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楊棄非 黃名揚 每經編輯：楊歡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7月8日上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演講時遭遇槍擊，經過數小時的搶救，于當地時間下午5：03不治身亡，終年67歲。

安倍晉三是日本曆史上連續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其在2012年上台後推行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被稱為“安倍經濟學”，引發全世界關注。

從數據上看，這些政策結束了日本“失落的20年”——自2012年末到2013年之間，日本經濟出現了比較快速的恢複和增長，直到2018年才改變。

但遺憾的是，這未沒能從根本解決日本人口少子老齡化痼疾。在任期内，安倍曾不止一次形容“少子化”是日本“國難”。而疫情的來臨，不僅将其為日本經濟帶來的經濟增長迅速“抹平”，人口下滑進一步加劇。

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曾創造性提出“低欲望社會”一詞，他發現，在人口問題下，日本失去上進心和欲望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如今，“低欲望社會”幾乎已成為日本的“代名詞”，而據大前研一分析，安倍任期内推行的政策似乎“難辭其咎”。

回看安倍經濟學推行的十年，為何未能挽回日本加速減少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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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對人口問題的安排，最初出現在2015年。

當時，有分析人士指出，依賴于貨币寬松和财政支出的安倍經濟學已經到了接近極限的地步，安倍不得不對其經濟政策進行修改，并提出安倍經濟學的“新三支箭”。其中之一是，培育新生兒童，将人口出生率提升到2020年的1.8%。

安倍已意識到，人口問題是日本經濟最大的結構性問題。當時，日本出現了人口下降、老齡化程度上升的現象。而在安倍經濟學的安排中，大規模量化寬松，以貨币放水來刺激經濟，但下降的人口讓消費缺乏“土壤”。

更為嚴重的是，勞動人口數量減少，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發展的活力。

圖片來源：新華社

然而，日本人口狀況并未因政策的“傾斜”而有所好轉。

從自然增長人數，即出生與死亡人數之差來看，日本屢屢突破“下限”：2016年該數據為-29.6萬人，2017為-37.7萬人，2018、2019年為-40餘萬人。2020年，日本迎來自1968年開始人口普查以來最大跌幅，自然增減首次突破-50萬人。

勞動力人口同樣面臨迅速下降的困境。2019年1月中旬，日本厚生勞動省的一份報告指出，受日本全境人口減少的影響，日本勞動力持續萎縮。數據顯示，2018年日本每100位務工者可選擇的職位多達161個，已創下1973年來的最高值。

圖片來源：日本總務省統計局2022年6月人口統計報告

疫情影響使跌幅進一步創下“新紀錄”。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去年日本人口一年下滑近64.4萬，降至1.25億。這也意味着，日本人口已連續11年下滑。同時，2021年的降幅也為1950年有紀錄以來的最大。

勞動力困局進一步加劇。2016年前後，日本15至64歲人口，即國際一般通用标準中的勞動适齡範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還在60.6%左右；但2021年這一數據已跌破60%至59.4%，人數為7450萬左右。

半年多時間過去，按照2022年6月1日的最新估算數據，日本勞動力人口已較去年進一步減少約43萬人，占比擴大0.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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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勞動力困局？2015年，日本從增加勞動力人口、改革勞動力市場入手，開出三張藥方：即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增加移民、返聘老年人回歸崗位。

政策甫一出台，就有人指出，女性步入職場，并非對日本勞動力短缺的針對性解決方案。原因在于，日本面臨勞動力缺口的是建築業、社會福利行業等薪酬水平低、對體力要求高的行業，女性或許不會成為上述行業的優先選項。

老年人在就業上遇到的困難更為明顯。

2020年，日本通過《改正高年齡者雇傭安定法》，意味着日本社會正式進入70歲退休時代。而在更早之前，安倍晉三曾在一項未來投資會議上提出“終身不退休社會”“迎來100歲人生”等概念。

日本老年人對此接受度也不低——日本内閣在一項民意調查中發現，超8成民衆表示希望在70歲以後還能繼續工作。

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這不代表企業有接納老年人工作的動力。2019年，《日本新華僑報》一則報道指出，約有3成企業明确表示沒考慮過老年人，剩下不乏軟性拒絕的企業。

在日本，65歲以上老人絕大部分被限制在環境清掃、挖掘、銷售和一般事務性工作，且有超7成老人隻能以非正式員工身份工作。

放寬外籍勞工曾一度緩解日本勞動力緊缺難題。數據顯示，日本社會增減人數（入境與出境人數的差值）多年連續上升，從2016年13.4萬人上漲至2019年的20.9萬人，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

但疫情後，日本一度收緊入境限制，直接導緻外國人入境數量驟降。2020年社會增減人數降至4萬人；2021年進一步下滑至3.5萬人。

今年4月，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曾指出，日本社會勞動力短缺是因為之前的安倍經濟學沒有起到預期效果。

“女性勞動力有沒有充分釋放？老年人的活力有沒有進一步發揮？嬰幼兒的出生率有沒有提高？‘安倍經濟學’在這三方面的鼓勵都沒有體現。”他認為“不涉及上述三方面的改革，都隻是改善日本勞動力結構的短期行為。”

根據預測，如果女性和老年人就業形勢沒有顯著改善，到2040年前，日本勞動力将比2017年再減少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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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人口增長的效果尚不明确，老齡少子化的問題則已迫在眉睫。

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數據，截至2022年1月1日，日本國内年齡達到20歲的“新成人”僅120萬人，比去年減少4萬人，再度創下曆年的最低紀錄。而其2021年11月30日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終值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8.6%，較上次調查增加2.0個百分點，再次刷新曆史最高紀錄。

到今年6月1日，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估計，日本65歲以上人口已達到29%，距30%的門檻再逼近一步。而根據國際通行的劃分标準，當該指标達到20%，即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日本人口出生率水平及預測 圖片來源：日經中文網

而對比安倍曾提出生育率達到1.8的目标，2020年日本總和生育率僅1.34。在公開場合中，安倍甚至直言，“現在事态十分嚴峻，說是國難也不為過”。

安倍并非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在2020年确定的第四次《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中，提到将實施無償提供幼兒教育和保育服務等措施，并加入對不孕不育治療的支持和擴大兒童津貼等内容，甚至首次提出“減輕3個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負擔、為年輕人結婚提供支援”等具體措施。

但日本國内讨論聲中，一系列政策隻是治标不治本。

一種聲音關于女性就業環境的改善。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一份調查顯示，日本18至34歲之間的女性中有一半沒有男朋友。對于為何不談男朋友，很多受訪日本女性擔心“一旦結了婚就沒有自由”，或表示“自己完全可以養活自己”“結婚會導緻收入水平下降”。

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其所著《少子社會》一書中糾正了這種觀點——越來越多的女性在職場打拼，是少子化的結果而非原因。

他指出，調查的絕大多數年輕人希望結婚，但社會的巨變導緻年輕人組建家庭的願望與現實之間出現差距。比如，社會經濟結構變革使男青年收入變差，男女之間結構性無法匹配；年輕人也更願意寄生在經濟條件更好的父母身邊。

東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付鵬曾分析認為，在此背後是一個全方位的經濟社會變化帶來的系統性問題——城鎮化發展的高房價、低生活質量、低欲望，都導緻了日本年輕人不願生育，以及出生率的急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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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人口問題有着深刻的社會經濟原因，也伴随着安倍政府策略的影響。

大前研一曾剖析安倍經濟學的立足點，即信奉“如果下調利率，增加貨币供應量，GDP就會大增”。

但在他看來，這是認為人“欲望滿滿”的20世紀經濟學，而在“低欲望社會”的日本，向市場抛出再多資金，不僅無法吸收，反而導緻日元貶值、形成通貨膨脹。“物價上揚薪資不漲，實際所得有所下降，招緻消費低迷，陷入惡性循環。”

去年對外公布的一份政府報告直指，安倍政府加劇了日本貧富差距，普通民衆不僅未從經濟發展中獲益，反而資産縮水。

這份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至2019年，“安倍經濟學”帶動股市和房地産市場大幅回升。但是，僅資産排名前10%的富裕家庭财富增加，普通家庭資産縮水了3.5%。

圖片來源：新華社

同一年，“父母扭蛋”成為日本年輕人互相吐槽的“熱詞”，其所隐喻的是，日本當下人生的成功已經與家庭出身緊密聯系起來。

在日本明星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藤井靖看來，這是因為年輕人的期望和現實之間存在差距，并将對現狀的不滿歸咎到父母身上。而其背後，則是日本社會近年來階級固化嚴重，年輕人努力也難以沖破現實。

安倍經濟學對勞動力的安排，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未來的無望。

2018年，安倍政府公布了相關法律推進“高度專業（高專）制度”。這意味着，高收入的專業人才不享有法律關于超時工作規定的權益，若有“臨時突發情況”，法定的超時工作的可大幅放寬至每年720小時、單月100小時之内。而根據以往的數據，由于過勞死的時間紅線，是每月加班80小時。

正因如此，這一政策遭到許多人批判，甚至有人稱其為“白領的義務加班”“無償加班法案”。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丁鬥曾分析，盡管在2012年提出之初，“經濟的結構性改革”就被視為“安倍經濟學”的三支利箭之一，但在此後10年間，安倍經濟學事實上仍然缺乏大刀闊斧的經濟結構性改革。

對于日本而言，隻有盤活自身經濟存量的經濟結構改革或供給側改革，才能為自身經濟的長期增長提供澎湃的新動力。

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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