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以來是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轉型時期，“無數鈴聲遙過碛，應馱白練到安西”的絲路盛況不複存在。這種變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與西夏的崛起有一定關系。西夏王朝在公元十一世紀初攻取河西走廊，占據絲綢之路主動脈，這對陸上絲路貿易及西北地區交通狀況産生了強烈影響。對此，學界存在較大分歧：一種觀點認為西夏崛起嚴重阻滞了陸上絲路交通，甚至認為陸上絲綢之路基本中斷；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西夏之于絲路貿易并無大礙。實際上，這兩種觀點都不能很好歸結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基本特點，應當看到其中的複雜因素。如何正确理解西夏時期在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史中的準确定位及其曆史借鑒，是當前絲路研究中較為薄弱的環節。

絲路暢通與否應包含兩層含義：絲路貿易的客體即物流是否暢通；絲路貿易主體即人流是否受阻，應将二者區别對待。學界所讨論的絲路暢通或斷絕多指第二層含義。從漢文文獻看，仍有一些絲路商旅途經西夏境内抵達中原，因此不能籠統地說西夏興起導緻陸上絲路斷絕。《宋史·回鹘傳》明确記載宣和年間回鹘貢使在陝西諸州私自貿易，引起北宋朝廷警覺，下令邊臣對途經夏國的回鹘商人嚴加看管。從河西走廊進入甯夏平原的靈州，東向經夏州進而南下抵中原地區是西夏時期的一條重要通道。當然，也不能避談西夏興起後給絲路貿易及交通帶來的巨大影響。從史籍反映的諸蕃朝貢次數看，西夏建國前後的确是絲路貿易史上一個重要分水嶺，從北宋建立到西夏攻取敦煌的75年間，西域諸蕃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頻率向中原政權朝貢，而在其後的時段裡，諸蕃朝貢的頻率降低到兩年一次。這種狀況不能不說與西夏的興起有關。

因此，問題的實質并不在于西夏占據了哪些地區，而是西夏與周邊的政治關系和政治環境，這恐怕是影響絲路貿易狀況的決定性因素。宋人當時對這一狀況也有清醒認識，如宋臣富弼曾講：“自與（西夏）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往來，蓋示懷柔。”明确指出在通好的政治環境下，才出現“商販如織”的盛況。雖然宋夏雙方對緣邊貿易都持積極扶植态度，但宋夏之間的關系卻變化無常。一旦處于戰事狀态，雙方都嚴格控制邊地人員出入，無疑會影響絲路貿易。慶曆年間宋夏交惡，宋朝就下令嚴查途經夏國的商旅。西夏文獻《天盛律令》中也有戰時出入邊境的嚴格規定。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西夏時期諸蕃并立，呈現割據狀态，但追求和平始終是曆史發展的主流，東西方物質文化的交流始終繼續，隻是絲路貿易的規模、方式和路線發生了變化。

唐末五代以降，陸上絲路貿易的主體發生了巨大變化，曾主宰絲路貿易的粟特商人漸漸淡出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回鹘勢力的異軍突起，甚至可以說五代以後陸上絲路進入了“回鹘時代”。回鹘商人頻繁活躍于這一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其中包括西州回鹘、甘州回鹘、龜茲回鹘、民間回鹘等商人。如西夏文獻《天盛律令》卷7《敕禁門》中就有專門針對高昌回鹘、大食等地商人貿易的規定。回鹘商人還成為與中原政權進行朝貢貿易的主體，足迹遍及華夏中原與北方草原。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積極參與陸上絲綢之路已經超出了商業貿易範疇，擴展到文化交流的層次。一些回鹘商人遷居内地久留不歸，《宋史·吐蕃傳》記載大量高昌回鹘商人在鄯州進行絲路貿易，人數有幾萬之衆。一些回鹘商人直接進入中原地區，以緻宋朝廷還曾下過針對回鹘民衆的“逐客令”：緣于秦隴地區大量回鹘商人聚集，并以此為家，宋朝要求邊臣嚴加看守，并且遣返部分回鹘商人。回鹘商人的遷入，也帶來了别具特色的異域文化。今河南開封市郊的興慈塔，興建于北宋初期，其二層内壁上嵌有20方伎樂塑像磚。塑像磚上刻畫的就是一些菩薩手執羯鼓、曲項琵琶等外來樂器進行演奏的形象，其内容反映的應是北宋時期專供朝廷欣賞的龜茲樂隊。由此可見，西夏時期回鹘不僅成為陸上絲路貿易的主力軍，回鹘文化還滲透和影響到中原地區。

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遼朝溝通東西方的作用顯著增強。由于遼朝控扼北方大漠，幅員遼闊，東起日本、朝鮮，西到中亞地區都與之保持着廣泛的貿易聯系，“東西交彙，貫通南北”的地域特點使四方商品彙集在此，遼朝因此成為巨大的中轉貿易市場。遼朝與西域諸族保持密切的貿易聯系，這一點在《契丹國志》裡有明确交代：“高昌國、龜茲國、于阗國、大食國、小食國、甘州、沙州、涼州，以上諸國三年一次遣使，約四百人，至契丹貢玉、珠、犀、乳香、琥珀、鹵沙、瑪瑙器、賓鐵兵器、斜合裡皮、褐裡絲、門得絲、帕裡阿褐裡絲，以上皆細毛織成，以二丈為匹。契丹回賜至少亦不下四十萬貫。”遼朝還繼承中原政權的朝貢貿易體系，諸蕃朝貢頻繁，這與中原政權别無二緻。近些年來，新材料的發現和發掘不斷提升學術界對遼朝絲綢之路的認知。一是在回鹘文書中發現不少契丹人的人口買賣文書、典押文書、訴訟文書以及做生意的協議等，甚至反映出遼朝高昌地區居住着不少契丹人，這顯然是遼朝溝通東西方功能的直接體現；二是有關遼朝絲路文物考古資料的大量面世，不斷提供絲路研究的新信息。例如内蒙古奈曼旗的遼陳國公主墓出土了不少絲路文物，不僅有伊斯蘭風格的瓷器，還有一件琥珀佩飾特别引人注意。該佩飾為胡人馴獅浮雕佩飾，是一件熟悉馴獅場景的西方匠師的寫實作品，應從中亞地區輸入，證實了文獻中所載契丹族與西域諸國相互交往的密切關系。随着出土文物和考古資料的增多，應重新審視遼朝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與作用，這也将為絲綢之路研究增加新的内涵。

概言之，九至十三世紀是陸上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階段，維系着陸上絲綢之路的運營和發展。由于遼朝等政權在絲路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一時期陸上絲綢之路并非簡單的東西向交流通道所能概括，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絲路貿易網絡，縱橫交錯，極具複雜性。闡明西夏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基本狀況，可以看出，中西方物質文化交流一直未斷，絲綢之路見證着東西方進行交往交流的客觀需求，同時也為今天維護好、利用好這一條國際通道提供曆史啟迪和借鑒。

（作者：楊蕤，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9-13世紀西北民族關系與陸上絲綢之路貿易研究”負責人、北方民族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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