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大v的“日本危在旦夕”和柳教授“跨省采訪違法”，算盤打的一樣精。

北宋神宗熙甯年間的時候，有個地方官名叫鄧绾，有一次回京述職，神宗皇帝跟他對談，說你認識王安石麼，這人真是“今之古人”啊。

在北宋那個語境下，“今之古人”這個贊譽大體上跟今天官方誇一個人“正能量滿滿”差不多。鄧绾雖然此前對朝廷正在進行的變法毫無理解，但精明的他立刻就摸準了皇上的心态，于是連上數十條奏陳，大贊王安石的變法在地方實施效果大大滴好，老百姓安居樂業、官府倉廪充實的，官民兩便雲雲。

神宗皇帝聽了一高興，當然大贊鄧绾是好官。可是鄧绾這種沒下限的阿谀，把周圍的同僚、鄉裡卻都激怒了。說你這小子怎麼不說實話呢？你管的那個甯州，現在因為窮折騰被鬧得民生凋敝你沒看見嗎？你是眼睛瞎了還是良心黑了？

但這些指責，鄧绾都不在意，人家風輕雲淡的說出了一句千古名言：“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

是的，稍加分析一下，你就會發現，鄧绾和“笑罵”他的人，壓根不在一個頻道上說話。他的“笑罵”者說的是你小子當官卻不秉持公心，不說實話，上欺君下虐民，良心大大滴壞了。可是鄧绾的思維卻是典型實用主義的、也參破了中國大一統王朝為“好官”真谛——隻要說的話能哄皇上開心，是不是實話其實無所謂麼！

你看曆朝曆代，那麼多臣子，天天喊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可從來沒有個皇帝真的活個千年萬年的歲數，也沒見誰真要辦他們的欺君之罪。司馬遷倒是實誠，李陵投降匈奴，朝廷上一片罵李陵漢奸的時候，他梗着脖子非出來說一句李陵能孤守那麼久才投了也不容易，說的是實話吧？可後來怎麼樣呢？他倒是被漢武帝以“欺君之罪”一刀了斷是非根了。

所以信息真假與否這個東西，在咱們的文化裡，重要性從來是要讓位于“能量”正負有否的。如果你說的話被認為是善意的、“正能量”的、那你話無論說的多假多蠢，都不會有人秋後算賬。相反，如果是“負能量”的，那你可就要小心了，你的話裡但凡摻雜半點瑕疵，都會有人揪出來告你造謠生事、欺君罔上、不懷好意。

講正能量假話的假話、蠢話的門檻太低，講負能量的真話、實話的風險又太高，所以後世很多鄧绾附體者，為了為“好官”，什麼假話、蠢話都不吝說，放飛自我到連臉都不要了。

讓我有這點新感觸的，是今天看到的兩則奇聞——“大V”盧克文說日本“危在旦夕”和教授柳倩月說記者“跨省采訪”被扣活該。

盧“大v”和柳教授這兩通發言，雖然一個“攘外”、一個“安内”，彼此指向性不同。但有一絲氣味我總感覺是相似的，那就是他們為了追求“好官我自為之”，已經到了不惜不顧常識，瞪着眼說瞎話的程度了。

先說盧大v那篇《日本危在旦夕》的雄文吧。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直接把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說的快完蛋了，這麼大的口氣，文中總應該列一點數據，詳盡分析、條分縷析、抽絲剝繭的給大家講講為什麼吧？

沒有，人家就開篇說了一句“在剛剛過去的 5 月，日本出現了2.38 萬億日元的逆差，合 1192 億人民币，是有記錄以來的曆史第二大逆差，僅比 2014 年 1 月的 2.79 萬億日元逆差略低。”然後就鐵口直斷，說日本要玩完了。而且不是一般的玩完，是“立刻會爆發大饑荒、大停電、人一批一批的死，比朝鮮還慘”的那種玩完。

記得上一次聽人說日本要“一批一批的死人”，好像還是“人在日本，剛愛完國”的連嶽老師。

且不論盧大V這麼類比，他曾稱之為“東亞經濟雙雄”的我國友好鄰邦朝鮮會不會高興。單說一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貿易逆差就一定意味着一個國家經濟“危在旦夕”麼？

好像連19世紀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家也不敢武斷的這麼說吧？

盧大v在文章中，用“賣韭菜、買黃瓜”這種“樸素”的故事向他的受衆科普啥叫貿易逆差，可是真實國際經貿往來，好像沒有盧老師的韭菜黃瓜那麼簡單。我們就以日本而論，衆所周知，日本經濟增長最迅速，達成“日本奇迹”的時代，是上世紀60年代，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日本貿易恰恰是長期維持貿易逆差（或稱“入超”）。工廠設備叠代、基礎設施翻新和東京奧運會的舉辦，都讓日本需要大量進口原材料以維持發展。連續幾個月甚至一年以上的入超在當時都有過，怎麼日本經濟當時非但沒有“危在旦夕”、“一批一批的死人”，反而騰飛崛起了呢？

再問一句，盧大v自己在文中剛說了，此次日本創造的貿易逆差，“僅比 2014 年 1 月的 2.79 萬億日元逆差略低。”

那麼照這樣說來，八年前的日本破紀錄入超的時候，應該早就“危在旦夕”了才對。怎麼日本列島上的人到今天還沒死絕，還要進口那麼多商品供盧大師一本正經的擔心他們的生死存亡呢？

而且2014年，那還正好是所謂“安倍經濟學”最生龍活虎的時期。

當然，我這樣問，也不是說日本現在維持入超是個好現象，甚至經濟重新起飛啥的。但我覺得僅以一個入超就斷言一個國家不僅經濟要完，還要“一批一批死人”，這個腦回路實在是過于清奇。

但凡你在正經大學上過兩節宏觀經濟學的課，你都不好意思張這個嘴。因為這個無常識程度幾乎就相當于你寫篇千把字的文章，說自己論證了地球是平的。

可是這樣經濟學上的“地平說”，盧大v發出來之後，卻獲得了十萬加的閱讀，幾百人的打賞。隻能說，盧大V的圈粉術，真是個比“日本居然還能撐下來”更讓人拍案叫絕的奇迹。

而這樣的奇迹，盧老師也不是第一次展現了。去年他寫本拉登，把個恐怖大亨描繪的跟烈士一樣。

前些年他寫朝鮮，愣說朝鮮在上世界曾是和日本并駕齊驅的“東北亞工業雙雄”（《朝鮮怎麼走到了今天這一步》）

讀盧老師的文章，我總覺得他應該是某個魔幻的平行宇宙穿越過來的，在那個時空裡，本拉登是樂善好施的沙特王子，朝鮮的工業已經在蘇聯的資助下飛上天，跟太陽肩并肩；而島國日本隻要貿易逆差就會“危在旦夕”，人跟盧老師的粉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長出一茬，每一茬都能變着花的讓盧老師寫死供他的讀者洩憤。

當然，這些都是玩笑話，盧克文老師能混成這麼大的V，肯定是有他兩把刷子的。我覺得他最看家的本事，還是初期敏銳的“鄧绾感”。

你就說《日本危在旦夕》這篇稿子吧，雖然話說的沒常識了點，但架不住中國真有大量的受衆願意聽他這麼講啊。看到盧老師預言日本即将“大饑荒、大停電、人一批批死”的時候，無數人産生了“大仇得報”的感覺，大家爽到了的，打賞了，轉發了，盧老師目的就達到了。至于真相如何？管它呢。再說，日本要是真的完蛋了，盧老師以後寫啥去？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盧老師的角度之刁鑽。以這篇稿子而論，若把文章的主角從日本換點别的國家，都不用說我們自己了，就是換成俄羅斯你試試？甭管盧老師再添多少個論據，他要是敢寫一篇《俄羅斯危在旦夕》，立馬就會被人舉報、删稿、封号了。

所以還是那句話，說大家想聽的比說真相更容易博得滿堂彩。盧大v可謂深谙此道者。

有人總說，盧大v寫的文章這麼魔幻，是不是跟他中專畢業的學曆有什麼關系？

我覺得這跟學曆沒關系，畢竟良知這個東西，不是你多讀書就能讀出來的。有些人在書齋裡讀到皓首窮經，這方面也未必比盧老師強多少。比如近期跟盧克文一起鬧“雙響炮”的柳倩月教授。

唐山黑惡勢力打人案事發後，舉國震驚。有外省媒體記者為了調查真相，跑到當地去進行采訪，結果遭遇了阻礙。正當大量媒體從業者、前從業者、教新聞的老師們都在為他們的同行、學生的安危擔憂時。一個在大學裡教傳媒的教授，居然發了這麼一段暴論。

老實說，當我看到柳教授義正詞嚴的教育被扣記者“央視記者都還沒現身，你着什麼急”的時候。我都懷疑是不是公開信息寫錯了，柳老師不應該是中文和傳媒學院的教授，而是禮儀學院的教授啊。你看“有報道，央媒記者先動你才能動”的這個教誨，像不像“領導動了筷子你才能開吃”的職場潛規則？

現如今什麼“成功學”“職場精英學”的導師們開的那種野雞培訓課，這種初級職場技巧花千八百塊錢你能聽幾十段。建議柳老師趕緊辭職下海，有如此的悟性，千萬不要在傳媒學院耽誤了你的才華。

說正經的，作為一個也曾在一線媒體寫過多年稿子的人，我聽到一個傳媒學院的科班教授居然這樣說，感覺真的很寒心。記者尤其是調查記者，是一個非常苦、也非常艱難的行當。本地的調查新聞因為種種牽礙你一般寫不了，想執行一下輿論監督，一般做的都是外地新聞。而當地各種勢力，不歡迎你來“揭蓋子”是肯定的。想當年我們的深度報道部的那些編輯老師，與前方記者都是二十四小時保持聯系，一旦失聯都提心吊膽，生怕記者遭到什麼不測，“陷在那裡”。

記者們這樣拼着命的寫調查報道，揭露事件真相，為的是什麼？當然，掙工資養家糊口固然是一方面。可是同樣的，我們這樣甘冒風險，也是為了讓自己能對得起那份工資，和自己的職業——作為媒體人，我們是公衆的眼睛、耳朵，我們的職責就是讓讀者看到那些他門自己無法看到的真相，讓公平和正義随着輿論監督照亮那些隐秘的角落。

所以我們雖然冒着風險，領着并不算很高的工資，采訪時奔波勞苦、寫作時伏案苦熬、發表後還要提心吊膽。但我們當時做這份工作時的心情是驕傲的。

一個社會需要拿着記者證、敢于突破、把真相寫出來的正規調查記者，他們的價值，不是自媒體可以替代的。就以此次唐山打人案而論，事件發生後，很多自媒體都在寫，可是寫來寫去，我們寫的都隻是觀點、見解、情緒，因為沒辦法，我們已沒有記者證，沒有調查權了。

這幾個打人者的背景如何？被打的女孩傷勢如何？那一晚，當女孩被拖去攝像頭照不到的地方後，她又遭遇了什麼？所有這些，公衆都希望能有調查記者站出來，以第三方的客觀角度去調查，澄清。

視頻背後，還有太多的疑問沒有被查清。

而近年來，因為種種原因，這樣的調查記者在我們社會中已經非常少見了。大量媒體人都在轉行，遠離這片費力不讨好的是非之地。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有那麼多新聞事件“多情緒，少真相。”

這個時候，重申和強調正規執業記者的采訪權神聖不可侵犯，尚且來不及。然而我竟沒想到，居然有正規大學、正規傳媒學院的正經教授，公然發表記者“跨省調查”被扣活該的言論。還要以後地方媒體等“央視現身”大家才能動。

請問柳教授，你說這些話，何評何據？國家的哪條法律規定，外地記者需要做到你說的那些事情才能“跨省調查”，如果記者做到了你說的這些要求，到了當地依然遭遇阻撓、被無理扣押，你，身為一個大學教授，是否又願意替他們發聲？

當然我知道，問柳教授這些問題，可能就“着相”了。人家其實并不在乎她發言的論據和内在邏輯性。就像盧克文寫他的《日本危在旦夕》時，也根本不在乎他的分析是否是瞎扯一樣。就像某些野生畜類一般通過撒尿劃定地盤一樣，他們的這些言論，也隻是表達自身“立場”的一個标記而已。他們和千年前的那位鄧绾一樣，知道“立場”比真相重要，隻要“立場”站對了，話說的蠢點、無常識點，對他們來說其實無所謂。“好官我自為之”麼，大V、教授他們當，打賞、關注他們得，說了這種昏話還不用被擔心找麻煩，天下還有比這更便宜的事嗎？

所以不要跟這種人講邏輯、講論據，人家精明着呢，他們其實什麼都明白。隻是他們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吃的就是這碗飯。

笑罵從汝，大V、教授我自為之。

大海有時竭，此心瀝不幹。

厚地有時坼，此心無裂文。

持此以相照，百煉青銅昏。

用此以相惠，貝璧黃金盤。

這是北宋詩人鄭俠寫的《古交行》。與無恥的鄧绾一樣，鄭俠生活在宋神宗年間，他當然也知道此時說王安石變法的好話是“為好官”的終南捷徑。

但他沒有這樣做，當他看到因新法舉措不當導緻的流民遍地，老百姓啼饑号寒的慘景時。心懷俠義的鄭俠，畫成《流民圖》，寫成《論新法進流民圖疏》，為民請願。

《流民圖》算是一千年以前的“有圖有真相”了

但圖冊和奏疏送到閣台，宰輔卻不願呈遞，他就假稱秘密緊急邊報，直送銀台司。

在給皇帝的奏疏中他直言：臣看到的慘像，尚且如此，何況沒有耳聞目睹的呢？（“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于此者乎？”）然後他又賭咒發誓：“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于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讀史每至此處，我都很感慨。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鄧绾這種說“正确立場”的廢話、昏話、胡話的人都太寬容了；卻對鄭俠這種肯說實話的人太苛刻了，甚至于這樣一封直言的奏疏，居然還要用天象來賭咒發誓。若天象不應，就要承認自己是“欺君”。

可正是因為有了鄭俠這樣的人，我們也才有了一點點微弱的希望。如魯迅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将相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當然，如果交給柳老師這樣的人評價，她又會怎麼說呢？——鄭俠這是“違規上奏”，被砍頭也活該，一點都不冤！

正是在這樣的聲音中，我們越來越少再見鄭俠，而滿目皆是鄧绾、盧大v和柳教授——他們話雖然說的蠢了點，但人家安全、人家得利啊！

千年易過，此等無恥之人卻依舊。

也真是無法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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