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空心化》

近年來，

随着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

鄉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

本書基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

對鄉村呈現的反空心化動向做出深刻分析。

闡明如何給小農賦能，

提出一條依靠鄉村内生力量，

與城鎮化并行的鄉村發展之路，

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迹象的揭示，

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

是一部接脈于曆史、生活與實踐的大家之作，

值得一觀。

内容簡介

近年來，随着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鄉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本書由三部分内容構成，一是立足于“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研究小農戶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賦能”，關注内發型發展及縣域城鄉流動；二是聚焦“同鄉同業”現象，剖析經濟活動與鄉土社會網絡如何互嵌以及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三是闡述鄉村空心化、階層分化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鄉村社會的生機。作者通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探尋基于激發鄉村内生力量、與城鎮化并行的鄉村發展之路。

作者簡介

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開放時代》特約主編，民政部第三屆全國基層政權建設和社區治理專家委員會專家，廣東鄉村振興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研究》、Rural China編輯委員會委員。著有《儒道互補：中國人的心靈建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華南古村落：擱淺于時光長河的鄉土與人》（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無主體熟人社會及社會重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孫村的路：後革命時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專家推薦

這是一本充滿新鮮思路和概括的書，無論是對學界一般的經典設定的質疑、2012年之前主要政策的反思、農村新呈現的實際的概括，還是以往被提出的各種可能發展出路的評述。其中最具沖擊力的也許是在導論中所提出的分析：在中心地帶之外的“隙地”（如革命時期多省邊際間的革命根據地地帶）、邊遠地區的“邊地”、沿海缺地的“狹地”農村，我們才會看到與農村巨大的“空心化”趨勢相反的動向。作者從小農戶“去能”和 “賦能”的框架來看待空心化問題，也比較獨特。

—— 黃宗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矶校區曆史系（榮休）“超級教授”

本書基于吳重慶教授對于超越鄉村空心化，建立小農主體價值的社會經濟方案的持續觀察與研究，其洞見極具啟發意義。書中的機制性研究令人信服地說明，小農的“賦能”與組織起來的合作如何能協同激活鄉村自主性發展空間，建構出在地化、多元化的社會經濟形态，為以小農為主體的鄉村社會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一條可能道路。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強調小農的主體性不僅是“賦能”的前提，也是其基本權利。

——崔之元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求解“超越空心化”是推進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振興，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無法回避的沉重課題。該書清新的思想、真摯的情懷、深刻的見解、建設性的主張，彰顯出與“土教條”和“洋教條”不同的學術姿态。這不僅源自作者深厚的學養，更源自作者傾心于用腳步丈量鄉土，用眼睛察覺鄉情，用耳朵傾聽鄉音的學術方式。學術唯有接脈于曆史、生活與千百萬人同心所向的實踐，才能根深葉茂，生機勃勃，并不斷回饋于曆史、生活與實踐的滋養！

——徐俊忠 中山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教授

鄉村之嬗變，既激蕩壯闊，又往複細膩，豈一模型可蔽之？本書豐富的田野調查、曆史考據如高倍放大鏡，捕捉到“隙地”“狹地”“邊地”等的萌動與蛛絲馬迹，再細推物理辨析之，滿滿的鄉土地氣、中國元氣。作者文筆精湛溫婉，讀後意猶未盡。

——胡靖 華南師範大學“三農”與城鎮化研究所教授

本書目錄

第一章 小農與扶貧

重提小農

小農能否繼續作為謀生方式

作為扶貧手段的普惠小農政策

第二章 内發型發展與開發扶貧

作為反思視角的内發型發展

自然生态和社會生态雙重脆弱下的開發扶貧

貧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貧困人群的主體性及其再組織化

第三章 小農戶發展：“去能”與“賦能”

“去能-賦能”的提出

該如何對小農戶賦能？

第四章 常态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銜接

小農戶現狀及其與貧困戶的交集

扶持貧困小農戶的長效機制

第五章 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來自“界外”的案例

邊緣地帶的社會網絡

從邊緣到中心：“打金”業相關生産要素的在地集結

制勝端在“同鄉同業”

鄉土社會資源與“同鄉同業”經濟的相互激活

中國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

第六章 “同鄉同業”：“社會經濟”或“低端全國化”

“同鄉同業”概念的提出

作為“社會經濟”的“同鄉同業”

“經濟”是如何嵌入“社會”的

是“社會經濟”還是“低端全國化”

餘論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内發型發展視角下的縣域城鄉流動

縣域内的城鄉流動現象引人關注

農民工返縣就業

縣域内非農就業與在家農業就業的結合

縣域一二三産業如何融合發展

内發型發展及适當的區域範圍

結論

第八章 鄉村社會治理中的危機與生機

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

“無中心場域”

“不在村鄉賢”治村

農村空心化、階層分化及“項目制”背景下的公共産品供給

鄉村自治及其對本土社會資源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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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空心化》

吳重慶 著

ISBN：978-7-300-31403-7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精彩書摘

貧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貧困人群無法成為開發扶貧過程中的發展主體，主要是因為貧困人群存在所謂的能力問題而受到排斥。貧困人群所欠缺的能力又主要是指發展生産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貧困人群本來都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者，除了智障體殘人士，他們作為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産者，應該最為稔熟在地農産品的生産經驗以及家庭日常消費之餘的農産品的自主銷售渠道。在此，我們應該思考的并非如何提高貧困人群發展生産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而是貧困人群為什麼喪失了這一能力。

先看看市場銷售能力。在開發扶貧的過程中，規模化的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被無可置疑地加以預設，農民在地的傳統生産方式也相應地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本來各地農民都會根據日常生活需要、傳統習慣、氣候條件，在有限的耕地上輪作、套種多品種、小規模的農産品，但這在開發扶貧的思路裡屬于沒有效率的、無法給貧困人群增加收入的保守農業。經曆過早年有些地方政府“逼民緻富”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而最終因銷售渠道不暢導緻農民虧本的慘痛教訓之後，今天地方政府則大力推行“公司 農戶”的開發扶貧模式。“公司 農戶”的實質是公司将農業生産的風險轉嫁到農戶頭上，同時控制農業生産的産前、産後環節并獲取利潤。因為公司與農戶之間存在嚴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關系，所以，如果市場的零售價格高于公司的收購價格，農戶也會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将部分農産品直接賣到周邊市場上去。為此，公司往往選擇那些适宜在當地種植但又不為當地市場接受或者不屬于在地人群飲食習慣範圍内的外來農産品或者中草藥，這樣，可以有效防範農戶的自主銷售。這與全球範圍内大型農業企業偏好于拉大産銷地之間距離的做法如出一轍。

再看看生産能力。貧困人群的農業生産能力如何，這需要其在與其他農業生産主體的比較中得以表現。今天的情況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幾乎放棄了對農業生産過程的公共産品供給，原來設立于公社（鄉鎮）服務于農業生産的“七站八所”也已經全部市場化，貧困人群隻能通過市場途徑尋求必要的農業生産服務，這無疑大大擡高了農業生産成本。在貧困人群缺乏現金的情況下，市場化的農業服務需求必然壓縮，其農業生産能力也無法提高。另外，各級政府中的農業部門無不青睐農業龍頭企業，紛紛将本來應該投入農業公共産品供給的有限資金向龍頭企業傾斜，低息、貼息或者無償向龍頭企業提供專項資金，幫助其改善農業生産條件，加大科技投入，修建滴灌噴灌設施等。這樣，貧困小農戶的農業生産能力便完全無法與農業龍頭企業相提并論。在開發扶貧政策的推動下，為了獲得立竿見影的扶貧效果，專項扶貧資金越來越向允諾帶動貧困戶緻富的農業龍頭企業彙聚。

可見，貧困人群的能力不足問題的産生，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制度實踐的産物，是被“去能”的結果。我們在開發扶貧工作中與其強調對貧困人群“賦能”，不如緻力于防範對貧困人群“去能”，在扶貧資源的分配上避免“壘大戶”。

“同鄉同業”：

“低端全國化”還是社會經濟？

從“低端全國化”視角看待“同鄉同業”，是因為在“同鄉同業”從20世紀80年代初發展至今的4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勢不可擋，資本的力量空前強大并且活躍，“同鄉同業”的外部資本和内部資本，都可能瓦解“同鄉同業”的“社會經濟”内涵，“同鄉同業”面臨的生存環境與生存空間已不如40年前。盡管如此，“同鄉同業”還是在全國遍地開花，如湖南新化的數碼快印業、湖北監利的包子、青海化隆的“蘭州拉面”、河南鄢陵的燈光師、河南許昌的假發業、河北安平的道路護欄業、江蘇興化的不鏽鋼業等。以“低端全國化”的視角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同鄉同業”的發展趨向。

“同鄉同業”在經曆近40年來的發展之後，大概體現出如下趨向：

去技術化與标準化/品牌化/壟斷化。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同鄉同業”都是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手工業與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相融，這既是行業的門檻，也是行業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但不可替代性顯然對資本在市場上的擴張構成障礙。舒喜樂（Sigrid Schmalzer）在研究中國農業“綠色革命”時提出“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概念。她說，在傳統農業生産中，農民所擁有的“技術”是豐富的種植實踐和經驗，随着農業技術的現代化，傳統技術面臨挑戰，普通農民遭遇普遍的“去技能化”。其實，資本主導的經濟活動更是極力追求“去技能化”，以便将掌握傳統技藝和手工操作經驗的勞動者變成可替代性極高的、不得不依賴大企業生存的廉價勞動力，從而将勞動者固定在規模化、标準化的生産流水線上。如湖北監利市毛市鎮及周邊地區十萬多人在全國各地開鋪做包子，其中資本積累雄厚者紛紛往品牌化、連鎖經營方向發展，統一設計店面，統一和面、配料、供料，從業者無須身懷絕技或獨家秘方。著名的“沙縣小吃”也在沙縣政府的推動下開啟了品牌化、集團化的步伐。這種标準化、品牌化經營自是符合資本利益，但也必然将“同鄉同業”中的大批自主創業者擠出市場，業内的競争焦點在于資本投入和規模效應，逐漸形成一枝獨大的壟斷局面。

強可替代性與“打工化”……

産業鍊縮短……以往資本尚欠活躍，可用地方社會網絡力量占據某些行業的大部分産業鍊。但在21世紀以來新興的“同鄉同業”中，“同鄉”趨向“打工化”，“同鄉同業”中的“同鄉”難以形成内部産業分工并延伸産業鍊，幾乎不可能再現較完整地掌握某個行業産業鍊的“同鄉同業”了。

價值鍊的社會分層……

無主體熟人社會

“無主體熟人社會”是在“熟人社會”這一概念的基礎上提出的。提出“無主體熟人社會”是為了揭示與“熟人社會”之間的質的變化，并試圖解釋空心化農村的社會運作邏輯。

之所以把青壯年大量離土離鄉後的農村社區稱為“無主體熟人社會”，是因為青壯年乃農村社區裡最為活躍的成員，是家庭的頂梁柱，是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者以及利益沖突的當事人。在經曆曆次沖擊之後，老人的傳統權威式微，青壯年日漸成為農村社會生活的主體。大量青壯年在農村社區的長期不“在場”，構成了農村社會主體的失陷。

“無主體熟人社會”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會”的特征？

第一，輿論失靈。

如上所述，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首先有賴于道德輿論壓力。我們知道，輿論壓力的形成，又有賴于一定數量的生活共同體成員口頭傳播中的輿論放大效應，隻有“一傳十，十傳百”，才會産生“唾沫淹死人”的輿論效應。如果輿論的傳播僅僅“一”止于“十”或者無人可傳播，則當事人可能将輿論視為“耳邊風”，乃至膽大妄為，“如入無人之境”。

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裡，由于農村社會的主體成員大量缺席，自然村落範圍的道德輿論便難以形成“千夫所指”“萬人共斥”的“同仇敵忾”式的壓力。于是，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裡，出現了一種令人無可奈何的現象：在家種地的媳婦苛待年邁的公婆，老兩口在忍無可忍之際向遠在他鄉的兒子訴苦；而年關臨近，兒子與其他青壯年一道回家過年，媳婦又一反常态，中規中矩地奉敬行孝，兒子一頭霧水，往往責怪起自己父母。我們可以指責“媳婦”虛僞之至，但事實上，“媳婦”的行為變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其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而道德輿論壓力又與輿論傳播者的數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貶值。

說行為的“道德”含量總是與行為主體面臨的道德輿論壓力成正比，其所預設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說，“熟人社會”裡的人群越是衆多，一個有“面子”的人所締結的有效人際關系網絡就越是寬廣，“面子”就越是具有擴張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會裡，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兩分，大家無非圖個“面子”。給别人“面子”，事實上也是對别人抱有“回報”的期待。但在“無主體熟人社會”裡，由于構成社會主體的中青年大量長期不在村，農村社區成員銳減，在在村的村民看來，“面子”的效能難以擴展，其“含金量”明顯偏低，因此鼓勵了隻顧眼前利益的“不要臉”的“一錘子買賣”，所謂“樹沒皮必死無疑，人沒臉天下無敵”。為蠅頭小利而不惜撕破“臉面”大打出手，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絕情斷義……目前中國鄉村出現的大量糾紛（如宅基地和水利糾紛）的深層原因，都可以從“無主體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中得到部分解釋。

第三，社會資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無主體熟人社會”裡的社會邊界是流動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經與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朋友”網絡。從村民的人際關系的密切程度看，較為普遍的情況是，姻親關系超過了血親關系，而“朋友”關系又勝于親戚關系。這在家庭操辦喜宴的受邀來賓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少數在外闖蕩而終有所獲的村人，他們根據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來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掙夠50萬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掙夠20萬元者把“家”安在縣城，而掙夠10萬元者也要把“家”遷到距真正的家鄉僅一步之遙的鎮區中心所在地。這些幸運者已在鄉村之外的世界體驗到了“成功”的喜悅，他們已沒有必要回到原先狹小的熟人社會裡去争得“面子”、赢取榮光，所謂“外面的世界更精彩”。這樣，鄉村社區的社會資本開始外向運作，難以在社區内累積，本土的民間權威日漸沒落。本來，當村民之間出現糾紛時，民間權威尚能從中從容斡旋調停，但“見多識廣”的外出打工的年輕人，他們之中并沒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間權威的話當回事，大家互不服氣，這就給黑惡勢力染指鄉村糾紛提供了機會——在沒人能夠調解的情況下，就請外來的黑惡勢力來“擺平”。

第四，熟人社會特征的周期性呈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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