奧林巴斯、霍尼韋爾等外企也陸續搬離了深圳。

很多深圳的優秀企業，在産能轉移後，很快成為當地的納稅大戶。2015年左右，華為産業逐步向東莞轉移。自2015年起，華為年年都是東莞市第一納稅大戶。2019年東莞市表彰主營業務收入前20名企業，華為系以4632億元穩居第一。歐菲光産能轉移到南昌，獲得2019年“納稅先進企業獎”。南昌歐菲光2019年營收213億元，歐菲光年報顯示2019年營收520億元。總部在深圳的立訊精密，2019年營收625億元，但屬于深圳的隻有55.5億元。

使産業升級成為可能

随着城市的飛速發展，生活成本上漲、土地資源有限，成為深圳在發展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企業外遷也是順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自發行為。深圳如何破解高成本擠壓的“空心化”宿命？

“防止空心化？那平安大廈那個地方就不能蓋平安大廈，那個地方應該搞一個大型制造廠，那樣就不空心化了對嗎？顯然不是的。”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唐傑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人們應該首先理解空心化的定義，不要認為制造業就不是空心的，不是制造業就是虛拟的、空心的。我們正走向數字經濟時代，大量跟數字經濟有關的創新内容，要集中在深圳，那麼占地多的制造業就要出去了。不可能說這個城市又要靠制造，又要搞創新，既要金融，又不能放棄制造。

“現在看看我們用的電腦，是電腦這個機子重要還是軟件重要？是軟件，這就是虛拟的，沒軟件，有電腦嗎？我們現在說美國用芯片卡我們脖子，不研究芯片，制造業也發展不起來啊。”唐傑認為，深圳未來就要按照中央對于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盡快連通，形成産業鍊協同分工效應，因為分工深化而帶來的進一步的産業擴張和創新，使産業升級成為可能。

曆史上，深圳曾有三次制造業出走的危機，分别是1995年上半年，“三來一補”型台資、港資外遷；2003年左右，低端制造業外遷，僅有總部或研發中心保留；以及2011年到2012年，制造業成本高帶來的外資陸續撤離。這三次的制造業撤離，并沒有使深圳崩潰，反而使深圳從跟跑、并跑，跨躍到領跑。

楊海波認為，從決策者角度看，處在産業鍊核心地位的、代表科技競争力的、影響未來發展方向的企業的外遷，要想盡辦法挽留，保證深圳産業創新能力，比如要摸清有意向外遷企業需求（産業空間不足、租金壓力等），在這基礎上“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争取做到“有求必應”，精準解決企業面臨的問題與困難。對于一定要外遷的企業，借鑒日本“母工廠”模式，鼓勵與支持企業将總部、研發及中試留在深圳，保證創新能力不受影響。

他認為，早在2013年深圳就制定了未來産業的支持計劃，扶持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産業發展。當前，要結合先行示範區建設，深圳繼續做大做強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産業，還要在5G、人工智能、網絡空間科學與技術等産業上持續發力，突破“卡脖子”技術，增強深圳的産業鍊安全及粘性。另外，鑒于深圳發展趨勢，還要大力支持科技服務業發展，打通産學研的壁壘。

以5G建設為例。今年8月17日，在先行示範區建設一周年前夕，深圳宣布率先進入5G時代，5G标準必要專利總量全球領先，5G基站和終端出貨量全球第一，重點建設深圳高新區、龍崗、坪山等5G産業集聚區，逐漸形成高端企業引領發展、上下遊産業鍊深度融合的5G生态體系。

今年6月，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發布通告，就《深圳市數字經濟産業創新發展實施方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該方案列出了12大重點扶持領域，包括人工智能産業、區塊鍊等産業以及其他新型業态等。

企查查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底，深圳市人工智能相關企業總量超過4.6萬家。此外，全國範圍内區塊鍊相關企業4.4萬餘家，廣東省相關企業最多，深圳區塊鍊相關企業達5000餘家，占比全國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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