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研簡介

本次調研采用問卷調查法，在京津冀、長三角、汾渭平原三個重點地區的15個典型城市，面向居住在城鎮區域的居民群體，主要依托專業樣本庫,遵循随機抽樣原則發放問卷，共回收問卷約3200份。此外，還在人民網首頁、環球網首頁、澎湃客戶端首頁公開懸挂調查問卷入口鍊接，以方便抽樣方式回收問卷約100份。

2019年4月，人民日報主管《環球時報》社的專業調研部門——環球輿情調查中心，對2018-2019年“‘藍天保衛戰’社會公衆參與狀況”進行了調查研究。

經數據清理最終得到有效問卷3012份。在95%的置信水平下，本次調查的抽樣誤差為1.79%。在數據分析過程中，根據城市人口、性别、年齡等結構特征進行了加權處理，因此結論具備一定的總體推論意義。詳見最後《研究說明》部分。

有價值的發現

社會公衆對我國環境政策、環境與發展關系具有積極的認知。

大多數民衆（71.5%）認可中央環保督察取得實效；

超八成民衆（82.0%）認為“無論面臨多大的壓力，生态紅線不可再被突破”；

絕大多數（85.3%）民衆理解環境治理的長期性并認為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

社會公衆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實際行動水平相對不足。

隻有約半數民衆“經常”、“總是”能夠低碳出行（51.5%）或垃圾減量（47.3%），明顯弱于“節電節能”這一行為習慣（68.1%）；

在面臨大氣污染時，車主群體中隻有兩成多“經常”、“總是”會停駛減排（24.6%），還顯著低于其自我防護行動的概率（43.5%，61.9%）；出行方式首選“私家車”的群體，其“為了節能減排而主動少開車”的概率低于總體水平約8個百分點。

超兩成普通企業員工不太關心本企業的污染排放問題，明顯低于管理者層級；但高層管理者相對更不支持大幅減排（13.0%）和嚴格監管（15.2%）。

社會公衆參與的意願和傾向很強，但認知和途徑受限。

超七成（72.6%）民衆認為“個體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較大，七成民衆願意以實際行動支持大氣污染治理；

公衆對污染風險的認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約影響，如：出行方式越依賴私家車,對尾氣污染不認同的比例越高；民衆對網絡購物、叫外賣等環境污染風險的認知相對較低。

公衆通過日常生活中場景媒體接觸大氣污染防治有關宣傳的比例低于五成；公衆普遍認為個體、家庭所承擔的首要責任僅僅為偏向輔助性的“支持/配合”責任，而非親身履行“減排”實踐。

01 藍天保衛戰

環境政策“知曉度”

藍天保衛戰“熟悉度”

大氣污染治理“認可度”

環境與發展“理解度”

環境政策“知曉度”

公衆對大氣污染治理有關環境政策的“知曉度”較高

有79.4%的人選擇“大氣污染”位列本地突出環境污染問題前三，在這部分人群中：最了解（Top1）的政策是“藍天保衛戰”（72.8%），其次是“大氣十條” （70.9%）；比較了解（Top3）的政策中，“大氣十條”和“藍天保衛戰”分列1、2位。

以總體民衆為基數來看，“大氣十條”（36.2%）與 “藍天保衛戰”（34.9%）所獲“知曉度”相當，在九項被考察對象中分别位列第3、4位。

藍天保衛戰“熟悉度”

對于政策具體内容，多處于“聽說過但不太了解”的狀況

選取《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中的部分代表性内容，考察公衆對政策的熟悉程度，發現：

民衆“聽說過，但不太了解”這些政策内容的現象較為普遍，占4-5成。相對而言，民衆比較了解“發展綠色交通體系”（47.6%）、“動員公衆廣泛參與”（45.9%）和“加強環境信息公開”（41.0%）；

沒聽說過“汾渭平原加入重點防控區”的比例（38.3%）顯著較高。

大氣污染治理“認可度”

政策認可度與支持度高，治理效果認可度相對不足

對大氣污染治理各方面獲民衆認可的程度進行考察發現：

近八成民衆認可“出台的政策/法規”（79.5%）和“政府的決心/态度”（79.3%）；七成民衆認可“具體措施/行動”；超五成民衆認可“科技應用水平”和“實際治理效果”。

針對單項政策“煤改氣”、“煤改電”進行調查發現，家裡參加了“煤改電”、“煤改氣”的民衆，支持該政策的比例超過九成（92.2%），超出未參加者約12個百分點。

針對單項政策“煤改氣”、“煤改電”的公衆态度進行調查發現，家裡參加了“煤改電”、“煤改氣”的民衆，對該政策的支持态度明顯高于未參加者群體；在“非常支持”比例上，參加者高于未參加者超過20個百分點。

環境與發展“理解度”

公衆普遍認同生态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的長/短期路徑

考察公衆對生态環境保護的一些原則性說法的認同程度，發現：

超八成民衆堅持“生态紅線不可再被突破”（82.0%），多數人（66.3%）反對“在面臨經濟下行預期時放松環保監管”。

對于環境治理的路徑認同進行考察發現：超七成民衆（71.5%）認同中央環保督查的“突破/攻堅”實效，絕大多數人（85.3%）認同環境治理的長期性及需要全社會參與。

02 社會行動力

自我約束行動：減排、節約

對外監督行動：投訴、制止

組織控制行動：減排、控制

社會公共行動：輿論、活動

自我約束行動:減排、節約

私家車依賴者的尾氣減排行動力度有待提升

調查顯示，就車主群體而言，在面臨大氣污染時，停駛減排行動的概率（經常 總是=24.6%），顯著低于自我防護行動的概率（43.5%，61.9%）；而同時“無”、“很少”停駛減排的合計占四成多（41.1%）。

出行方式首選“私家車”的群體，其“為了節能減排而主動少開車”的概率，明顯低于總體水平（約8個百分點）；“幾乎沒有”占16.7%，超三成“低于10次/年”，隻有13.5%“超過20次/年”。

就所有公衆而言，在日常生活中，“節電節能”已成為普遍行為習慣（68.1%），但隻有約半數民衆“經常”、“總是”能夠低碳出行（51.5%）或垃圾減量（47.3%），很少或不這麼做的比例接近二成。

對外監督行動:投訴、制止

公衆對大氣污染現象的自主監督行為有限

調查數據顯示，隻有約三成民衆表示自己曾對大氣污染問題采取過一些實際行動反應（偏公開類型的）；而認為大氣污染是本地頭号環境問題的民衆中，約四成有過行動反應。

從具體實踐行為上來看，對于露天燒烤、燃放煙花爆竹等日常生活中引起大氣污染的情況，46.4%的民衆曾有過制止行為；對于企業污染排放、工地揚塵等典型大氣污染現象，多數人（73.1%）都幾乎沒有過公開反映的行為。

組織控制行動:減排、職務

企業總體重視減排降污，但超兩成普通員工不關心

考察企業的減排行為*發現，在“生産改造升級”、“緊急停工停産”和其他環保工作上，排放廢氣企業的行動水平，略高于有污染排放企業的總體水平，兩者明顯高于所有企業平均水平。（*通過企業員工填答問而卷獲取的數據）

調查企業員工對待污染排放的反應發現，相對多數（約四成）都會留意和反映問題；中、高層管理者比基層管理者和普通員工更關心本企業的污染問題，更注重達标排放；高層管理者相對其他人而言更不支持大幅減排（13.0%）和嚴格監管（15.2%）。

社會公共行動:活動、輿論

公衆的社會公共行為趨向積極、正能量

調查發現，約三分之二的民衆表示自己參與過大氣污染治理有關的活動；其中參與者占64.2%，組織者占3.8%。（分析發現，這一較高的比例，一方面與受訪者傾向于将自己報告成為一個積極的、理想的形象有關；另一方面，從開放題填答中看出，受訪者将社區綠化、撿垃圾、網絡倡議等多類型内容的環保活動，都模糊統歸為大氣污染治理有關活動。）

過去一年，在網絡上分享環保知識等積極輿論行為的比例（合計6８.８%），明顯高于重污染期間抱怨大氣污染等消極輿論行為的比例（合計5４.８%）。

03 意願與認知

意願傾向：認同、代價

認知差異：尾氣、污染

信息接觸：渠道、引導

責任歸屬：減排、監管

意願傾向：認同、代價

公衆認同并支持個體參與大氣污染治理

超七成民衆認為“個體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較大（比較大 非常大=72.6%），六成民衆認為其成效較大（比較大 非常大=59.8%）；七成民衆願意以實際行動支持大氣污染治理。

對于使用對大氣質量更友好的能源或産品會引起支出增長的情況，超四成民衆能承受支出增長不超過10%，三成民衆能承受不超過30%。在即使可能會對工作或收入帶來不利影響的假設下，大多數民衆*支持（比較 非常=75.6%）辦公場所的環保/低耗升級舉措（*指有工作單位的群體）。

認知差異:尾氣、污染

公衆對污染風險的認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約影響

總體來看，約八成民衆認同“機動車尾氣排放是城市大氣污染的本地主要來源之一”；有車一族的認同程度低于無車群體近10個百分點；出行方式首選私家車的群體，認同程度低于總體水平約6個百分點；出行方式越常用私家車，對機動車尾氣排放污染的不認同比例越高。可以說，私家車依賴者相對不認同尾氣污染源。

信息接觸:渠道、引導

大氣污染防治宣傳在渠道和主體上存在“理想與現實”的偏差

大氣污染防治宣傳十分普及，隻有1.7%的人表示“沒有看到過或接觸過”；民衆接觸這些信息的首要途徑為“網絡媒體”（72.7%）；通過日常生活中（居住、出行、工作）場景媒體的比例相對偏少，低于五成。

調查結果顯示，民衆認為“媒體”（75.0%） 、“學校”（74.8%）、“公益組織”（70.6%）和“社區”（62.6%）在大氣污染治理中應承擔的主要職責的是“宣教/引導”。

兩個數據對比分析認為，大氣污染防治宣傳、教育和引導工作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一定偏差，未來應該向生活化渠道和社會化主體傾斜。

責任歸屬:減排、監管

公衆普遍認為個體、家庭的首要責任為支持和配合，偏輔助性

在大氣污染治理中，民衆認為各類主體所應擔任的前1-2項主要責任不同。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應承擔管理（超七成）和監督（超六成）兩項責任；

企業主要應承擔減排（73.8%）和支持/配合（53.4%）責任；

個人和家庭應主要承擔支持/配合（超七成）責任，其次是減排（約四成）責任；

媒體和公益組織應主要承擔宣教/引導（超七成）和監督責任；

學校應主要承擔宣教/引導（74.8%）責任，其次是支持/配合（42.2%）責任；

上述主體在民衆心目中都有其特别清晰的主要責任（首選率超過七成）；

社區略有不同，超六成認為其主要責任為宣教/引導，在監督和支持/配合兩項責任上也均有約36%的選擇率。

在“減排”和“支持/配合”兩項責任的比較中，發現：超過七成民衆肯定企業承擔“減排”責任；但相比之下，認為個人、家庭應承擔“減排”責任的比例僅約為四成；在“支持/配合”責任上，個人、家庭的占比超過七成，高于企業兩成。這意味着當前民衆普遍認為：個人、家庭在大氣污染治理中更多隻是需要“支持/配合”有關工作而已，而非親身履行“減排”實踐。

04 結論與建議

調研發現

綜合分析

企宣重鎮

環境責任

本次調研的主要發現如下

社會公衆對我國環境政策、環境與發展關系具有積極的認知

關注大氣污染問題的社會公衆對“藍天保衛戰”等宏觀政策的知曉度超過七成，大多數民衆對大氣污染治理中“政府的決心/态度”（79.5%）、“出台的政策/法規” （79.3%）和“具體措施與行動”（69.7%）表示認可。參加了“煤改電”、“煤改氣”的民衆，對該政策“非常支持”的比例超出未參加者20個百分點。大多數民衆（71.5%）認可中央環保督察取得實效；與此同時，超八成民衆（82.0%）認為“無論面臨多大的壓力，生态紅線不可再被突破”，多數民衆（66.3%）認同“在面臨經濟下行預期時，不應适當放松環保監管”。絕大多數（85.3%）民衆理解環境治理的長期性并認為需要全社會共同參與。

社會公衆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實際行動水平相對不足

自我約束行動層面，減排和節約水平不高。如，私家車車主在面臨大氣污染時停駛減排行動的比例僅占兩成多（24.6%），出行方式首選“私家車”的群體“為了節能減排而主動少開車”的概率低于總體水平約8個百分點，隻有約半數民衆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總是”能夠低碳出行（51.5%）或垃圾減量（47.3%）。對外監督行動層面，隻有約三成民衆表示自己曾對大氣污染問題采取過一些偏公開類型的實際行動反應。組織控制行動層面，超兩成普通員工不太關心本企業的污染排放問題，明顯低于管理者層級；但高層管理者相對更不支持大幅減排（13.0%）和嚴格監管（15.2%）。社會公共行動層面的趨向較為積極樂觀，約三分之二的民衆表示參與過大氣污染治理有關活動；過去一年在網絡上分享環保知識等積極輿論行為的比例（合計67.9%）明顯高于重污染期間抱怨大氣污染等消極輿論行為的比例（53.1%）。

社會公衆參與意願和傾向很強，但認知和途徑受限

超七成民衆認為“個體參與大氣污染治理”的必要性較大，七成民衆願意以實際行動支持大氣污染治理；大多數（75.6%）民衆支持辦公場所的環保/低耗升級舉措，在支出增長不超過10%、30%的情況下分别有超四成、三成民衆會選擇對大氣質量更友好的産品。然而，公衆對污染風險的認知受到切身利益的制約影響，例如：有車一族對尾氣污染源的認同程度低于無車群體約10個百分點，出行方式越依賴私家車對尾氣污染的不認同比例越高；民衆對網絡購物、叫外賣等“新型”生活方式的依賴度較高，但對其環境污染風險的認知相對較低。此外，公衆接觸大氣污染防治有關宣傳信息的首要途徑為“網絡媒體”（72.7%），通過日常生活中場景媒體接觸的比例低于五成；公衆普遍認為個體、家庭所承擔的首要責任僅僅為偏向輔助性的“支持/配合”職責，而非親身履行“減排”實踐。

環保認知不足制約公衆參與行動

統計分析與檢驗顯示出：

大氣污染治理的社會公衆參與存在着三種主要的行動類型：個體對内行動、個體對外行動、組織化行動；

“環境發展觀”和“對藍天保衛戰具體内容的熟悉度”，“大氣污染辨識與治理參與意願”和“對日常生活中間接污染的認知”四類因素，确實對大氣污染治理中社會公衆參與的行動水平存在實際影響。

本次調研結論如下：

藍天保衛戰受到社會普遍期待，當前社會公衆參與的現狀為：意願傾向性較強，實際行動力偏弱；原因是，在具體認知和途徑渠道方面還存在不少制約因素。

在環境治理進入“啃硬骨頭”的當前階段，重視提高社會公衆參與水平，不僅可以借力推進環境治理不斷取得成效，還能夠從根本上減小一些社會阻力。針對本次調研發現的一些制約因素，本文提出如下相應建議：

督促企業重視和加強對内環保宣教與引導

就企業内部而言，在有污染排放的企業中，也有超過兩成的普通員工不太關心本企業的污染排放問題。盡管在企業環保有關工作中，宣教類型的内容占比最高，但相比之下，企業仍低于非企業機構近9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企業員工在工作場所看到過或接觸過大氣污染有關宣傳的比例，也低于非企業機構5個百分點。

履行減排職責是企業落實環境保護責任的必然要求；但同時，作為社會最重要的組織形态之一，企業在促進社會公衆參與環境問題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方面具有義不容辭的職責。

但調查數據顯示，隻有約一成民衆認為“宣教/引導”是企業所應承擔的主要職責，這表明我國現階段的公衆認知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存在盲點。企業環境宣教工作不足，既影響了企業的内在治理和外在形象，也造成了社會公衆參與的重要渠道缺失。

事實上，企業應成為大氣污染治理，以及環境保護、生态文明的宣教重鎮。因而建議：企業重視和加強對員工及其家庭的環保宣教與引導，媒體及其他第三方機構應大力監督和幫助企業的對内宣教。

提升企業社會責任中環境責任的對外傳播

就企業的外部評價而言，公衆對過去一年大氣污染治理中“企業的減排降污作為”的認可程度不高，不滿意占比（38.5%）大于滿意占比（34.8%）。不同類型企業的環境責任現狀的公衆評價存在明顯差異。超六成民衆認為國有企業,互聯網/電商類企業做得“較好”；超五成認為外資企業\旅遊/景區運營類企業做得“較好”；對于民營企業、石油化工類企業，民衆認為做得“較差” 的比例高于“較好”。

上述數據結果，既存在社會固有偏見的影響作用，也反映出部分企業對外宣傳不充分從而擴大了社會評價偏差。企業承擔和發揚其社會責任、環境責任，既是其自身擴大規模過程中的必要功課，也是經濟現代化進程中處理好發展與環境關系的必須功課。因而建議：傳統行業企業一方面要更加親近和使用互聯網傳播方式，另一方面要團結同類型企業，以行業或協會的方式加強發聲；而新興行業，則需要降低其對流量評估單一模式的依賴，更多轉化促進線下實際行動，同時還應緻力于全産業鍊條的環境友好化。

來源：環球輿情調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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