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20日，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智利新任總統加夫列爾·博裡奇（中）對媒體發表講話。視覺中國供圖

12月19日，35歲的加夫列爾·博裡奇在智利總統大選中獲勝。3個月後，他将正式就職。

博裡奇身上有許多标簽：智利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當今全球第二年輕的國家元首、智利第一個首輪選舉落敗後反超的總統、智利史上獲得選票最多的總統……而其中最鮮明的一個标簽，是85後。

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時學認為，“年輕”能帶來新鮮感和魄力感，這正符合智利人推動社會改革的期待；但無論在智利還是其他國家，改革都将面臨重重挑戰。

他聲言要埋葬“新自由主義”

博裡奇的選舉之路，就是一匹“黑馬”逆襲的過程。4個月前，他剛滿參加競選規定的最低年齡，勉強湊夠了獲得競選資格所需的3.5萬個簽名。出人意料的是，他一舉擊敗了黨内熱門候選人、聖地亞哥市長丹尼爾·賈杜，代表左翼聯盟“贊成尊嚴”參加總統競選。在首輪投票中，他輸給了51歲的政壇老将安東尼奧·卡斯特，位居第二。由于首輪投票中無人獲得有效投票的半數以上，12月19日，博裡奇和卡斯特進行了第二次較量。這一次，博裡奇獲得了56%的選票，成功問鼎總統寶座。

這次選舉，對智利乃至整個南美地區都影響深遠——博裡奇和卡斯特的角逐，決定了智利在接下來的4年裡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卡斯特屬于極右翼政營，素有“智利博索納羅”之稱，主張減低稅負、排斥移民、回歸“傳統家庭價值觀”；博裡奇主張增加稅收，改善社會福利，改革由私人機構主導的養老和醫療體系，并促進綠色經濟轉型。

“如果說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搖籃，那麼，它也将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墳墓。”博裡奇在公衆演講中呼籲，“不要害怕年輕人改變這個國家”。

從街頭運動的學生領袖，到冉冉升起的政壇明星，博裡奇隻用了10年時間。2011年他還是法學院大四學生時，智利爆發了一場席卷全國的學生運動。成千上萬名學生在蕭瑟寒冬走上街頭，要求政府為所有人提供免費、優質的教育。作為這場運動的領袖之一，博裡奇沒有完成學位，卻由此進入政壇，成為國會議員。

進入國會的第一天，博裡奇就展現了特立獨行的一面。相機鏡頭定格了當時的一幕：他蓄着一臉大胡子，身穿皺巴巴的土黃色短夾克，軟塌的襯衣解開兩顆紐扣，敞開胸膛，在一群穿着黑灰藍色筆挺西裝、領帶系得不偏不倚的國會議員中顯得格格不入。同僚指責他違反禮儀，但他卻說：“我根本不在乎（外表）。我希望人們以我的工作表現來評價我，而不是時尚品味。”

這種不拘小節的“Y世代”範兒，或許正是博裡奇深受智利年輕人喜愛的原因之一。用智利媒體政治分析師肯尼思·邦克的話說，他們就欣賞博裡奇這種“粗魯的真誠”——他在公衆面前毫不避諱地談論自己有強迫症，還在精神病院裡待過一段時間，打破了公開讨論自身心理問題的禁忌。“他是更年輕、更現代、更進步的選民代言人，給人們留下了與時俱進的印象。”邦克對《時代》雜志表示。

他再次印證政治不再是年輕人的禁區

曾幾何時，政治被默認為年長者的遊戲和年輕人的禁區。随着越來越多年輕人步入政壇，這種傳統觀念正在被改變。

《美洲季刊》指出，盡管18歲至30歲的年輕人占發展中國家人口的一半以上，但他們往往缺乏政治話語權。以拉丁美洲為例，該地區人口年齡中位數是30歲，而上屆領袖在任期間的年齡都在60歲以上——秘魯前總統庫琴斯基上任時78歲，巴西前總統特梅爾上任時76歲，烏拉圭前總統巴斯克斯就職時74歲，哥倫比亞前總統桑托斯就職時64歲，智利前總統巴切萊特就職時63歲。國會議員的平均年齡，也“與他們的發際線高度不相上下”——智利議員的平均年齡約為50歲，巴西四分之三的議員年齡都在45歲以上。

《美洲季刊》認為，年齡差距不一定是問題，年長者也可以有年輕人的心态。但問題在于，建制派精英們打造的世界，越來越不能滿足年輕人對現實的需求和對未來的期待。例如，在上一屆拉美國家的總統中，沒有一個人獲得超過28%的支持率；在智利，隻有6%的人對國會持正面看法；在巴西，對國會持正面看法的人隻有3%。

政權和民意的脫節，既體現了代際差異，也反映了大衆對變革的渴望，“Y世代”和“Z世代”的呼聲尤為強烈。他們成長于世紀交替之際，親眼目睹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而治理體系卻“還停留在上個世紀”。“黑人的命也是命”“氣候正義運動”“為我們的生命遊行”等一系列政治運動，背後是将過去的政治結構推倒并重建的訴求。

對年輕人而言，什麼樣的人才是21世紀領導者的理想人選？“一個敏銳的、善于表達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向全世界開放的、具有強大思辨能力的人。”墨西哥知識分子瓦萊裡娅·莫伊在墨西哥《金融報》專欄文章中寫道：“突然間，所有人都開始尋找這樣的人。”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全球政壇近年來湧現出一批“Y世代”領導人。2017年5月，時年39歲的馬克龍赢得選舉，成為法國曆史上最年輕的總統。2017年10月，時年37歲的傑辛達·阿德恩成為新西蘭自1856年以來最年輕的總理。2019年6月，時年38歲的納伊布·布克萊成為薩爾瓦多新總統。2019年12月，時年34歲的桑娜·馬林當選芬蘭總理，成為當時全球最年輕的國家元首。除了總體上更年輕，元首們的背景也趨于多元化——2017年6月，時年38歲的利奧·瓦拉德卡成為愛爾蘭最年輕的總理，他也是該國首位公開同性戀身份和首位印度裔的總理。

《時代》周刊指出，這些領導人在政壇雖是後起之秀，但年輕并不等于沒有閱曆。實際上，他們的聲望和權力都建立在經驗基礎上。比如，愛爾蘭總理利奧·瓦拉德卡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執政前都擔任過部長級高官，博裡奇在2013年和2017年連續兩屆國會選舉中都獲得了麥哲倫-南極大區的最高選票，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知識和牢固的民意基礎。

他将是拉美“最難的總統”之一

“拉美人希望這個小夥子能夠帶來變革，因為他們受夠了。”江時學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表示，年輕能給人帶來一種新鮮感和魄力感，這正符合大多數智利人改變社會現狀的期待。但他強調，無論是在智利還是其他國家，任何改革都會面臨“這樣那樣的挑戰”。

在前總統皮諾切特打造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下，智利以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為核心，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從1990年到2013年，該國貧困率從38.6%下降到7.8%，各項社會指标也有所改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從25萬增至120萬，人均預期壽命為79.1歲，位居南美地區第一，被稱為“南美洲國家的發展樣本”。

然而，“新自由主義”在創造社會财富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貧富差距。智利大學政治經濟學家何塞·米格爾·阿哈馬達表示，智利是“拉丁美洲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言，盡管過去30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智利成為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但這些政策也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ECLAC）統計，1%的智利人口掌握着該國26.5%的财富，而50%的家庭僅擁有2.1%的财富。根據智利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智利規定的最低工資為30.1萬比索（約合人民币2202元），但該國一半勞動者的收入等于或低于40萬比索（約合人民币2926元），僅僅超出了法律允許的最低線。此外，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私有化，也給智利人的生活制造了一系列問題，提高社會福利、加大公共投資的呼聲越來越高。

近年來，智利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從1984年至2009年，該國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為5.5%，近年來卻一直徘徊在2%以下。經濟“退燒”後，各種社會矛盾愈發凸顯。從2019年10月開始，智利全國各地的抗議和騷亂此起彼伏。這一波運動始于聖地亞哥地鐵票漲價，随着運動的發展，抗議範圍也在不斷擴大，交通成本高企、生活成本上升、腐敗層出不窮、貧富差距加大……智利人的積憤徹底爆發，随即一發不可收拾。其間雖因新冠疫情有所緩和，但至今抗議仍未消停。

美洲學會副董事布萊恩·溫特認為，博裡奇将成為拉丁美洲近年來“最難的總統”之一。他背負着智利年輕一代的期待——他們希望智利能轉型為“斯堪的納維亞型”的國家，但又不知道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标。博裡奇上任後，需要平息持續多時的抗議，通過制定新憲法提高社會福利，創建大多數人負擔得起的養老、教育和醫療制度，同時又要保持經濟活力、促進經濟增長，以支付高福利所需要的成本——在過去30年裡，還沒有哪個智利領導人能做到。實際上，聲言要廢除“新自由主義”之後，他能否與智利的精英們“講和”都是個問題。最近幾個月，智利數十億美元外流導緻比索貶值近20%；博裡奇勝選後的第一個星期一，智利股市就下跌了10%。

江時學認為，無論是“左”是“右”，都難以解決拉丁美洲的困境。某位領導人上台幾年後，如果生活沒有什麼改善，他們又會用投票方式選出另一個政治傾向不同的領導人上台。這就是拉美政壇的鐘擺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的原因。此外，疫情導緻政治風向标的轉向更加頻繁，政治舞台上各種不确定因素也更多。

眼下，支持者對即将上任的博裡奇抱有樂觀的期待。在他們看來，博裡奇從政經驗不足的弱勢，以及智利經濟結構中的天然短闆，或許可以被他“善于學習、傾聽和總結”的年輕人特質所彌補。有人敏銳地注意到，他最近換上了西裝，但依然沒有系領帶。

在勝選演說中，博裡奇表示自己将“從曆史中吸取教訓，小步但堅定地向前走”。“你們會發現，總統會對傾聽和融合不同願景持開放态度，也會接受建設性批評。”他對支持者說，“我謙卑地接受這個職責。”

本報北京12月22日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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