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慶曆改革最終未能成功，但範仲淹等人的所作所為卻深刻影響着宋代的士風。範仲淹等“儒者報國，以言為先”的鮮明立場，揭開了宋代曆史上富于生氣的篇章。

仁宗之後，宋英宗以宗室身份而繼統。即位初期，有人曾經進言說：

陛下初臨禦，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诏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

這段話的内容，實際上是建議皇帝與更多的士大夫“共政”。對于這一意見，英宗“嘉納之”。

盡管英宗“有性氣，要作為”，但在位期間短，基本沒有發揮出自己的能量。

自仁宗後期至神宗前期，憂患意識強烈的士大夫們竭力抨擊苟且姑息的官場作風，紛紛提出救世良方。即以具有代表性的司馬光、王安石二人為例：

司馬光在此期間的一系列議論中，反複強調樹立紀綱、整饬風俗的必要；而王安石則以“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來總結概括。二人觀察到的問題與希望達到的目标可以說相當接近。但是，他們用以革弊的思路卻大不相同。

神宗繼英宗之後，“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熙甯年間，“新法”大規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強勁的政治沖擊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國家的财政經濟問題，之所以演化成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關鍵之一正是因為涉及了對于既得利益者的更革，從而引發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

但正如司馬光熙甯三年在《與王介甫書》中所說，他們一個是“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另一個“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在勢如冰火的不同立場、不同治世策略背後，有着共同的憂國憂民的熾誠精神。

神宗即位後，思慮“祖宗平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緻太平，以何道也？”。針對皇帝的發問，王安石尖銳指出前代帝王“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批評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意思就是無所作為。

次年八月，司馬光向神宗皇帝進《體要疏》，指出“祖宗創業垂統，為後世法，堅持執守其法，則可以統禦内外。”司馬光除弊的基本思路，是要振舉祖宗留下的政策和方法。

對于前朝遺産認識與态度的不同，決定了王安石與司馬光救弊緻治方略的重大分野。但力圖突破祖宗法度束縛的王安石，對于前朝法度中注重制衡、防患于未然的原則精神，實際上持有一定的認同态度。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前朝法度的對立方面，但他也從不将前朝法度理想化。

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順其自然來維持統治的穩定，而希望通過“擇利害”、“辨是非”，通過“詢考賢才、講求法度”的“大有為”措施，來達到強化中央力量、治弊防亂的目的。

在這一層面上，較之于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前朝法度不可變”“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的主張，顯然見識高出一籌。

熙甯新法頒行之後，朝中衆多士大夫掀起了一波波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聲浪。而對于“前朝法度”的理解與诠釋，事實上互不相同。不僅各派主張之間并不相同，同一群體内部也不盡相同，雙方也都會以祖宗故事作為防身的盾牌。

這種複雜的狀況，與“前朝法度”這個本身概念的複雜性質相關。其主旨無疑是保守祖宗基業，而“保守”的途徑，則主要是通過防範弊端。核心目标清楚而具體做法模糊，自然為時人留有足夠的诠釋空間。而祖宗的“故事”也很容易被不同政治人物引作強化個人立場的工具。

熙甯年間王安石與韓琦之間的往來争辯即是一例。

熙甯三年二月，時判大名府的韓琦針對青苗法進奏，反對興利擾民。他舉述“祖宗百年仁政”，建議仍“依常平舊法施行”。王安石以“周公遺法”竭力解釋，卻難使神宗完全信服。五年後，韓琦建議暫緩預買綢絹，王安石則不僅強調用度所需，而且對以“自前朝以來未嘗有過”堵塞了商量的餘地。

其實在發動改革的宋神宗心中，從來沒有放棄對于“前朝法度”的尊崇。他對于祖宗設範立制的深意，特别是維系制衡的原則，始終念念不忘。就他的目标而言，是要通過自己的作為，振興祖宗的基業。他和王安石，正是在“大有為”的訴求上聲氣相通的。

作為君主，神宗自有其希望能夠借助改革擺脫前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使其成為有宋一代，能夠“獨裁”的專制君主。王安石主持政事多年，有“得君”之稱，但他在緻呂惠卿的私人信函中“勿令上知”一語，卻犯下了人臣之大忌。

變法以來，神宗雖曾明确表示不宜在朝中“異論相攪”，但他在最高人事安排方面卻多兼用對于新法持有異議之人，明顯地留有“異論”餘地，這并非出于照顧舊臣的溫情，而正是要防備被一派臣僚所蒙蔽包圍。

從這一角度來看，帝王與執政臣僚對于發動改革的着意之處大不相同。

與王安石有隙的呂惠卿，不愧是政壇上有心計的人物，他向皇帝上交王安石給他的私人手書，有效地離間了這對君臣的關系。信中“勿令上知”的說法，無疑使神宗忿憤。種種“勿令”本是官場常有之事，長年徜徉于行政系統的官員們都自難避免，但這恰恰觸動了趙宋祖宗以來對于防範權臣的深切警覺。

可見即使是在北宋稍微寬松的政治體制和言論環境之下，帝王的警惕之處仍然是不能碰觸的雷區。對于一項政治活動的理解，不同的身份定然會産生不同的理解，在王安石眼裡，發動改革是振奮國家；在宋神宗眼裡，發動改革更多的借這個過程是打擊異己，成就獨裁。

成為戰友的條件的是利益使然，一旦不能很好的領會精神意圖，戰友則會瞬間被抛棄。王安石與宋神宗合作的熙甯變法，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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