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莊子·山木》篇的九則故事裡，開篇就是一則“材與不材”的故事：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故事中“大木”以“不材”得以終其天年，而不能鳴之“雁”則以“不材”被殺。人生在世到底該怎麼為人處世，莊子後面緊接着就有一段論述：

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處?”莊子笑曰：“周将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在莊子的論述中，“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和“物物而不物于物”等句子要找到翻譯不難，網上到處都有譯文，但要想真把其中奧義理解清楚卻不簡單。莊子對人世間的那些雞雞狗狗的煩心事其實是看得很通透的：“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

也就是說：人世間有聚合就會有離析，有成功就會有毀敗；廉正就會遭受挫敗，尊顯就會被品議；有為就會承受虧損，賢能就會受到謀算，而無能更會遭到欺侮……

苟活于世：

什麼時候該有能，什麼時候該無能？

什麼境況該有為，什麼境況該無為？

什麼情況該有名，什麼情況該污名？

……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的境界又有幾人能真正做到呢？面對被褐懷玉的莊子，解讀他的諸多文章，難怪有人如食絕味，有人視為謬悠之論。

東漢順帝劉保在位期間，有兩個名人——班始與樊英，與莊子文章的“材與不材”的宏論很有些切合之處，讀一讀很有意思。

東漢第一窩囊男——床前受辱“被下跪”的班始

先來看“不材”的例子——導緻班家滅門的班始。

很多人大概都沒聽說過他。這個曆史上被女人侮辱的頭号名人，真的有些像莊子筆下因不能鳴被殺的“雁”。

班始是東漢猛人班超的孫子。

班家以詩書傳家。班超時代，一家人可謂文武全能，哥哥班固著述《漢書》，班超自幼熟讀詩書史冊，妹妹班昭也是著名史學家。

班超從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帶36名随從人員到西域，到漢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龜茲、姑墨、溫宿等多數小國歸附東漢，18年間班超以最小的代價平定了西域，東漢政府得以重新設置都護府、騎都尉和戊己校尉府，班超為也被任命為西域都護。

班超居住西域的31年中，兒子班勇曾随父南北轉戰。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班勇又奉旨任西域長史，率兵500餘人屯駐柳中（今鄯善西南魯克沁），幫助東漢在班超去世後再次統一西域。而班勇所著的《西域記》，詳細記載了西域的地理環境、物産、風俗和各國政治制度，是流傳至今的研究古代西域的珍貴史料。

班始的悲劇，大概就源于班家實在是出色的人太多，而班始雖然繼承了定遠侯的爵位，但在政壇上、軍事上都無建樹，也就是一懦弱的公子哥。在曾任京城京兆尹的父親班熊去世後，班始的人生開始走上了不歸路。

《後漢書·卷四十七·班梁列傳第三十七》這麼記載：

“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産皆棄。”　

陰城公主劉賢得，是漢順帝劉保的姑姑，一個花容月貌而又飛揚跋扈的皇親。班始娶陰城公主其實門當戶對，但如果論個人成就，班始實在沒什麼值得拿出來講的，在家裡也就沒什麼地位。

在家裡極為壓抑的班始，曾私下納過一個小妾。小妾為他生了一個兒子，這直接導緻了兩人不幸婚姻的進一步破裂。陰城公主得知這件事後，讓仆人把班始打了五十大闆，并把小妾鞭打緻死。

陰城公主自己是豢養了男寵的，在把班始的小妾打死後，為了更深地侮辱丈夫，劉賢德當着班始的面和男寵們淫亂，還讓班始趴在床下觀賞。班始積怒之下，殺掉了陰城公主劉賢德。

整個漢順帝永建五年（庚午，公元130年），《資治通鑒·卷五十一·漢紀四十三》就隻有三條記錄：“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定遠侯班超之孫始尚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産皆棄市。”

對于班家被滅門，這個記載極為簡省冷峻，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個“積”字。

這樁門當戶對的不幸婚姻，其實害了陰城公主自己也害了班家。

那一年距班超赴西域剛剛過去57年。

漢順帝設壇禮拜的名知識分子——樊英

被漢安帝劉祜到漢順帝劉保父子倆強行征召，以死相迫卻堅決不肯就命的文人，樊英大概是中國古代曆史上頭一人。

漢順帝對待樊英禮節尤其完備，對他待以師傅之禮，為之設壇，令公車前面導引，尚書奉引，賜幾、杖。因為結果并不美好，所以這樁東漢史上的著名事件并沒有成為廣為流傳的美談。

仔細讀讀《後漢書·樊英傳》，會發現樊英其實比陶淵明更有氣節，也更有人情味。

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兼明五經。隐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其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初，征為博士。至建光元年，複诏公車賜策書，征英及同郡六人，英等四人并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征之，複固辭疾笃。乃诏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

樊英在受到生命威脅的情況下，回答也很有骨氣，可謂在曆史上空前絕後：

“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雠，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鐘不受；若申其志，雖箪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

樊英之所以未能在後世流芳千古，看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五十一·漢紀四十三》中的記述與評論，大緻可以得知原因：

主因是對于治國而言，樊英是标準的“不材”：“英初被诏命，佥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皇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請來的名士，竟然對于治國安邦毫無對策，當時對樊英最為看輕的，應該是與樊英同時被征的河南同鄉張楷。

其次是樊英學行俱佳，但這個人不像陶淵明，沒有一再強調自己“少無适俗韻”，也沒有寫自己怎麼“種豆南山下，草深豆苗稀”，傳名後世的詩文一篇都沒有。但樊英對妻子是很不錯的：“穎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床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能說出“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這句話，可見樊英的夫妻關系很是和睦，妻子也是很有素質的女人。

樊英在東漢朝堂的表現，到底是故意的，還是本來就肚子裡沒有治國安邦的宏策大計，不得而知，但相比陶淵明，樊英确實從骨子裡就對名聲看得很淡。這到底是樊英有意為之還是無意為之，曆史早已不得而知。

樊英一輩子把“材與不材”确實把握得極為到位。這麼高超的處世境界，這麼淡泊的胸懷，也難怪他能年七十餘，善終而卒于家了。

天又下雨了，“枕上詩書閑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曆史其實就是人事，人事無非名利和情感态度，看淡了無非“剪不斷，理還亂”的心緒。“萬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曉送流年”，古今多少事，随它流雲去，無譽無訾的人生常态何嘗不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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