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西北鎮川鄉西寺兒的梁山，從空中看，似一個長方形的大平台，古稱方山。方山南部有一大一小兩個長滿青草的大土丘，走近大土丘觀察，卻是用一塊塊玄武岩堆成的封土堆，高二十三米左右，大土丘實際上是一座底方上圓的古代陵墓。這座陵墓有盜挖的痕迹，但墓室基本完好，陵區的建築仍有迹可尋，殘存的牆垣遺迹、夯土台猶可見當年的規模。從史書上考證可知，這座陵被稱為“永固陵”，長眠于此的是北魏時期乃至中國曆史上一位值得大書特書的女性，她就是馮太後。

馮太後陵墓永固陵

馮太後是北魏中期改革的實際主持者

在風雲詭谲的政壇上，古今中外曆來的主導者大都為男性，政治即使沒有讓女性走開，有影響的女性也是鳳毛麟角。北魏馮太後是中國古代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傑出政治才能的女性，她運籌帷幄，決勝内外，為北魏掃清部落制殘餘和平城時代的漢化改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鐵腕穩定政局

馮太後（442—490年），出生于長樂信都（今河北冀州），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後，去世後谥号文明太皇太後。馮太後何以能從後宮争鬥中成功上位，之後又突出重圍，走向國家治理的前台，這要從她曲折的人生經曆說起。

馮太後的命運可謂一波三折。她本來出身顯赫，祖父馮弘是十六國時期北燕的最後一代國君，太平真君三年（442年），馮氏出生于長安，她的叔伯父皆朝中高官，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但是在她幼年時，父親馮朗因受一樁大案株連，被太武帝下令誅殺，她的身份一下跌成了罪臣之女，按照慣例，她被發配到宮中，成了地位低下的婢女。但天資聰穎的馮氏并沒有就此被埋沒，文成帝拓跋濬登基不久，馮氏迎來了第一個轉機，時年十一歲的她被選中做了貴人。

馮貴人的飛黃騰達，是從她完成了一件北魏宮廷視為神聖而艱難的事後開始的，這件事就是鑄金人。

北魏皇宮中嫔妃要立為中宮皇後，必須先要手鑄金人，若能鑄造成功，則視為吉祥如意，若是鑄而不成，則不能立為皇後，這在北魏曆史上曾是定制。馮氏暗暗和工匠學習了鑄金人的決竅和方法，太安二年（456年），鑄成了金人，十四歲的她順利上位，被文成帝立為中宮皇後。

幾年間，馮氏從卑賤的宮中婢女，一躍而成貴為天下國母的皇後，實現了一位後宮女子的美好夢想。但她沒有僅僅滿足于後宮顯赫，而是憑借與生俱來的政治智慧，抓住機遇，逐漸走向了北魏政壇的前台。

在步步驚心的北魏後宮中，馮太後如何能一步步實現她的政治理想？這與她天生的性格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密不可分。馮太後生性果斷又有權謀，《魏書·文成文明皇後列傳》裡說：“太後多智，猜忍，能行大事。殺戮賞罰，決之俄頃。”馮太後又具有對政局強有力的把控能力，賞罰分明，她以強大的凝聚力将大批有能力又忠誠的人團結在自己周圍，這樣才使得她在政治江湖中頑強生存。

那麼，馮氏是怎麼實現從後宮到前朝的跨越呢？這要從她兩次臨朝聽政說起。其實，為後世所熟知的唐代武則天、清代慈禧太後垂簾聽政的畫面，早在北魏馮太後時已開風氣之先。

她第一次臨朝聽政是獻文帝拓跋弘時期。拓跋弘是文成帝之子，但不是馮後所生。太安二年二月，不足兩歲的拓跋弘被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文成帝英年早逝，年僅十二歲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為獻文帝，馮後被尊為皇太後。當時權臣乙渾野心膨脹，企圖謀亂專權，年幼的新帝初立根基不穩，朝野内外危機四伏。在這個關鍵時刻，馮太後臨危不亂，設計誅殺了乙渾，之後臨朝聽政，穩定了政治局勢，初步顯示出超人的政治膽識與才幹。

不久，羽翼漸豐的獻文帝試圖擺脫傀儡地位，這種形勢下，馮太後選擇了急流勇退。皇興元年（467年）八月，皇子拓跋宏出生，不久被立為太子。馮太後遂借此停止臨朝，不聽政事，擔當起撫養皇孫拓跋宏的責任，表現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馮太後的這次臨朝聽政，前後共計十八個月。

之前，北魏開國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立下一個規矩，他為防止子幼母壯，皇帝生母可能幹預朝政，就仿效漢朝時鈎弋夫人舊事，定“子貴母死”制度，凡後妃所生之子被立為儲君，生母皆要賜死。這種制度帶來的後果是道武帝預料不到的，撫養小儲君的後宮之人，或是後宮妃嫔或是乳母，在新皇即位後，反而具備了超乎尋常的影響力，進而對國家政事産生強大的幹預。馮氏以太後之尊撫養皇嗣拓跋宏，在他即位五年後，即承明元年（476年）六月，又一次臨朝聽政，邁向了她政治生涯中最鼎盛的時段。

推動太和改制

“太和改制”浮雕（局部）

北魏建立者鮮卑貴族是草原遊牧民族，是在馬背上靠武力征服天下的。勝利的号角聲猶在耳邊，已邁向封建化的北魏皇權卻感受到了來自草原遊牧部落制遺風舊制的不和諧。鮮卑族武力征戰方式與漢化封建化國家統治方式的矛盾，軍事首領與封建國家和皇帝中央集權的沖突，豪強地主、地方宗主與中央政府對勞動人口的搶奪，每一股暗流都威脅到封建皇權集中和國家的發展，北魏王朝的漢化封建化改革勢在必行。

孝文帝太和年間，在一次次朝堂争論中，一系列改革新政新鮮出爐。發布诏令的是孝文帝，實際上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之前，“事無巨細，一禀于太後”，主持和推動改革新政的是臨朝聽政的馮太後。

太和改制最先着手的，是北魏朝廷官員的錢袋子。北魏鮮卑族是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攻城略地是取得财富的主要手段，因此建國之初，朝廷大臣是沒有俸祿的，這就帶來了許多貪贓受賄、強搶财物、擾亂秩序的弊端。太和八年（484年）六月，在馮太後的主持下，北魏仿效兩漢魏晉舊制下達了“班俸祿”诏書。規定在原來的戶調之外，每戶增調三匹、谷二斛九鬥，作為發放百官俸祿的來源。内外百官，皆以品秩高下确定其俸祿的等次。俸祿确定之後再貪贓滿一匹者，處死。

班祿制引起守舊派的不滿，以淮南王拓跋他為代表的鮮卑貴族堅決反對，馮太後召令群臣讨論。中書監高闾上表支持新政，他說，“君班其俸，臣受其祿，自堯舜以來斯道未改”，二聖（馮太後與孝文帝）遵循曆代沿襲下來的舊制實行班俸祿，對貪利者是有限制作用的。高闾的話不僅代表了當時一批具有遠見的官僚的意見，而且也符合馮太後的心思。于是，馮太後下诏依從高闾所議，仍舊實行班俸祿。

班祿制實行後，馮太後還派使者分巡各地，加強了監察。孝文帝的舅舅，時任秦益二州刺史的李洪之撞在“槍口”上。太和八年（484年）九月間，李洪之因貪暴無度，被令在家自裁，地方官員坐贓處死者四十餘人。班祿制表面的效果是限制了北魏鮮卑舊族的掠奪和貪贓行為，更深層次的意義在于，它強制王朝勳貴從部落首領到封建王朝官吏身份認證自覺，是從相對平等的部落首領制向封建王朝君臣制過渡，所謂“食君之祿，忠君之命”，通過這樣的方式，北魏皇權得到了鮮明的強化。班祿制的實施，可謂是馮太後輔助孝文帝的第一把火，為馮太後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了條件。

第二把火燒到了生産方式上。土地是農耕文明的基礎，北魏王朝既然定鼎漢族聚居地區，農耕生産方式就一定會成為國家的經濟支柱。如何擴大土地種植面積，如何提高種地農民的積極性，以使國家獲得更高的土地稅收，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在大臣李安世的建議下，馮太後以孝文帝名義頒布了“均田令”，開始在社會經濟方面進行重大變革。均田令是指國家對無主荒田以政府的名義定時、按人口分授給農民，不同年齡、不同勞動能力的人口有不同的分配方法。均田制度使農民增加了土地，增加了收入，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産積極性。

均田令在當時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它的頒布實施，标志着北魏統治者開始接受并轉向漢族的封建統治方式。從國家層面來看，均田令使失去了土地的農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流亡無居者和蔭附于豪強名下的佃客也擺脫了束縛，成為政府的編戶齊民，國家通過均田令既增加了稅收，又強化了對人口的控制。

均田制曆經北齊、北周，直到隋唐，隋唐均田制都是在北魏基礎上的調整。可見，均田制的實行對後世造成了深刻的影響。均田制于國家政府和種地農民兩方面是雙赢的政策，又在很大程度上能限制豪強地主的土地兼并，有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

經濟上改革之後，社會管理改革應運而生。太和十年（486年），馮太後又主持對地方基層組織——宗主督護制進行改革，實施了“三長制”。這是馮太後助推平城改制的第三把火。

自西晉滅亡後，居于北方的豪強世家多聚族而居，設塢壁自保，自給自足。北魏建立後，任命塢主（豪強地主）為宗主，代行地方行政權力。這就是所謂的宗主督護制。在這一制度之下，戶口隐匿現象十分嚴重，既影響了政府的人口稅收，又侵占了國家的勞動人口，這是日益強大的北魏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針對這一問題，馮太後接受大臣李沖建議，廢除宗主督護制，實行“三長制”。三長制即仿照漢族的什伍裡甲組織的形式，重建北魏的地方基層機構，規定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裡，五裡為一黨，鄰、裡、黨各設一長，合謂三長，由本鄉能辦事且守法又有德望者充任，負責檢查戶口，催征賦役，管理生産，維護治安。任三長者，可優複免除一至二人的官役。這樣，北魏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地方基層組織，削弱了地方豪強的經濟實力，增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

總體看來，馮太後在孝文帝平城時代縱橫捭阖，排除幹擾，推動了太和改制。她主持推動的這些重大改革措施，無論是沿襲漢族政權舊制，還是在此基礎上的創新，對于促進北魏由鮮卑族落後的生産方式向漢族先進的封建生産方式即封建化的過渡起到了推動作用，加快了鮮卑族的漢化過程。可以說，孝文帝後來遷都洛陽，推行大規模的漢化措施，是平城時代太和改制的延續和升級。

馮太後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她出身高貴，又成為罪臣之女；入北魏後宮後，憑借過人的機智從險惡的争鬥中勝出，得主中宮；平定權臣叛亂，整頓吏治卻也重用寵臣，不拘一格用人才，大刀闊斧改舊制。馮太後的治理國政才能和對北魏國家漢化的貢獻，讓女性在政治風雲中大放異彩。

（原載于《前進》雜志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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