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啟六年(1626)， 14歲的顧炎武與同鄉摯友歸莊一起加入 了江南士大夫的政治集團一複社。 顧、歸二人不僅同年出生，而且還是同鄉、同學，又志向相投。加入複社後，他們經常在一起縱談古今， 評論朝政，對于功名科舉他們不感興趣，對于封建禮教更是不放在眼裡，因此被同鄉文人視為異端。- -次有人不無惡意地嘲笑他們說:“歸莊腿瘸，顧炎武眼斜，兩人湊在一起真可謂是‘歸奇顧怪’啊。”

顧炎武和歸莊的朋友聽見以後，很為兩個人抱不平，就把這些話告訴了他們。但是，他們并沒有因為這個生氣，顧炎武反而勸他的朋友說:“這二三十年來，我所見到的那些号稱為文人的同鄉，沒有一一個不是緻力于功名、拘泥于禮教的俗物。而我和歸莊不随波逐流，隻喜歡文學，希望做到的是磨煉自己的品行，樹立良好的名節，這就被他們所不容了。我們跟這類人沒有什麼共同追求，所以他們都說我倆是狂人、是異端也不足為奇啊。”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經學家、史學家。原名绛，字忠清。明朝滅亡後，改名炎武，字甯人，亦自署蔣山傭，學者尊為亭林先生。

顧炎武是江蘇昆山人，出身江東望族，其高、曾祖為明廷仕宦，明朝末年，家道中落。顧炎武7歲入私塾，14歲取得諸生(秀才)資格後，與同裡摯友歸莊共入“複社”，極大地增強了他研究現實問題的興趣。

顧炎武性情豪爽，敢作敢為，不拘于封建禮法。因屢試不中，自27歲起，他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曆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産、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順治二年(1645 年)，清兵下江南，顧炎武與歸莊等人以匡複故明為志，在昆山、蘇州兩地參加武裝抗清鬥争，失敗後，與歸莊等結為驚隐詩社，- -邊秘密從事反清活動，-邊做學問，決意不與清廷合作。

順治十二年(1655年)，由于陸恩之獄，顧炎武被迫棄家北遊。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議修《明史》，顧炎武拒不就薦;次年，更誓死不人《明史》館。此後，即客居山西、陝西，潛心著述不再人都。康熙二 十-年(1682年)在山西曲沃病逝，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被合稱為清初三先生。

在北遊的20餘年中，顧炎武往返于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等地，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随，行萬裡路，讀萬卷書，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和金石考古工作，著書立說。

顧炎武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他繼承明朝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範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他認為明亡的原因在于學界的思想僵化空疏，不能适應政治社會的變革，所以他力倡“經世緻用”之學，以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把“古”與“今”、“學”和“用”緊密結合起來，做到學以緻用。他以在衆多學術領域取得的成就，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以大量社會曆史資料的排比，對土地的兼并、賦役不均的社會積弊進行了猛烈的鞭撻，充滿了求實思想，對矯正明末清初的空疏不學之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還主張舍棄宋儒對經書的闡釋，回到接近儒家原著的漢代學者注釋，從而創立漢學學派。他強調“博學于文，行己有恥”，認為探讨經世濟民之學和砥砺操守氣節同樣重要。在哲學上，他宣揚唯物主義觀點，贊成張載對太虛、氣萬物三者統的學說。顧炎武還斷然棄絕空談心性的玄理，猛烈抨擊超凡頓悟的禅學，明确地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主張，客觀上否定了理學，推進了清初的反理學鬥争。

顧炎武的社會思想也是在經曆了國運存亡、家道盛衰、人生聚散等種種災難和痛苦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日知錄》中，他結合晚明衰亡的曆史，大膽地懷疑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提出“衆治”、反對“獨治”主張，充滿了民主主義思想。他試圖通過經學、曆史、典章制度的研究，探索出一個切實可行的安邦治國的制度和措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極其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以國事為已任，終身都在為恢複故國而奔走呼号。

顧炎武還是一位優秀的古聲韻學家，他編著的《音學五書》把音韻學和文字學結合起來，為人們對古代許多文獻的理解、參悟開辟了蹊徑，他也被推崇為清代古音學的鼻祖。

顧炎武著作甚豐，大概有50多種，累計400多卷。他以嚴謹的治學态度，成為名滿天下的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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