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于漢代的古器物收藏與鑒賞，延至宋代，得到空前的發展，至上而下皆熱衷此道。江合幾《醴泉随筆》中記載北宋初年，長安即有“寶貨行”，《東京夢華錄》》中記載東京鬼市熱鬧非常，可見當時人喜愛古玩蔚然成風。

至于名家好古者，典故甚多。後人傳宋太祖為藝祖，宋太宗亦為古物鑒賞家。歐陽修（1007-1072年）、蘇轼（1037-1101年）、米芾（1051-1107年）皆已為世所知；另有聞者，“夏英公竦（985——1051年），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于前，偃卧牙床，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收藏之風在士大夫中如是盛行。宋徽宗（1082-1135年）趙佶不僅創設了皇家畫院，同時他作為藝術收藏家，涉足繪畫、書法，另亦熱衷奇石、玉器、古瓶，古碑刻，自上而下推動了整個社會對收藏的狂熱。

這股熱潮普興于世還有兩個原因：

一是十世紀開始的印刷術，很快推進了售書行業的發展，筆記體小說與類書由此盛世，不僅有關于繪畫、書法、話本、雜劇、曲譜等，也有地理學、曆史學方面的著述出版，甚至出現研究自然科學、醫學與偏方等方面的小冊子。此期出版最宏大的潮流乃是對收藏、編目、博古及至獵奇志怪類的趣味。

其二是于北宋中葉始，士大夫對古器物的主動收集與研究異于以往。呂大臨（1042-1090）在《考古圖序》中認為：“先秦以來之古器，數千百年後，尊、彜、鼎、敦之器，猶出于山岩隴畝之間……當天下無事時，好事者畜之，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然至嘉佑八年(1063) 劉敞（1019-1068年）廣搜古物深入研究，著成《先秦古器圖》，又歐陽修著《集古錄》，古物研究在士人中乃成為風尚。

蔡京之子蔡絛在其《鐵圍山叢談》“古器說”中認為二人有開創之功：“始則有劉原父( 敞) 侍讀公為之倡, 而成于歐陽文忠公( 修) ”。宋人之所以對古銅器如此熱愛，首先主要對那個遙遠的時代向往已久，“追三代于鼎彜之間”，劉敞推測這些古器“于今概二千有餘歲矣”。

在徽宗統治時期（1101-1125年），一批古代青銅器和玉器在河南安陽附近出土了，無疑為金石熱又添了把火。從劉敞到歐陽修、呂大臨，至徽宗一朝，“金石學”研究漸成體系，出版了一批古器物著錄和研究專著，諸如《宣和博古圖》、《金石錄》等等，“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 這是王國維先生的推崇。

徽宗朝綿延的收藏熱度，延及南宋仍然在上層醞釀。高宗（1107-1187年）對文化藝術的态度與乃父一樣，也緻力于充實宮廷收藏，即使動蕩不安時節依然如此，甚至還留有《翰墨著》：“思陵（高宗）妙悟八方，留神古雅。當幹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故四方争以奉上無虛日”。

南宋盡管偏安一隅，但經濟實力依然雄厚，又江南物産豐饒，人情雅趣醞釀。這時期出版書籍激增，私學和書院空前擴張，古董和藝術品買賣更有所增長，專做古董生意的商人和古物商店随處可見，真赝古物一時間魚龍混雜，教人如何鑒賞古物、辨别真僞的需求随之高漲。所有這一切新生事物都不能不影響到當時人的文學和藝術趣味。雖然書畫、碑帖、錢币在六朝至唐期間已漸有專論，其他古物的收藏、仿制乃至作僞等鑒賞審評專論至宋因之浮出水面。

金石考古的熱情之外，格古清賞的雅風也極流行。此間有諸如唐詢（1005—1064年）的《硯錄》，米芾的《硯史》，朱長文（1039年-1098年）的《琴史》，以及蔡襄（1012-1067年）的《茶錄》，洪刍（1066年-1128年）的《香譜》，南宋杜绾的《雲林石譜》等專項記載；即便文房清玩，也有蘇易簡（958—997年）的《文房四譜》在前，其序中載“讨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

顯然，趙希鹄并不滿足于隻做專項的考訂，他心目中的文房清賞，有着更系統的象征喻義。此點清代《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品》之書尾記中交代得尤為清晰：

宋以後則一切賞心悅目之具，無不勒有成編，圖籍于是始衆焉。今于其專門一事一物者，皆别為譜錄，其雜陳衆品者，自《洞天清錄》以下立類聚于此門。蓋既為古所未有之書，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表明《洞天清祿集》不同于譜錄，亦不同于其他雜說。其作者趙希鹄以文人書齋為整體環境，以清雅好古、辨訂是否為動因，立意鮮明，分門别類，開創了雜品之書的新體例。

《洞天清祿集》雖僅一卷，論述内容卻詳實具體，體例系統全面，清《四庫全書》收錄在子部雜家類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其“洞悉源流，辨析精審”，“援引考證，類皆确鑿，固鑒賞家之指南也”。

此著開宗明義，表明作者心志，論及古物鑒賞的目的與意義，全書分門逐類，共列古琴辨、古硯辨、古鐘鼎彜器辨、怪石辨、硯屏辨、筆格辨、水滴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石刻辨、古畫辨等十門類（亦有版本為十一門類，多出“古今紙花印色辨”），均為文房清玩之物。作者尤其對器物種類、形制、材料、制作工藝、時代特征，乃至辨僞方法等均進行了精細考辯，因此多被後代視為文房清玩的鑒賞、品評、考證的典範之作。

趙希鹄的生平卻一直撲朔迷離，材料極少，史上所知者僅為南宋宗室子，生卒年不詳，《四庫全書·洞天清錄》提要稱“希鹄，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于燕王德昭房下，蓋太祖之後。”紀昀在其中有“書中有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語，則家于袁州者也”之語，至今世人皆認趙希鹄為袁州（今宜春）人。

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中沿用此說法：宋·趙希鹄，其書端署籍開封，家于袁州（今江西宜春），約紹興十一年（1141）左右生，紹熙三年至慶元二年（1192-1196）間卒。顯然，做為一名在曆史上僅知其身份與一本著述的普通宗室子弟，他本人的資訊與研究幾乎均是了了帶過。

好在目前因科技的進步，對材料的獲取程度較之以往要便捷很多。除了文獻資料，我們還可得到考古（墓志）、石刻等實物材料，另外，相關的家譜也可作為佐證。與新近發現的新材料結合起來，透過它們，我們可略微清晰地推測到距今九百年前趙希鹄大體的生活面貌。

當然，推理式的“問題”進入，往往可能将人物描述成平面的案件索引，如果力圖豐滿全面一些，我認同包偉民所說的，同樣也希望本文對于趙希鹄的生平理解，能夠做到如此：“困窘的局面促使我們改變觀察的視角，也許不再執着于傳統研究思路所關注的各種社會科學式的‘問題’。而是盡可能回歸曆史學的本義，從專注分析轉向側重叙述，這樣至少在某些方面，盡可能去複原兩宋時期鄉村民衆的各種生活場景，有一定的可能性”。

當然，本文實為趙希鹄著述的編外篇，稍涉《洞天清祿集》及其主旨。本人在搜索材料時，對相關實物、文獻等材料同時進行了互證與存疑。盡管曆史渺茫，但能夠将其祖父、家族兄弟等漸悉聯系起來，竟頗有些欣喜，覺得有必要成此小文，讓我們看到：在那一段特殊的曆史時空中，這一支既特殊又普通的宋宗室幾代人在不同境況中的生活，悲歡離合都含在這些片段當中。

靖康二年（1127）五月，趙構稱帝于應天府。建炎三年（1129），高宗在東南立足，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盡管時時風雨飄搖，但一百五十年間，百姓偏安一隅，依然可享太平。雖然除去前二十年從北到南的颠沛流離，再除去後二十年内憂外患的加劇，真正得享安甯的時光，是這中間的百年。本文的主人翁趙希鹄的一生便是在這寶貴的表面平靜（實則依然政局動蕩、瘟疫天災時時發生）的歲月中度過，他的家族也在南方開枝散葉 。

1126年，當大約三千名宗室成員被女真人掠到北方時，也有幾百名宗室設法南渡，在高宗的朝廷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戰争爆發時，南宋各地都有宗室做官，不少人做到知州、知縣。面對戰争與叛亂，宗室也立下赫赫戰功。趙希鹄的曾祖父趙子嶙，也曾是這其中一員。

（一）始遷祖趙子嶙

《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三>中載，趙希鹄為太祖九世孫，燕王德昭八世孫。他們的祖先趙世雄被封為淄王，子孫世代可享受永居開封的特權。家族的後代因此也自稱“浚儀趙氏”。浚儀是開封赤縣的本名，1009年改稱祥符。然而随着北宋的覆滅，宗族倉皇南下，浚儀趙氏這一支也需要重新尋覓栖息地。

對這一族人産生巨大且深遠影響的，是趙希鹄的曾祖父趙子璘。他是這一家族在南方諸暨的始遷祖。趙子嶙，字公遠，燕王之後，祖父為淄王世雄，父親是正奉大夫令郯，崇甯二年（1103）霍端友榜與其弟子岷同進士及第，初授左朝散大夫，靖康元年八月曾任承議郎，後通判杭州，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建炎年間，任湖州知州抗擊金兵。

趙子嶙的事迹在《宋史翼》、嘉靖《浙江通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嘉泰吳興志》等史書與方志均有載。如《嘉泰吳興志》中載：

建炎二年守郡時，虜人南侵，所過辄下或空城邑去之。公乃躬率将士戮力乘城。人皆感勵，願以死守。或謂賊且浮舟而來，乃厚賞募人沒水，行以鑿賊艦、誅巨木、沉廢舟，以絕閑道。事甫定，遽罷，去居。人攀戀涕泣，禦史以民言告于上，诏還于郡。乾道五年立祠于顔魯公堂東偏。

諸多版本與上述大體一緻，均言子嶙在戰争中遭遇強敵，仍能從容應對，智略百出，且身先士卒，為湖州百姓所愛戴。然而他在建炎四年終究被罷免，這大約讓子嶙與其後人一直介懷，其子伯衍因此在子嶙死後，多次懇求周必大為其碑刻題跋，向世人解釋這段原曲。然而從嗣濮王仲湜、文林郎趙隽之與武功大夫嶽飛的角度來看，似乎又有些不同。

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十一所記建炎三年三月十九日之事，似是宗室之間的意見不同所緻。趙隽之，南宋理宗時期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的曾祖，乃魏王之後（第五代孫）。建炎三年以文林郎監常州倉。三月丁酉（十九日）：

是日，呂頤浩帥師次常州，與守臣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先是文林郎監常州倉趙隽之聞變，請于杞，率宗室數十人詣秀州，見權兩浙提點刑獄公事趙子璘，請團結兵民勤王，子璘不從，事遂止。杞因命隽之措置大軍錢糧，以竢頤浩。趙隽之事，以紹興四年六月丙戌嗣濮王仲湜所奏修入。

《要錄》中提到的所奏之人仲湜，字巨源，乃太宗玄孫，楚榮王宗輔之子，安懿王孫，初名仲泹。當時政壇重要人物。熙甯十年（1077）授右内率府副率，累遷密州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保大軍承宣使。欽宗嗣位（1126）授靖海節度使，更名仲湜。1127年康王即位于南京時，仲湜率衆往谒，因勤王有功，後上诏襲封嗣濮王，加開府儀同三司，授檢校少保、少傅。趙隽之也因此升為左文林郎、平江軍節度推官，紹興四年（1134）概因仲湜的舉薦再改為京官。

越年，即建炎四年八九月間，又有一事，當時還是武功大夫的嶽飛寫過一則奏疏，卻正是彈劾湖州知州趙子嶙，依然是關于措置軍糧：

乞催湖州賜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嶽飛狀奏：近奉聖旨，于湖州封樁米内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嶙卻稱，本州未曾承準朝廷指揮，不肯應付。即日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竊慮有失事機。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場之職。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湖州當時正處于關鍵位置，或許時任湖州知州的趙子嶙期望固守本州百姓而無暇他顧，或出于謹慎行事之風，不意竟導緻紛争。況當時嗣濮王仲湜、武功大夫嶽飛聲譽正隆，他們的言論舉措大概無論如何都會對趙子嶙産生影響。嶽飛沒有得到湖州糧食之後，還曾寫信給劉光世請求增援并借十日糧食，幫楚州度過危機。當然，劉光世沒有任何回複。最終，楚州淪陷。

而趙子嶙第二次也是最終的罷免竟然也跟劉光世有關。這是淳熈十年，已為樞密使的周必大應子嶙之子伯衍的多次請求，調查事件始末，為趙子嶙寫下可供後人瞻仰的跋文。

跋趙湖州祠堂記

湖州刺史趙公子嶙祠堂記。（都）仲并所作，其載守城之功甚備。獨雲事甫定，公遽罷。後以禦史言複還，又數月竟去。凡稱罷者，再漫不言，坐何事？予懼或者疑公為罪行。故以聞諸太史氏者補之。蓋己酉冬，宣撫使出于無防，謬用武臣楊應誠代公守湖。父老遮道閉關，不能留。至明年五月，上用台評黜楊而還公。公感上之知，念民之困也，益思撫摩以為報。防轉運使督缗錢十萬饷，劉光世軍而堂帖随下，謂州故貸椿錢二萬缗、米七千斛，期以旬盡償。公言民力不支，請先軍需後償欠。朝廷遂勒公侮慢貶秩，而罷。其始末乃如此。是豈以一時守城為功，可謂能固邦本矣。湖人奉嘗至今有以也。夫公子伯衍屢求予書，将刻之碑陰雲。淳熈十年九月十日。

淳熙十年，已經是1183年，半個世紀的時光過去了。具體細節和個中原委我們難以完全清晰。然而大體上，在國家淪亡之際，宗室的身份使他們不同于庶族，對于宗室來說，國與家是糾纏在一起的，難分難解。這點對于大多數宗室而言無庸置疑。

可以想見，或許是行事想法不同，或許是時機影響。從正面來看此事，子嶙一直言民力不能支撐，請朝廷先撥軍需，後還欠賬，态度堅決。因此轉運使以“輕慢冒犯”彈劾趙子嶙，随即被貶罷官。從保護地方的角度而言，子嶙确實是足夠盡力了。

（二）諸暨趙氏家族

1、趙氏家族始遷地與墓葬群

1263年趙與伺在所作《浚儀趙氏慶源譜》序言中，提及先祖初至諸暨之事：南宋時期趙令詪(1099～1166)任紹興知府期間，把家搬到諸暨。《浙江通志》中也有載: 趙令詪，宋宗室世膺之子。兩知紹興府，有惠政。卒葬諸暨之龍泉鄉，子孫因家焉。同行的還有從侄趙子嶙，令詪之父世膺與子嶙祖父世雄為親兄弟（同為燕王之後）。華舍趙氏與銀冶派都是從子嶙繁衍而來。趙與伺已是趙子嶙的五世孫了。

南宋建炎四年（1130）四月，從海上逃難回來的宋高宗，不敢直接回臨安府，将當時的越州作為了臨時首都，次年元旦改年号為紹興，寄托“紹（承繼）祚（國統）中興”之意，并把越州改名為紹興，升為紹興府。諸暨，隸屬紹興府，位其西南，在吳越時期就已經聞名，陶朱公範蠡和西施的故事讓這座小城蒙上了傳奇的色彩。

此處極富江南風韻，川土明秀，至南宋時，家在紹興山陰的陸遊贊歎“村村有畫本，處處有詩才”，比之魏晉時期的“猶如鏡中遊”（王羲之）更添風流蘊藉的世間繁華景象（圖一 地貌圖）。跟着高宗南渡的臣民分至沓來,據悉一時之間，兩浙之民,百倍于之前。随遷的皇族後裔，也将這裡作為生活的理想居所。1133年，南宋宗室機構設置了泉州、福州并紹興三地宗正寺，每處安排一位宗室長者，領導宗室成員，監督并保證宗室所享用的錢糧津貼的發放。

圖一 諸暨縣境圖（清 康熙《諸暨縣志》）

趙子嶙家族始遷之地為諸暨智度寺，時間大緻為1151年，趙令詪任紹興知府期間。不僅族人，令詪還派侄兒趙子瀹北上開封迎取其父母的靈柩，在諸暨重新安葬，地方志載趙令詪後葬于諸暨龍泉鄉。這支以先祖淄王趙世雄為支系的“浚儀趙氏”家族，真正紮根于南方諸暨了。

智度寺所在的智度山，又名月山，不甚高。如今處于諸暨中學的後山，半山坡還有株明代遺存的大樹，其後平地上依然有寺廟遺址。隻是九百年時光過去，不知南宋原基址在哪裡，大抵在這方圓之地。因為不遠處的陶朱山，有這個南遷家族的墓地群（圖二）。

圖二 諸暨縣城圖（清 康熙《諸暨縣志》。智度寺處右圖上中間，陶朱山為左圖“十裡長山”）

1986年發現一座位于諸暨城西的望雲亭旦旦服裝廠基址上的宋代古墓, 出土了一塊墓志碑，為《宋故浙漕貢士趙公墓志銘》。此志石高80厘米，寬53厘米，厚8厘米。首題“宋故浙漕貢士趙公墓志銘”一行11字，正文14行，行字不等，共283字（圖三）。志文如下：

宋故浙漕貢士趙公墓志銘

巨宋藝祖之皇子，曰燕王德昭。由燕王而越六世，而朝請大夫、直秘閣子嶙出焉。秘閣之子伯衍，為中大夫。中大夫生保義郎師傅。今殁而将葬者，師傅之長子，浙漕貢士希簠，字明卿也。噫！若人也，幼孤而立，事母盡孝，兄弟怡怡，宗黨雍睦，尊敬師友，誨饬子弟，蓋将大趙氏之門矣，而亡之，命矣。夫人壽概百二十，或八九十止，六七十猶以為恨。今明卿年四十七而亡之，命矣。夫明卿之生，以紹熙甲寅六月十九日戊申，其終也，嘉熙庚子八月二十六日丁巳。其冢嗣與琕亦舉浙漕進士，次與琔、與镘、與銻，奉母餘氏命，以淳佑辛醜八月廿七日壬午，葬其父之柩于紹興諸暨陶朱鄉姚家塢山之原，蓋葬于寓裡也。從父兄希鹄，灑涕而志其墓，且為之銘，銘曰：德應壽，奄如殁。居陶之麓，佳城郁郁，宜其子孫保終吉。迪功郎姚琯書諱 黃昕刊

圖三 宋故浙漕貢士趙公墓志銘 諸暨博物館藏

此墓志銘文前面述介墓主人身世：趙希簠，系宋太祖九世孫，燕王德昭一族，朝請大夫、直秘閣子嶙的曾孫。祖父中大夫伯衍，其父保義郎師傅。希簠(1194-1240年)為長子，浙漕貢士，于嘉熙庚子八月卒，年四十七，其子與琕、與琔、與镘、與銻奉母餘氏之命，葬父于諸暨陶朱山姚家塢。

後段提及立碑時間與撰者：次年淳佑辛醜 (1241年)，為其撰墓志者，正是其從父兄趙希鹄。希簠卒于嘉熙庚子年，《洞天清祿集》中所載，希鹄從嶺右回至宜春之時，蓋當時趙希鹄在袁州任職，次年希鹄即回到故鄉諸暨，為從弟“灑涕而志其墓”。

希簠一系，《宋史》宗室世系表三的序列為“子嶙——伯忌——師傅——希箫——與琕、與琔、與镘、與銻”，與希簠墓志所載有兩處出入，當以墓志之實以勘正史料，“伯忌”應為“伯衍”，上文中周必大《跋趙湖州祠堂記》中還提及“公子伯衍”，“ 希箫”應為 “希簠”之名，即墓主人。

這是我們可見到相關于趙希鹄的實物之一。墓志雲其從弟希簠所葬地陶朱鄉姚家塢山之原，為其寓裡。這裡當是其家族在居所不遠的墓葬群。墓地是一個家族認定其家鄉的重要标志。前文所說的趙令詪将其父母的靈柩從開封遷至諸暨，可能也葬于此處（或不遠）。

事實上，在陶朱山，此前還有兩位女性墓主墓志已出，仔細考量，發現她們也正是這一家族的成員。其一是南宋戴氏夫人墓志，該墓志高53.5㎝，寬82㎝，厚8㎝，為青石質（圖四）。

夫人姓戴氏，世居金陵，其先皆隐德不耀。夫人生而慈慧，來歸趙氏。承尊有敬，拊衆有恩，姻族鹹稱焉。自中年遠葷膻，誦梵典，至易箦猶不廢。不肖孤師奭宦遊四方，夫人必饬以廉瘽(謹)，勿墜門緒，有所平反，則喜見大宅。為邑長于吉之太和，夫人屬微疾，告于上下神祇，弗聞也。于紹熙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官舍，邑人六萬家缟衣素冠，如哭其親，哀挽千軸，世謂罕見。

夫人壽登九帙，慶渥三遇，累封太宜人。男一人，師奭;女一人，适進士郭偉。孫男二人:希皓、希瑟。孫女一人。是年四月二十有三日龜蔔協吉，窆于越之諸暨陶山之原。是用飲血吞痛，略述梗概，揜置于墓。嗚呼!靈車行行，身忍獨存。心壞魂蜚，此恨莫伸。書之堅璧，納諸幽陰。有痛終天，尚何可言?

男師奭泣血謹書

刊者黃琮

圖四 南宋戴氏夫人墓志 諸暨博物館藏

墓志文為其子趙師奭所書。師奭，經查證為伯履之子，子嶙之孫。《宋史》記載伯履為趙子嶙長子，墓主人戴氏适伯履為妻，于紹熙四年（1193年）終于官舍，封為太宜人。所謂“官舍”，當是前文所提南宋朝廷為各處宗室所設置的機構（寓所）。師奭有二子，即戴氏之孫，名希皓、希瑟。

趙師奭在墓志中言他“宦遊四方”、“為邑長于吉之太和”。史上确有載，師奭曾做過太和知縣。而與浚儀趙氏世代友好的周必大，又在其《文忠集》中載有師奭的跋文：

新光州守趙師奭，字國佐，才高一世。仕京口，以讒廢，宰太和，以憂歸。得郡待對，沒于逆旅。家會稽，又遭焚，識者闵之。今既葬矣，其子寄行狀求追挽。嗟嗟不足，情見乎辭（戊午五月）。

戊午，當是慶元四年（1198年），距其母不過五年時間，師奭也故去，想來其當也葬在這片墓地，真令人嗟歎。

另1982年陶朱山東麓桃花嶺發現三座宋代磚室墓，其中有一方圹志是趙希賢為其繼室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所刻（圖五）。趙希賢乃趙希鹄大伯父師赤（同祖父伯衍，其子依次為師赤，師偃、師伊、師仲，師傅）的次子，與趙希鹄、希簠為從兄弟的關系。

宋故廖氏百十三小娘子，本貫紹興府諸暨縣。曾祖諱虞弼，故任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樞密副都承旨、贈少保。祖諱俣，故任朝請郎、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父諱昌道，故任從政郎、常州武進縣丞。母高氏。嘉泰元年辛酉三月初四日生，二十五歲而為趙希賢之繼室。越二歲，以疾終，實寶慶三年丁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二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酉，葬于本縣陶朱山邢氏墓之右。

廖氏生于世宦，禀性聰慧，通書數，善言容，且約己以禮，克全婦道，事上撫下，舉無間言，視邢氏之女不啻如己出。予痛其夭逝，因刻石于圹，以志其實。邢氏既予前室，今以廖氏同葬，宜矣。予念喪偶之至再悲可勝邪？

國子監進士趙希賢志‍

刊者黃桂

圖五 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圹志 諸暨博物館藏

寶慶三年為丁亥（1227年）。廖氏百十三小娘子，其曾祖父廖虞弼官至成州團練使，後轉樞密副都承旨，他是嗣濮王趙仲湜的女婿。桃花嶺墓葬中同時出現的，還有墓主人武氏與廖氏，她們同廖氏百十三小娘子為依次祖孫三代的關系，分别是廖虞弼的兒媳、孫女、曾孫女，廖虞弼與其子或許也安葬于此。

而趙仲湜後人墓葬亦在陶朱山被發現。宗族、士族之間的聯姻錯綜複雜、枝蔓相連可見一斑。

陶朱山，在諸暨城西。據說春秋末期範蠡在輔佐越王勾踐立國之後，辭官歸隐此地，以經商為業，人稱陶朱公，故稱此山為陶朱山，又名長山，“在縣西一裡，南北可長十餘裡，高五千餘丈，其頂平博，有石室，可坐百人。”

從趙子嶙初遷地智度寺到陶朱山不過三公裡。

2、諸暨趙氏家族體系

鋪陳宋史、相關文獻、方志、墓志等等，這個宗室家族乃至旁支在南宋時期的活動面貌也漸漸清晰。這一支不斷發展擴大的家族體系，正如子嶙的五世孫趙與伺在南宋後期《浚儀趙氏慶源譜》中所陳，他們的宗室已經根深葉茂，南渡之後，這個家族節儉持家，忠孝仁愛，惠愛及人。終于在他那一世，已經有兩百名天水趙氏後裔居住紹興。當然，他們都是牢牢依附于王朝的大樹上。

兩宋統治三百餘年間，宗室譜牒編撰體系逐漸完備，分為五個類别：《玉牒》、《屬籍》、《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仙源類譜》，南宋始終所重者主要《玉牒》、《仙源類譜》、《宗藩慶系錄》，舉凡宗室成員的出生、死亡、賜名、立名、婚娶、官爵遷叙以及功罪等等事情，大都登記在案。

趙希鹄等宗室子之科舉、任官等事件，可能登記于《仙源類譜》之中，因為在各類皇族譜牒中，仙源類譜對宗室成員的事迹，記載得最為全面。盡管宋代《玉牒》，迄今多數佚失，慶幸的是靖康之後南宋重修的《宗藩慶系錄》、《仙源類譜》在上海圖書館和北京國家圖書館尚有殘本。

南宋（以及後來的）宗室家族族譜的一般模式是把他們的始祖追溯到南宋初年（圖六）。趙宋皇族宗譜分為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魏王（趙廷美）三派。今諸暨趙氏宗譜根據《山陰華舍趙氏宗譜》、《暨陽南門趙氏宗譜》續修，以太祖派為主，分為南門、莼塘、清門、蘭台四派，太宗派為輔，魏王派間或有之。

有學者對宗譜的準确性持審慎的态度。何兆泉認為，賈志揚等征引的《山陰華舍趙氏宗譜》，始修于清嘉慶年間(1796-1820)，光緒十年(1884)續修，“附錄的《太祖遺囑》據稱引自南宋景定四年(1263)修纂的《慶源類譜》。按景定四年去乾德二年(964)已整整300年，而且兩宋各種官修皇族譜牒中并沒有名為《慶源類譜》者，行文細節又多違背宋制常識”。

因此他據此推論：該文獻出自後世趙氏子孫的僞托，其作僞時間雖不可詳考，但最早也當在南宋滅亡以後，明代之後杜撰的可能性更大。從時間從材料的引用上來說，元人在編修《宋史·宗室世系表》過程中，主要參考利用了趙宋皇族譜牒的原始資料。至少更接近于當時的譜錄。

回到《趙氏宗譜》（表一），确有多處與《宋史》頗出入，或名字、或次序有偏差，但基本情形還能大概。依據出土墓志，其他文獻等，比對諸暨華舍趙氏以趙子嶙為始遷祖的支系（可以《宋史》為主），大體如下：

子嶙子：《宋史》為：長子伯履，次子伯忌（“忌”應為“衍”）。

《趙氏宗譜》：長子伯衍，次子伯履，三子伯複（侄繼）。

伯衍子：《宋史》六子：師赤、師偃、師伊、師仲、師傅、師鬯。

《趙氏宗譜》五子：師汲、師傅、師偃、師僑、師伊。

師偃子：《宋史》：希鹄、希彖、希鹓、希

《趙氏宗譜》：希鹄、希彖、希鴛 、希渺、希镟。

圖六（1、2） 諸暨趙氏宗譜總目與譜序 上海圖書館藏

表一 諸暨趙氏各派源流表（《趙氏宗譜》）

（三）趙希鹄子嗣

正如趙希鹄在其從弟希簠墓志中所述，他們的祖父為中大夫伯衍。希鹄的父親師偃與希簠的父親師傅是同胞兄弟，雖然他們的長幼關系在《宋史》和《宗譜》中是混淆的。能夠了解師偃的材料目前非常有限，唯《宋史》宗室世系表和《鹹淳臨安志》所載兩浙轉運添差中有他的記錄：趙師偃曾任東廳添差一職。

宋制，凡授正官，皆作計給祿俸的虛銜，實不任事，内外政務則于正官外另立他官主管﹐稱"差遣"，凡于差遣員額外增添的差遣，叫"添差"，以此緩解冗官阙少的情勢。歐陽修曾有《送王學士赴兩浙轉運》一詩。師偃為宗室，蓋當源于宗室添差。如宋孝宗淳熙三年時，“帝以張默為秀王夫人之親，欲與一添差監當，龔茂良言；‘近制，惟宗室，戚裡及歸正人方得添差’”。

師偃有五子，希鹄是其長子。這些《宗譜》與《宋史》基本吻合，雖然有秩序和名字的不同。宋代的宗正司，作為皇室宗族的“檔案館”，北宋時期所記多屬五服之内（五世免袒），熙甯年間（1068-1077）宋廷曾經讨論五服以外宗室疏屬是否該入譜牒，最終決定所有非免袒宗親仍舊修入各宗室譜牒，并要求宗室生死者，“外任限三日申所屬州縣，州縣限三日申大宗正司，在京限三日報本祖下襲封宗室注籍”。

到南宋時，一方面因為戰亂走失，一方面五服之外的支系紛繁，人口衆多，情況頗為混亂。據聞南遷後有不少宗親沒有能夠及時上報，緻使無法上宗室牒譜（當然地方宗室機構也無法為其發放生活物資等）而淪落于外，境遇不堪；甚至存在铤而走險者假冒宗室去乞籍或興兵的事例，因而有大臣批判宗正失守。

畢竟宗室子弟身份尊貴，能夠憑借着“統宗襲爵、進預科選、遷官給俸，事事優異，悉不與外官匹庶同法”。因此，為了保證皇族血統的純正，以及對宗室異于庶族優渥待遇的有效發放，是朝廷加強宗室（譜牒）管理的兩大原因。

宋代皇族牒譜由官方機構組織編撰，有專門的宗正少卿、宗正丞等官員，重要部分更由宰相提舉編修。有嚴密的規範制度，且上報、抄送、謄寫過程中的官吏皆極其審慎。但層層疊疊的關系與過程，錯記或秩序颠倒甚至遺漏或有發生。

在南宋時期因為戰亂和宗室的分離在當時就存在着漏載和誤記的情況，在傳抄過程中，謬誤更加，不然也不會出現上述事件。更何況，元人再刊再傳，誤差終不可免。如以下趙希鹄子嗣這般完全相異的記載，雖令人費解，想來也正常。

《宋史》中，趙希鹄名下有三子：與郜、與㯖、與栅（表二）；而《宗譜》中隻有一子，名“與鼎”，并稱其“後單諱鼎，由進士曆任大學士，同平章事，卒贈太傅，徙居處州缙雲縣”（表三）。

此處存疑兩點：

首先宋廷律法對宗族名諱非常看重，要求“應命官同國姓、與宗室連名相犯之人，令經所屬陳乞改避”。《名諱令式申明·雜令》中對趙姓非宗室者取名作出限制，嚴格避免皇族與其他同姓庶族之間造成混亂：

諸同國姓者立名不得與宗室連名相犯，謂如廷、光、鹹、德、惟、從、守世、令、子、伯、師、希、與、孟、由、元、允、宗、仲士、不、善、汝、崇、必、良、友、承、克、叔、公、彥、時、若、嗣、嘉、文、可、修、景、遵、端廣、繼、大、孝、安、居、多、自、有、茂字系上連；之、夫、甫、卿、中、孫字系下連，單名與式内名諱偏旁相犯者亦不許用。

試問，希鹄子為宗室“與”字輩，怎麼可能需要避諱？史上宗室被除掉行輩聯名，除非犯有極大的罪。

其二，如若其子“與鼎”曾為同平章事（宋最高政務長官之一），并太傅（正一品），不太可能在各類曆史文獻材料中均毫無蹤迹；筆者曾查詢處州（麗水）、缙雲地方志，亦無果。南宋史上，隻有山西解州聞喜縣人，著名政治家、兩度出任宰相的趙鼎（1085-1147年），在其逝後，被孝宗追贈為太傅。兩者并無關聯。

表二《宋史》師偃—希鹄

表三 上海圖書館藏《趙氏宗譜》師偃—希鹄

另有一則，諸暨水底俞村南宋始遷祖俞邁，據稱是趙希鹄的贅婿。水底俞村，當地人稱以往曾名趙村，又叫趙村堡。乃趙希鹄的故居所在。清光緒庚子（1900年）俞攸叙堂刊印《暨陽俞氏宗譜》中鄭重講述其先祖“仁化公之孫千十二（俞邁）來贅暨陽趙村趙希鹄之女，……公觀平地一湧，遭洪水而不淹；四圍水繞，遇旱魃而不涸。昔曰趙村，今曰水底俞是也。”

據《俞氏宗譜》載，俞邁曾祖父在北宋時為官，父輩亦在南宋有官職，家世殷實。入贅後俞邁将其家人弟兄等遷至此處，宗譜稱俞村後人均為俞邁公之後。宋廷确有根據服紀賜予宗女妝奁錢的規定，且鼓勵有官者娶宗女，能夠因此提供入官的捷徑。

從宗譜來看，俞氏先祖俞邁，成為趙希鹄贅婿後，繼承了趙希鹄的家業，宋時諸暨超越鄉上泉裡趙希鹄故裡之所在，即今諸暨王家井鎮水底俞村。至于何時趙村改成了水底俞村，無從考。

另外，對于《俞氏宗譜》的史料采用，亦需持審慎态度，存疑之處頗關鍵：其一可解，倘家中尚有男丁，招贅的可能不大，當然也有特殊情況；但其二，《俞氏宗譜》提到的首修時間淳熙十二年（1185年），推算無論如何趙希鹄此時尚幼（趙的生卒年下文表述），最多不過十幾歲少年而已，如何招贅。

從智度寺這邊到水底俞村距離8.8公裡，便是行走，也不過兩個小時的距離。

圖七（1、2） 諸暨俞氏家譜

《洞天清祿集》文中，留下諸多供我們參考的時間和地點：如“慶元間，予官守長沙”、“予溯潇湘,曆衡、潭、永、全、道五郡”、“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等語。慶元年間(1195-1201年)已經入仕當差，至嘉熙庚子(1240年)仍未結束，足見趙希鹄職場生涯的時間跨度很長。

（一）恩蔭與科舉

“慶元間，予官守長沙”，慶元是南宋甯宗的第一個年号：1195--1201年。能離家外出入仕，說明此時趙希鹄已經成年，而且是以恩蔭形式。

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宋真宗趙恒定承天節(真宗生日)，于南郊奏蔭子恩例，這項制度被稱作“蔭補”。“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弟侄須過二十。此蓋續定之制”。然而因恩蔭人數太多，甚至年齡很幼小的都開始能夠得到門蔭。在官僚隊伍越發龐大的情況下，又添此恩例，真宗朝的恩蔭童子人數遽然翻增，年齡愈幼，當時供奉官知慶州閻日新很急切上奏：“群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童龀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給廪”。

古時男子，十五束發，二十弱冠。著名史學家、宰相司馬光十五歲時就因父親司馬池為高級官員，得恩蔭獲取官銜，并有過一次提級，至他弱冠之後，通過科舉中了進士真正入仕當差，此時他已經升為“将作監主簿”的官階（屬于中層京官），比起與其一起考試的無官舉子，算是早就赢在起跑線上。同樣南宋時陸遊十二歲恩蔭獲得登仕郎的官階，但等到他真正出仕任職，實際已到了三十四歲。

宋代冗官阙少情況很嚴重：簡單的說，至真宗朝時，大體官員品定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官階，一部分是職務，官階如同行政級别，職位即是差遣（實際做的事）。官員多，職位少，因此想要獲得實質的職務其實不太易，要麼通過科舉入仕，要麼通過恩蔭，但須得等到二十五歲後，通過相關的培訓考試，方能謀得職位。而後者，往往職位不高，升職空間有限，很多重要職務也被禁止，例如不得擔任台谏官、翰林學士、經筵官，不得出任外交使節，不得主持科舉考試，不得擔任國子監等教育機構職位。

作為宗室子的趙希鹄，雖然可能恩蔭歲數會比較小，但其能夠有差遣，入仕于長沙（而且還未知之前是否有過任職經曆），想來至少慶元間當有二十歲之上。從《洞天清祿集》中可推測，其後趙希鹄宦遊足迹多輾轉于湖南、江西等地。

不過，作為燕王德昭—子嶙這一系的子孫，如果光靠恩蔭，不通過科舉考試晉升，大概會心有不安，怕是辜負祖宗遺訓。因為提倡宗學取代宮學教育和科考入仕，是淄王趙世雄和其長子令铄等幾代宗室力争而來的。

令铄本人進士及第，據稱是宋朝宗室登科第一。令铄是令郯（子嶙之父）的胞兄，其後族人，包括子嶙、伯衍（希鹄祖父）、師偃等也都中了進士。與希鹄同時的宗親，如家住衢州的希錧二十一歲時就于慶元二年（1196）通過了進士考試，與希錧同年進士的還有趙汝适，宋太宗八世孫，他生于1170年。而趙希鹄也于嘉定十六年（1223）考中了進士。

清代《諸暨縣志》在《諸暨文應廟碑》所拓碑文後記：趙希鹄，諸暨人氏，為宋甯宗癸未科(1223年)蔣重珍榜進士。其未載入紹興進士題名碑者，原因當為“以本貫玉牒不系于縣，故題名所不及也。”（圖八）

圖八 清乾隆38年沈椿齡《諸暨縣志》卷十七選舉志趙希鹄

宋代宗室考試的确與庶族不同。不管是考題的難易與錄取的比例，都較庶族寬松得多。

在北宋前期，宗室基本都是皇族五服之内的親緣關系，王侯爵位世襲，賜名授官、計年遷轉自是天潢貴胄的内部體系，不與民同，自然不需要科考應舉及任何選試制度。然天水一朝尊崇文士，宗室中不乏聰敏上進者，也希望能夠如士大夫一般施展才華，為國效力。

于是仁宗令學士院專設招試宗室的新舉措：宗室可先以文章上陳，或請宮學教授、宗司官員推薦，參加學士院考試以期獲得遷轉機會。此時的宗室考試，仍然尚被視為皇家内務事，還不能算進朝廷科舉制度範疇。

迨至神宗朝，趙宋立國逾百餘年，宗室世系也已過五世免袒，宗族考試又向外擴展。熙甯十年（1077）宋神宗頒布了“宗子試法”的诏書，這項新規定為宗室發展開辟了新途徑。

宗室考試分為兩種，有官階的宗室可參加“鎖廳試”，疏屬子弟參加應舉考試。“新法”有雲：祖宗袒免親已授官者聽鎖應，及非袒免親許應舉。國子監及禮部别為一甲，試兩場，五分為額，發解所取不得過五十人。殿試與正奏名進士試策，别作一項考校。累舉不中，年四十者，申中書奏裁，量材錄用。

無論有官鎖應還是無官應舉，總之宗室在解試、省試的過程中，基本上都貫徹“别試别取”的原則，比如錄取比例上，紹興十五年，宗室有官鎖應每七人取三，無官應舉每七人取四。每年都有變動，但基本比例（或七取一、二）相差不大，同期庶族士人基本十五取一（或十四、十六取一等）。在考試分量上，有三試的隻用考兩試等相關規定。

總之，這套宗族科舉體系自成一統，一直貫徹到南宋始末。如此看來，宗族進士不列入地方庶族進士榜，也是情有可原。而且，年過四十歲的宗子，是可以通過中書奏裁，特加錄用的。

趙希鹄慶元間已滿二十，至嘉定十六年（1223），已是過了四十歲，且有官階在身，根據宋廷的宗子科舉制度相關條令，他應該可以擁有有官鎖應和特加錄用兩方面的條件照拂吧。

（二）宦遊足迹

宋初，全國行政區域仍沿襲唐制,為道、州、縣三級。宋太宗時期開始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宋真宗至道三年（997），全國劃分為十五路，湖南在宋代分屬荊湖南路與荊湖北路,荊湖南路由湖南道改，以潭州為治所，轄潭、衡、郴、永、邵、道、全(今廣西全州)7州和武岡軍、桂陽監，共39縣，又設荊湖南路的轉運使司、提點刑獄使司和安撫使司。趙希鹄的宦遊生涯應該大半輾轉于荊湖南路，且《洞天清祿集》中不少出于此地的記載。

《洞天清祿集》十個門類，雖然龐雜，但并非完全借鑒前人，趙希鹄頗具通識才能，每類似乎都能明辨是非。他強調躬身力行，文中大量出現某地某人家有某物的記載，詳實具體，概皆為趙希鹄探訪所見所知，并所鑒。

餘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

餘嘗見夏琱戈。

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

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

他尤為批判道聽途說的認定，“餘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論畫當以目見者為準”。實質上，書中展露不少其個人見地。《古今石刻辨》中更有多處訪古訪碑概況與心得，足見其自信的鑒定能力與鑒賞水準。

餘遡潇湘，歴衡、潭、永、全、道五郡，并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爾，亦打石之工人，每因舊迹加洗刻，以為衣食業，故愈失真。

湖南古代摩崖石刻以永州最為密集，現存古摩崖石刻2000餘方，為國内之最。其中永州浯溪碑林現存500餘處。浯溪《大唐中興頌》據稱為元結撰文，顔真卿所書，是後來曆代文人必訪之處。對此朝聖打卡點，趙希鹄反認為，即便此為真迹，但稍顯陳舊就被打石工人洗刻，也會愈發失真。

幸運的是，在永州江華縣，也發現三處與趙希鹄有關的摩崖石刻。兩處在寒亭暖谷，一處在陽華岩。其中寒亭暖谷有一處題刻内容為“山陰趙希鹄同邑人李挺祖，嘉熙戊戌中秋日抱琴來遊”。李挺祖，号瓠軒，南宋江華人，道州廉溪書院的掌禦書臣，主要活躍在宋理宗、宋度宗時期。嘉熙戊戌即為嘉熙二年（1238）。

圖九 寒亭暖谷題名

至第二年即嘉熙三年（1239），大略踐去歲之約，中秋時節趙希鹄又至，摩崖題刻于另一處陽華岩：“嘉熙己亥中秋，熊桂攝縣之暇，與長沙法掾趙希鹄、邑士李挺祖來遊。弦琴觞酒，盡一日而返”（圖十）。熊桂，湖南湘潭人，進士，時任江華武官。熊桂與李挺祖應是盡地主之誼，訪碑遊玩之際，與趙希鹄弦琴相和，享山水之樂。

此二處趙希鹄的稱呼都不同，前為“山陰”，紹興古亦稱山陰；後稱為“長沙法掾”，即潭州司法參軍，潭州，古代行政區，隋至明州治和府治長沙的古稱。法掾，宋太祖乾德三年七月,“始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至大觀改制中改變了職官名稱，州屬六曹參軍各配置新的屬員曰“掾”。

宋代州級行政屬官由幕職官與諸曹官兩部分組成。幕職官簡稱職官或幕職，主要由簽判、節度判官及推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諸職；諸曹官則有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司戶參軍。在文臣階官體系中,這些職官與縣令、主簿、縣尉共同組成幕職州縣官,又稱選人,是文階官中最基層的一部分。

《宋會要輯稿》記載，州屬官中：“錄事、司理、司戶參軍，掌分典獄訟,司法參軍掌檢定法律。”其中，司法參軍簡稱司法,又稱法曹、法掾、檢法、法官等。除檢法議刑外，司法參軍還被賦予了一些理财職能，也“兼管諸庫”，參與管理常平倉與義倉、均平差役、興修水利等事務。他們是由中央铨選部門統一除授的州(府、軍、監)級政府屬官。這是趙希鹄作為職官的一面。

圖十 趙希鹄在陽華岩的石刻拓片

（三）緻仕與生卒

嘉熙庚子這一年，浙漕貢士希簠八月卒。次年淳佑辛醜其從父兄趙希鹄為其立碑撰志。

淳佑辛醜這一年回諸暨，趙希鹄可能應該因“引年”及至而自請”緻仕”，從此安身于諸暨（圖八）。其著《洞天清祿集》中還有記載：

淳佑壬寅，于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仿右軍書，前有金字禦筆雲“王右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様禦寶。

淳祐壬寅，即1242年。淳祐甲辰(1244年),趙希鹄又為諸暨松山文應廟碑撰文。

與前朝相襲，宋初依然遵行“大夫七十而緻仕”的古禮。為了獎勵至引年而自願陳請緻仕者，元豐五年(1082)十一月宋廷特規定“文武官緻仕者,皆轉一官,或加恩子孫”，且文臣承務郎(從九品)及武官小使臣(從九品)以上緻仕官嘗獲戰功遷官者,給全俸。如有患疾者，可提前緻仕。不過如果到了七十仍然不願意退的，诏書規定：應文武臣僚年七十以上未緻仕者，更不許考績。或于國有功，于民有惠，理當旌賞者，不在此限。也就是不僅以上獎賞均沒有，而且還會勒令緻仕，除非于國于民有大功的有功之臣。

所以據聞知蘇州孫冕，及至引年之前，題了一首詩于州治大廳壁。

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别人。

莫待朝廷差緻仕，早謀泉石養閑身。

......

題畢，辭官歸隐九華山。朝廷感其高義，許其再任，然而孫冕堅辭不再奉诏。這樣看來，除非老病，當時确有不少年至七十還不願緻仕的官員，或者如陸遊那樣，七十八歲還被朝廷召回任秘書監，負責編修國史，嘉泰三年（1203）四月，完成編史任務的七十九歲陸遊才得以請求緻仕還鄉。

身為宗室，又以士夫氣度自矜的趙希鹄，理當遵循朝廷制度。之所以推斷淳祐辛醜或為希鹄引年，原因在于前述所言，希鹄在慶元間應有二十餘歲，至淳祐辛醜及甲辰（1244年），四十多年過去，緻仕後的希鹄居家養閑，并受到地方官的禮遇與尊敬，誠邀其撰寫文應廟碑文（圖九）。

附松山文應廟碑文（節選），碑高五尺七寸，寬二尺九寸，額篆書“敕賜文應廟記”：

紹興府諸暨縣松山敕賜文應廟記

諸暨為邑，左山又澤，地勢高下殊絕，故旱澇辄暴至。嘉熙庚子秋七月，……川流驟漲四野，彌漫如澤谷，壞室廬，損苗稼，老幼蹙額。适提點刑獄使者項公容孫行部至縣，……翌日，吏率其僚，佐民會其保伍走祠下瓣香，緻敬拜伏，未幾，濃雲忽收，霁色如鏡，洪波繼息，禾則盡起。吏民大喜，相與議曰“何以報神？”賜遂以事上府，府大師蔡公範閑于朝天子下太常寺議廟貌，嘉熙四年九月三日敕賜文應廟秩于祀典，命下之日，闾裡歡呼，因鸠材以葺祠宇，辟重門，揭廟額，仍刻石登載始末。……今禮官以文應廟定廟額,蓋取史臣語“内外以文”相應之義。廟成，爰作迎享送神之歌。淳佑甲辰二月初吉記。

寶而書之者開封趙希鹄者，書畢，複為迎享送神之歌……

圖十一《松山文應廟記》

諸暨孟氏族譜還保留着趙希鹄拜訪諸暨南泉嶺下孟氏南宗家廟時所作的二首《南孟廟詩》，據詩文意，他應該多次拜訪孟祠，文字四平八穩，有說教之意，或許亦是緻仕後閑遊應和之作：

昔日曾遊夫概地，今朝重叩大賢祠。

庭前草木依前緣，門外溪山分外奇。

要識聖賢傳受處，須聆齊魏部酬時。

案頭幸有遺書在，赢得人稱百世師。

兩載無由谒聖門，俄警棟宇奂然新。

西連瀑布源流近，北接玉京道裡深。

書藏殘碑留古篆，庭前老樹噪幽禽。

礽孫秩秩皆梁棟，誰作承先啟後人。

如此推斷：辛醜是其引年（七十歲），趙希鹄或生于乾道壬辰（1172年）左右，慶元元年正好二十餘歲，青年時期多在荊湖南路一帶任職，中年始中進士，淳祐甲辰（1244年）依然健在，希鹄或終于淳祐後期，也可能更長壽些。

趙希鹄生卒年可大緻判斷為1170—1250年前後。

如果從隔着時空的曆史角度來看，無非是這樣：一介小吏，一個官場并不如意（或許也沒在意）的疏屬宗室，一本書的流傳。一段暫得平緩的百年光陰。

然而就是這難得的百年安甯，造就了中國曆史上文藝的高光時刻。趙希鹄用随筆的形式，從慶元至嘉熙，數十年來念茲在茲，“摩娑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岩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洞天清祿集》序言）。

這其實是整個宋代文人的心聲。北宋蘇東坡、歐陽修都有類似言論，李清照在《金石錄後續》中描述她與趙明誠一起買器、讀書的時光，“甘心老是鄉矣”，這成為她晚年黯淡歲月裡可滋回味慰藉的微光。宋人對于閑适的品味和優雅的看重，不僅僅是書畫言談的表述了，它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狀态。“廳堂、水榭、書齋、松下竹間，宋人畫筆下的一個小爐，幾縷輕煙，非如後世多少把它作為風雅的點綴，而本是保持着一種生活情趣”。

明代張萱雖然對此書評價略低，“希鹄此錄，雖于原父諸人不能一二。即古玉古窯未及窺斑。書畫二門寥寥數語”，但仍肯定了他的價值，“獨其所載，皆幾案中不可少。評劣考核又嗜古之士不可不知者”。張萱所評确實精當，然而卻未免苛求。

與金石學考證文字、證經補史等政治文化動機不同，趙希鹄呈現的是文人趣味與文人生活面貌。在他筆下的文房清玩中，展開了一種富有文化内涵和底蘊，又極富有感性随意之樂趣的文人娛樂活動和生活傳統。

趙希鹄經曆了孝宗、光宗、甯宗、理宗四朝，從乾道八年（1172）左右，至少活躍到理宗淳祐年間。期間看到或經過了乾淳之治、紹熙内禅、慶元黨禁、開禧北伐、嘉定和議等諸多事件與變革。他是幸運的，出生與成長于“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的乾淳之治，那時間擁有百家争鳴的學術氛圍，“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

浸潤于這些文化，出自于這昌明時期的宗室子，他的偏安一夢做得算是完滿，因他之後不足三十年，崖山海戰之後，如此的清福再難尋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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