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是個地道的農民，早年當過兵，會算賬，過年時用毛筆湊合着寫得了對聯，在村裡算是半個秀才，大集體時當小隊會計，那年月家家都困難，外祖父保管着隊裡的核桃、棗、大豆、棉花，從不肯往回拿哪怕是一粒糧、一根線。為了養活全家，外祖母颠着小腳攀到嶺後很遠的後山搭窩棚、種山地。

“一打三反”的時候，外祖父被樹成了黑典型，說是賬目不清，被關在大隊的黑房子裡。眼看着家裡值錢的榆木大方桌和核桃木床被陸續擡走，家裡最亮堂齊整的東屋也被作了價要抵債，從未見過世面的外祖母一點兒辦法也沒有，隻是摟着八歲的母親淚漣漣地哭。本村外祖父的遠房叔伯兄弟母親管叫“三爹”的眼看着要出人命，幫忙把家裡的糧食變賣了，偷偷替外祖父護下了唯一一件連二櫃，又親自做擔保貸了一百塊錢，才把東屋保住，把外祖父從黑房子裡解救出來。

後來才知道，矛頭指向就是土改時分的這院房子。一進三院的地主宅院分給了三家，地主的後人惦着一一收回來呢，已經算計得成功在望了，就差了遠房叔伯兄弟這一點點。外祖父事後說，為人得厚道，記恩不記仇，那後人背着家族的使命，也不易。母親是獨女，這恩一報報了五十年。逢年過節，雷打不動，要給三爺送煙酒，特别是外祖父走得早，母親對三爺一輩子施父親的禮。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瓶汾酒三十元，一個月工資也就七、八十，可父親說了，咱山西就數汾酒，就按這個規格。和三爺一家人一直相處很好，外祖母去世後，母親把泉邊的自留地也送給了三爺的兒子。三爺和三奶奶一前一後離世，花甲之年的母親攜父親披麻戴孝送老人入土為安，年年清明趕回來上墳燒紙。當年救下的棗木連二櫃至今還在鄉下的窯裡靜靜地躺着，是對往事永遠的念想。

外祖父不到六十就走了。父母親總是忙着下鄉，忙着工作。外祖母養豬、養雞，也把我和弟弟一手養大。那一年雨水多，飯棚的土牆被沖掉了泥皮，砌牆的土坯裂了縫，外祖母怕請泥匠花錢，決定自己抹牆，上小學的我和弟弟拎水、調泥，外祖母踩上石桌，因為不會用泥镘，她就拿一雙大手一隻手托着調好的黃泥巴，一隻手當泥镘厚厚實實地往牆上抹，費了多半日的功夫，飯棚修葺一新。熱辣辣的太陽曝曬了幾日，飯棚的牆就幹爽結實了。跟着外祖母，正月十五用高粱稭紮白菜燈，五月端午用麥稈編八角的荷包，過小年時用毛筆飽蘸了墨汁在紅紙上寫“雞肥蛋多”貼在雞窩的棚欄門上……這樣，外祖母就不說我們四體不勤、五谷不分了。

有了外祖母日夜操勞，母親就能撲下身子幹工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田基本建設抓得緊，母親天天下鄉，住在包村的農戶家裡，戰天鬥地，開荒辟田，修戰備渠。九八年，母親在鄉裡工作，負責修甘林線，裹着軍大衣滿嘴燎泡奔波在石河灘，快完工時終于給撂倒了，當時的王縣長來家裡探望，看到舊窯舊屋裡花木欣欣，随行人員一陣唏噓，說母親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二〇〇九年，父母終于在小城集資了一套房子，雖是東西走向的小房子，卻耗盡了大半生積蓄外加借債累累，裝修時，父母自學成才，邊學邊幹，硬生生省了一兩萬。退休後的父母依舊閑不住，把大院裡施工留下的廢土一筐筐擔走，填肥砌畦，種上牡丹、黃芪，開辟出一方公共花圃，四時侍弄。陳年如酒，雙鬓如霜，父母仍然沿舊習，最喜步行，最愛野菜。

我十三歲離家，在八十裡外的中學住校，擠在宿舍的大通炕上，數九寒冬生不着火，靠爐子裡冒出的濃煙取暖，第二天清早跑操，兩鼻孔黑灰；當時交通不便，兩周單休一次常常錯過一天隻有一趟的班車，隻能挨在路邊搭開往山東的拉煤車；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考學時填報了國家全額補助因而費用最低的師範類；就業後，右手意外受傷不能握筆，有半年多的時間，就火線改用左手執粉筆教學，不落工作；業餘關注古村落，為解放前的老黨員落實政策奔走呼籲；躬身社情民意，借一支枯筆為民生問題建言建策……三十多年的光陰就這樣流走，我也一步步求學，應考，就業，成家，一步步把漳河岸邊的那個小村莊遠遠地抛在身後，永遠不能離棄的，是早已深深烙在心上的草木之氣，是家族世襲予我的血、我的圖騰。

如果非要說，從上輩的冷暖春秋之間，我究竟接過了怎樣的衣缽？那就是以柔軟的堅硬直面風雨，做一個有溫度的人，從容、樸素地行走，就算世界吻我以痛，我也要報之以歌。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馬麗君，女，山西長治人，九三學社社員，山西省作家協會會員。1999年開始散文創作，有百餘篇文章發表于報刊雜志，新華網亦有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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