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王義桅：為何說西方“發明”而非“發現”了國際關系理論？

中新社北京3月1日電 題：王義桅：為何說西方“發明”而非“發現”了國際關系理論？

作者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國際關系理論是西方理論，其概念、體系、邏輯都源于西方，反映西方思維，絕非“源于西方而屬于世界”。西方并非“發現”而是“發明”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等流派，反映出西方世界或西方化世界，故種種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争論都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歧。

2021年12月，一位打拼于美國職業拳壇的中國拳擊運動員在紐約一家拳館參加訓練。中新社記者 廖攀 攝

國際關系理論為何難以擺脫西方性？

談及國際關系理論，人們常常将其與以歐美國家為首的西方世界畫等号，即“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進而産生國際關系理論“源于西方而屬于世界”的認識，潛意識認為西方“發現”了國際關系理論，其理論解釋、運用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意義。然而，對國際關系理論最原始、最經典的現實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可以表明，西方并非“發現”而是“發明”了國際關系理論，同時呈現出顯著的西方性特征。

第一，強烈的基督教色彩。現代國際關系建立在三十年戰争(1618-1648)開創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基礎之上，即歐洲新教戰勝天主教并建立主權國家，确立民族國家、主權、外交等基本概念。筆者在《大國政治的悲劇》新版譯序《現實主義是基督教理論》中指出，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推動人性從神性中解放出來，三十年戰争又将國家性予以釋放，誕生現代國際關系理念，國際關系成為基督教文明擴張的産物，演繹基督教世界内部的權力轉移、戰争與和平，對外則是野蠻擴張、掠奪、殖民。冷戰結束後，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其本質是對非基督教文明複興給基督教文明帶來挑戰的擔憂。多年來，美西方對華實施接觸政策，試圖将中國同化，折射出西方宗教上的皈依觀(converting)。近年美國宣布中國為制度性對手(systemic rival)，聲稱與中國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抗”，人類未來取決于“兩大陣營之間的鬥争及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一方的鬥争”，進一步說明其外交政策的宗教一元論内涵。

第二，西方中心論，維護西方既得利益和話語霸權。歐洲的國際關系理論強調社會性，宗教性不如美國濃，但無法擯棄其西方性，二元對立和擴張性底色明顯。基于基督教一神論的“普世價值觀”，帶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排他性、同質性、負外部性，理論研究者過于看重于中美關系或大國博弈，很少關心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理論踐行者則試圖在世界推廣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觀”，實為對外擴張、殖民或幹涉他國内政，贻害甚遠。

第三，無法剔除的殖民色彩和種族主義陰影，為強者服務。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史和現代化曆史，線性進化邏輯滲透于其理論思維中，認為其他國家應當追随西方發展道路，更應遵循西方規範。這種話語霸權實則為自身利益服務，如國際關系術語中，所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形形色色“陷阱說”，本質上是“中國陷阱”，種族主義則是其國際關系理論“冰山”下的深層觀念。近年來，中國對人權、自由、民主、多邊主義等核心概念進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開始主動打破西方話語壟斷和理論神話。

第四，分的邏輯而非整體思維，在片面中求深刻，方法至上。科學乃分科之學，但國際問題本身是綜合的，不能削足适履。有人常問應該用哪個國際關系理論解釋“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為無法用現有理論解釋的問題就是宣傳，令人啼笑皆非。

如何超越國際關系理論的西方性？

人類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處于從工業文明轉向數字文明、生态文明的關鍵時期。當前，中國深度參與和引領全球化，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等國際共識。在此過程中，産生适應時代發展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既是可能，也是必然。

但觀念轉變往往落後于經濟格局。目前的國際體系依舊由西方主導，人類生活在西方化的世界。所謂西方化世界，是指其他國家依照西方法則、在西方影響下行事。非西方國家如果以西方世界為參照系，尋求本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表達，隻能淪為“全球地方化(glocal)理論”。如果僅以中國的曆史傳統或文化(如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去驗證和豐富完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隻是“我注六經”而已，往往結果是“自我實現的預言”，無法形成真正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

要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僅要超越其西方性，更要超越理論本身，回歸人本主義世界觀，探讨“全球治理應為誰治理”“全球化是誰的全球化”等時代之問。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正在實現偉大複興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正從三方面超越具有西方性的國際關系理論：一是在意識形态上，超越西方一神論的“普世價值”，代之以“一多不分”的和合思維；二是在曆史觀上，超越西方線性進化曆史觀，代之以整體世界觀，包括安全觀(你安全我才安全，你安全所以我安全，我們的安全)、發展觀(包容性發展，可持續發展，共同發展)、合作觀(平等合作，開放合作，包容合作)、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生态觀(以天人合一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三是在目标上，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為強者、為資本、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基因，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和人類命運與共。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印刻有各國代表團名稱的冬奧會主火炬被點燃。中新社記者 毛建軍 攝

如何作好“時代之問”的“中國之答”？

偉大複興的中國自然要産生中華氣派、中國風格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與理論體系。中國倡導借鑒一切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并非隻是借鑒學習西方先進成果或先進文明，或是“用别人的昨天來裝扮我們的明天”。因此，對西方國家的理論，要做到創造性包容和超越。新時代中國強調“兩個結合”，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借鑒人類文明中的優秀成果，又在中國曆史文化和中國國情下産生真正意義上的理論超越。

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僅是超越其西方性，更是超越理論本身，樹立大時代觀、大格局觀、大角色觀，把國際關系理論上升到中華文明和人類文明的高度，探讨“全球治理為誰治理”“全球化是誰的全球化”等時代之問，還原以人民為中心的世之大者，以天下觀天下。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超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層面，着眼于時代之問、中國之答，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進步的鮮明旗幟，提供真正普遍的全人類理論體系。

最後，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方文明對話和文明互鑒，需要注意三點：一是需破除文明的二元對立和不平等，使不同文明在平等、獨立自主、相互尊重基礎上實現交流；二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需共同複興，百花齊放春滿園，還原世界多樣性；三是文明之間不僅要互學互鑒或取長補短，更要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集體智慧。

中國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各國也同樣如此，因此中國在文明對話和互鑒中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強調全人類共同價值。各國應在解決自身問題過程中解決人類問題，在解決人類問題過程中展示本國的理論特色，而不是相反。(完)

2021年，工作人員投入中老鐵路外部供電項目建設。連接中國雲南省昆明市與老撾萬象市的“中老鐵路”于2021年12月3日全線通車運營。中新社發 周志旺 攝

作者簡介：

王義桅，歐盟“讓·莫内”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曾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近著《世界之問、中國之答：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宣部主題出版重點讀物)《從大寫意到工筆畫：“一帶一路”的理論與實踐》《國之交如何民相親：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之道》，專著《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世界是通的——“一帶一路”的邏輯》連獲2015年、2016年中國好書。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聯合國大會邊會發表“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主旨演講。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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