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新著】

《近代英國科學體制的構建》書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供圖

從16世紀下半葉英國知識階層接納和推崇實驗科學方法論，到19世紀中葉英國政府作為公衆的代理人聘用科學家和為科學活動出資，英國完成了科學建制化的早期階段，初步形成了今天意義上的公共科學體制。這段曆史可以看作科學在英國社會和文化條件下展開和實現其内在本質的過程。科學建制化的共性和個性都可以從這段曆史中一窺究竟。

科學建制化的共性大概有以下幾點。

第一，實驗科學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社會承認。經驗事實成為真理标準有着曆史必然性，如宗教改革的影響，但是不具備認識論上的必然性，後一點從經驗論和唯理論的長期争論中便可以看出。

第二，實驗科學這種特殊的認知方法本身決定了它的公共屬性。實驗借助工具和儀器對經驗事實進行預定和操控，本質上是将個别經驗轉化為集體經驗的過程。而個别經驗的來源、工具儀器的制造與改進以及集體經驗的傳播和強化等，無不需要外在社會文化資源與物質資料的輸入。這也解釋了科學為什麼是一種代價高昂、極具消耗性的實踐活動。

第三，科學的公共性可以大緻分為内部公共性和外部公共性。内部公共性涉及科學共同體的形成、科學評價機制、科學組織結構等。外部公共性包含科學資助體系下科學家的政治參與、科學的技術化和社會化、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等。如果對科學建制化下一個定義，它應該是科學這樣一種特殊的認知方法通過組織化、政治化、社會化、技術化和職業化的途徑，逐步展開和實現其公共性的過程。

第四，科學在理論、實驗操作和體制三個層面的曆史發展相互交織、相互匹配、不可分割。例如，科學組織模式能夠影響科學理論産出，專職科學家更有可能取得數學和理論物理學的突破，而業餘科學家往往首選自然志。例如，科學家用新科學儀器得到新的科學發現，而科學家能否得到新科學儀器又取決于科學資助制度形式。再如，科學知識的分野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科學組織的分化。

第五，科學家這一社會精英角色的出現，是曆史上科學人的自我定位與外在的社會期望不斷博弈、最終達成一緻的結果。自然研究者不再是古代講經傳道的學人、智者和哲學家，也不再是近代早期樂于動手做實驗和野外探險考察的航海者、繪圖員、化學家、醫生、商人、官員，而是休厄爾造出的新英文詞“scientists”特指的對象。科學的專業化和職業化看似是一個去中心的過程，即科學從近代早期少數人的智力遊戲、怡情享受、交際話題，變成了令許多現代社會成員忙忙碌碌的龐然大物，實際上是知識權威為龐大的科學家群體所共同享有，隻不過科學共同體内部又采取技術化的分工形式，才顯得今天個體科學家的地位不及曆史上的精英科學家。

第六，經驗事實、科學人和科學體制構成了推動科學史的正題、反題與合題。科學人對經驗事實做出回應，這個經驗事實不單純是自然，也不單純是通過工具儀器觀察到的現象，還包括時代大潮帶來的文化呼聲與社會需求。這一回應的結果是一定的科學體制形成的，特定的科學體制又規定了新的經驗事實。矛盾運動，周而複始，推動曆史。唯一不變的是人們做出回應的主動性，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先賢所說的推動他者卻不為他者所動的“火”。

英國科學發展的特點可以歸結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培根第一次系統闡述了實驗科學方法。皇家學會的成立讓科學知識的生産、累積和傳播變得有組織性。知識權威與國王和政府的政治權力不斷互動，這種互動在英國内戰、王朝複辟、殖民擴張和北美獨立戰争背景下表現明顯。工業革命時期的生産發展和社會轉型創造出對于科學的巨大需求。最後，一類接受科學分科教育和專業水平遴選的科學家出現了。他們被要求服務于公衆，并接受公衆的資助。

第二，如果将科學建制化的幾種要素在各國之間進行比較，則可以粗略看出曆史上英國科學體制的特點。英國和法國的科學組織化同時發生，但是路徑不同。皇家學會實行松散的會員制，沿襲文藝複興晚期以來的私人資助制度和業餘研究傳統，研究課題寬泛，在龐大的科學共同體内發起同行評議，首創權之争較多；巴黎科學院由政府撥款和管理，組織嚴整，課題集中，理論範式之争較多。法國模式接近于今天的科研院所，也更符合培根對所羅門宮的設想；英國模式卻有其自洽的邏輯，政府無為、學人自助的方式在曆史上被認為有利于保護科學機構的獨立性和科學研究的創造性。至于哪一種組織模式可以帶來更高的科學産出，要視具體的學科特點和發展階段而言。19世紀，英國盡管在理論力學和數學方面不及法國，卻在自然志方面保持領先地位。

第三，英國科學的政治化反映為科學家個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維護王權、協助政府、推動改革和擴大殖民地等。這種積極性與曆史上科學人物強調的自助和自主似乎是矛盾的，或許可以解釋為尚未獲得明确社會角色的科學人争取外界認可的一種努力。法國科學家的政治參與同樣是主動而活躍的，拉普拉斯、夏普塔爾在法國政界的影響不亞于班克斯在英國的影響。不過，法國科學家群體、科學機構與政治的聯系似乎更為緊密，如法國大革命對巴黎科學院、拿破侖戰争對巴黎理工學校和巴黎高師的影響。

第四，英國科學的社會化程度超過了同一時期的法國，這是它率先啟動工業革命和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結果。應該看到，“英國科學衰落論”也是科學社會化推進到一定階段的産物。與近代英國的政治改革、思想轉變和社會轉型一樣，英國科學的建制發展也顯示出一種新舊調和、緩慢推進的趨勢。科學體系中的私人、業餘者、個體、貴族等要素始終存在，但是科學職業和公共科學制度又要破繭而出，兩者之間的矛盾在19世紀上半葉國際競争和國内政治改革的背景下進一步激化了，遂表現為皇家學會成立之初的信條受到質疑，唱衰之聲不絕于耳。

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世界科學突飛猛進，私人和業餘傳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20世紀的大科學模式更是對科學投入和科學組織提出了極高的要求。但是，進入21世紀，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發展讓科學體制的靈活性和多樣性重新引發人們的注意。過細、過窄的分科和專業化在應對不斷“熵增”的經濟活動與社會實踐時也顯示出乏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以史為鑒，既不需要過于強調要在業餘科學傳統自身框架内對其進行考察，也不強求一定要從曆史上找出一些要素或者規律，補貼給現下的科學文化和科技政策。或許我們應該借用“筏喻”，先跳出原來過度簡化的科學觀，真正把握科學的流變、複雜、社會化本質，再基于本國具體實踐，尋求科學活力的源泉，預判科學發展的走向。（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09-2011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科學史系客座研究員，2017-2018年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史系訪問學者；本文經授權摘編自《近代英國科學體制的構建》一書結語，現标題系編者所加）

責任編輯：許革,張彥武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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