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将《詩經》作為弟子的啟蒙教材，發揮其獨特的教育作用。他認為一個人學詩，有助于完善人格，整個社會學詩，則有助于淨化社會風氣，《詩經》由此産生了重要的社會教化功能。這種源自《詩經》的怨而不怒、溫柔敦厚的教育作用，被稱之為詩教。

《說文解字》說“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教的甲骨文字形，從攴從子爻聲，好像手持杖教子的樣子，應當是指教導孩子學習使其明通道理，本義當為施教、教導。這種教育，必然帶有一定的教導啟發，所以古人說“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發現學生的長處，予以發揚、強化，并且能發現學生的失誤過錯，予以糾正、克服，引導學生走向健康成長的道路。

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我們的祖先很早便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并且開始了有組織的教育活動。三代以前，傳說中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已經開始重視教育，西周之時已經有大學、小學、國學、鄉學，逐漸形成了以禮樂射禦書數為主體的六藝教育體制。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開始興起，如孔子、墨子、荀子等等都通過講學來傳授知識，且出現了一些教育專著，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和教育理論，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孔子的因材施教，強調要對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教法，而非千篇一律說教；如溫故知新，強調學習本身是不斷實踐的過程，需要反複學習，才能牢固掌握，并從中融會貫通，舉一反三。

西漢時，已經出現了專門傳授知識、研究學問的太學，講究明經修行。唐代建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完備的學制體系，當時周邊各國還會派留學生前來學習中國文化。唐宋以後，新型教育機構——書院開始出現，這些書院以義理修養為核心，将做人與做學問統一起來。明清大緻相似，中央有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邊疆還有衛學，規模有大有小。

曆朝曆代，人才都是最稀缺的資源，對于人才的重視，也就帶來了對教育的重視。中國古代的教育，并不是單純教授知識，而是以做人為教育的第一目的，傳道授業解惑，傳道第一，注重的是教授學生以德行和智慧。道德教育和德性的培養，氣節、操守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都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重心，道德教育感和曆史使命感貫穿教育的實踐之中。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無論是佛道思想還是宋明理學，在教授知識的同時，尤其重視提升自身的修養。這樣一種風氣，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上教育、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不斷推動社會的進步，促進文明的繁榮，使得中華文化的輝煌燦爛能一脈相承、曆久彌新。

孟子說君子有三樂，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一詞，是既要教也要育，從來都不是單純的教授就可以。陶行知先生說，教師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學生是“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無論是古代的教育還是今天的教育，從教者都要緻力于啟發每一個人内心的自覺，教授學生知識，也要教授學生做人的道理、做人的方法、做人的樂趣，求真務實、身體力行，立志有恒、克己内省。

當然，教與學從來都不是對立的。古人說教學相長，教的過程何嘗不是學的過程，教然後知困，從教者教授學問，也在教授之中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從而反過來要求自己、提高自己。所以教能夠助長學，學也能助長教。教與學之間有着對立統一的關系，教師與學生也有着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平等關系。

一代代中國人通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家風家訓）、百工技藝的傳授，将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斷延續和發展，由此傳遞創造出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今天的我們也應當在教與學之中，不斷進步，不斷成長。（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施希茜）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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