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來有給前朝編撰修史的文化、政治傳統。但關于清朝的曆史還沒有一部正式的、堪與《二十四史》并列的官方著作。雖然有《清史稿》一部，但此書是“作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視為成書”。加上參加編寫的作者多為滿清遺老，所以在内容上有所欠公正性。為此，2002年8月，中國政府正式決定進行清史的編撰工作。當年的12月，清史編撰委員會成立，由戴逸總負責主持清史編撰工作。《清史》被認為是我國近年來一個重大學術性文化工程，一啟動就獲得了多方關注。

《清史稿》

戴逸，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曆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長、曆史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曆史學會第四、五屆會長，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第三屆副主任。專注于清史、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從戴逸的履曆來看，他的人文知識水平是很高的，以他參與領導《清史》的工作性質來看，他的地位相當于紀曉岚。

戴逸教授

據悉，他領導了300多位一流曆史學家參與了《清史》的編纂工作，先後耗資10幾億人民币。而如今，這部洋洋巨著即将橫空面世，但由于決定采用了白話文的寫作形式，在社會上遭遇了很大的争議，被一些人予以了激烈的抨擊。

據新聞報道，即将面世的《清史》，篇幅極為浩大，總計約為3500萬字，多達100餘冊。而古代的《二十四史》全部加起來約為4000萬字。一部《清史》的字數就超過了《二十四史》的一半。之所以篇幅如此浩大，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清朝覆亡距離我們的年代較近，編纂人員可以參考大量的文獻資料。據說光是參考故宮的大内密檔和奏折，就有好幾百萬件。而在《二十四史》的出版年代還沒有這麼多的資料可資利用，創作者所能參考的多為中央收集上來的書籍，對于更多散逸于民間或者其他處的文本資料就基本上無能為力。

第二，《清史》确定采用白話文寫作，而不是《二十四史》那樣的文言文。這樣的寫作形式是它最被争議的地方。反對者認為，《二十四史》全部采用了文言文，顯得有特别的“韻味”，而采用白話文的《清史》，夾在一大堆文言文裡面。，就顯得“不倫不類”。反對者還指出，那些參加編寫的300多位曆史學家，喪失了用文言文寫作的能力，實在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悲哀”。

《二十四史》

盡管有這麼大的争議，但是我還是對白話文《清史》予以旗幟鮮明地歡迎。

反對者贊同文言文寫作，無非是認為有兩點理由：

第一，認為文言文有“美感”。但是我并沒有感受到文言文有什麼特别美感。就我所觀察，文言文确實具有高度的凝練性，但在表達上也有先天的巨大缺陷，那就是歧義太多。對于沒有嚴格文言文訓練的普通曆史愛好者來說，閱讀《二十四史》是很困難的。這也是《二十四史》始終難以普及的重要原因之一。反對者所謂文言文的“美感”，恕我直言，其實就是“朦胧感”，絕大多數的文字看起來難以被弄懂，看得人懵懵懂懂、迷迷糊糊，就是所謂霧裡看花、朦胧不知的“美感”，其實說穿了無非是“朦胧感”。可惜這并不是真的美感。并不是文言文都沒有美感，像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确實是很有美感，還有賈誼在《過秦論》中排比的雄渾氣勢，體現了獨特的藝術性。但這樣的例子太少了，絕大多數的文言文閱讀起來是非常乏味的。

《聊齋志異》

我在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曾經嘗試去通讀文言文的《聊齋志異》。當時我用了一部《新華字典》，遇見《聊齋志異》上面不懂的字詞，就一個一個地查詢，查到後再用圓珠筆記在書上做注釋。就這樣，我一天完成一到兩篇，過了很久才把《聊齋志異》全部讀完。現在再翻看那書，書頁空白處填滿密密麻麻的各色字，到處都是歪歪斜斜的筆記。

你問我閱讀文言文的《聊齋志異》有什麼感受？就是覺得古人真的很辛苦，要用腦袋記住很多生僻的字。比如，一個字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更簡潔、更明白的其他漢字來表達，但是文言文裡面出現了大量的生僻字。這些筆畫繁多且複雜的生僻字，如果不是攻讀古漢語專業，可能我們一輩子也見不到一個，也不可能在生活中使用一次，如果不是有工具書的協助，永遠也理解不了它們說的是什麼意思。在知道了它們是什麼意思之後，你就會覺得，它們明明就是表達了很普通的意思，完全可以用更簡單的其他字來替代，但是偏偏不，非要用構造、筆畫複雜幾倍的字來使用。如果有人問我對文言文的《聊齋志異》有什麼“美感”體驗，那就是古人故意“不說人話”。而《聊齋志異》僅算是文言文著作中難度較低的一部而已。

第二，認為文言文可以減少篇幅。這也似乎有點道理。但一部著作既然出版了，其根本目的是給人看的。給什麼人看？并不是僅僅給專家學者看，給少數精通文言文的“大神”看，而是給千千萬萬普通人看。甚至是給對曆史感興趣的小學生看。如果《清史》一律采用文言文，篇幅是減少了不少，也許七八百萬字就夠，也許更少，但問題在于，這樣用文言文寫出來的巨著，還能夠給誰看？我想，絕大多數普通人是看不懂的。即使配合工具書逐一查詢字義，那也是非常辛苦、漫長的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清史》是“美”了，但也基本上就隻能為極少數人服務。這書也許會被購買者擺進紫檀打造的書櫃，成為他們炫耀的工具，但是真正潛心看它們具體内容的就絕少。一本書之所以有價值，不在于盛放它們的書櫃之豪華程度，而在于有多少人在翻閱它們，從中汲取到多少有益的知識。我想，白話文的《清史》，可以方便地給幾億中國人自由、無障礙的閱讀，讓小學生也能方便地閱讀，從其中找到樂趣。即使買不起，也可以在圖書館、新華書店裡面找到它們，然後閱讀它們。而用文言文寫就的《清史》，即使白送給你，你看得懂嗎？看不懂，還不是束之高閣？而如果束之高閣，少人翻閱，那就體現不出它應該有的文化價值。

閱讀

雖然白話文的《清史》篇幅是多了些，相應的價格也貴點，但貴有貴的正當理由，因為這些書确實可以讓人看懂，讓人可以實實在在的獲得知識。

而文言文的《清史》也許價格便宜些，但也不過是一種裝飾品，一種很難發揮價值的藝術品。藝術品不是沒有價值，但主要用于裝潢造景，而沒有文字閱讀、知識傳播的價值。

80年代的電腦

我打一個比方，我買一台配置先進的電腦，要花費15000元，看着确實挺貴的，但是這樣的配置可以讓我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實實在在的從這台電腦中獲得各種好處。而如果我花5000元買了一台上世紀80年代的古董電腦，雖然這台電腦有文物價值，可以擺在餐館、酒吧做藝術品，可以體驗到年代的“美感”，但是它最多隻能記記賬，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使用它的。這樣一比較，我甯願花15000元買新電腦，也不會去購買6000元的“便宜”“藝術品”，因為前者給我帶來實實在在的美好體驗，我從使用中獲得了好處。而6000元的舊古董雖然很有藝術氣息，但它對我沒用。

而文言文的《清史》，等于對絕大多數人沒用。

虛幻的“美感”

說實話，文言文就是一種已經死亡的文字。對于死亡的文字，我們真的不必用大精力去掌握。花一分力氣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為什麼要多花十幾分力氣呢？古人之所以發明文言文，并不是為了所謂的“藝術美感”，而是因為古代生産力不發達，書寫不如今天這樣方便，即使是發明了活字印刷，出版一部著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古人采用文言文，其實就是為了節約紙張，是一種迫不得已下的選擇，而不是為了“古雅”“藝術美感”。

古人創作

一部著作的真正價值，最重要在于思想的傳承，在于有沒有準确、清晰地把意思表達出來，然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而不在于造句用字多麼“典雅”“有藝術性”。用文言文寫作，歧義過多，且生僻難解，隻會徒然給讀者增加絕大的閱讀難度，讓絕大多數的人望而生畏、止步不前。文言文已死，我們真的不必非要用死的文字去譜寫《清史》，那樣做是沒有意義的。

作者：懷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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