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中國社科院DNER（數字新動能研究組）高級研究員李偉

核心觀點：

2、四大在中國的增長速度很高。2002年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年收入29152萬元，到了2019年，德勤的年收入增長到410181.98萬元，增長了14倍；德勤的CPA人數也從105人增長到1216人，增長近12倍。

3、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高收費”。國際四大在我國的快速發展和曆史背景與政策支持密切相關。

4、國際四大在美國資本市場的“高質量”一方面源于美國資本市場頗高的法律風險（Khurana and Raman, 2004），另外一個就是其完善的投資者保護（Francis and Wang, 2004）。

5、國際四大在中國面臨的法律風險很低。

一、事發蕭牆

2月3日，網傳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北京分所某員工将一份長達55頁的PPT文件群發公司郵件，舉報了4年工作期間各種不合規的人和事。涉及事項有10個，其中該員工舉報7個事項，代其他離職同事舉報3個事項。這些被爆料的事項包括在對中外運山東有限公司的審計中，現場負責人、項目負責人未按要求執行審計程序，并通過這種方法來提高“工作效率”。

另外舉報的事項也涉及國内知名教育機構紅黃藍教育，而2017年11月底該公司旗下的北京市朝陽區某幼兒園發生孩子遭幼兒園教師紮針、喂不明白色藥片的惡性事件。在對紅黃藍的審計中，該員工爆料稱，紅黃藍下屬北京培訓學校的管理費用基本為高管出國購物、奧特萊斯消費和創始人孩子在紐約的個人消費。德勤經理及合夥人在審計中發現了這一問題，但是在接下來的上市審計中卻把管理費用列為不需要進行細節測試的會計科目，隻是進行簡單的複核。此外該員工還聲稱，紅黃藍項目合夥人收受紅黃藍幾萬元的美容卡，嚴重違背審計獨立性原則。

在博奇環保的審計中，該員工稱，項目在山西陽城審計監盤中發現普遍的存貨減值迹象，在許多庫存實際達到減值标準的情況下，德勤經理不相信該同事發現的事實，拒絕計提減值準備，并派人重新監盤，得出被審計單位存貨不存在異常的報告。

二、資本市場的“守護人”

财務欺詐一直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廣泛的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資本市場，也對各國資本市場的發展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本世紀初美國安然及之後一系列财務舞弊事件的爆發，引發美國資本市場的劇震，并直接導緻美國于2002年出台繼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之後最重要的資本市場法律——《薩班斯》法案。而對中國資本市場而言，最近兩年，康美藥業和康得新事件可謂“大雷不斷”，獐子島也“老瓶出新酒”，打擊投資者對資本市場的信任。财務欺詐之所以能夠産生，首先根源于上市公司具有進行财務欺詐的動機；但是上市公司是否能夠進行财務欺詐，則依賴于注冊會計師是否能夠執行高質量的審計。所以高質量的注冊會計師審計一直是資本市場的“守護人”。

此次風暴眼中的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正是要履行資本市場“守護人”責任的著名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德勤的曆史沿革最早可以追溯到1845年美國紐約的一家公司。今日的德勤（Deloitte）是注冊于英國的德勤有限公司（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的各個成員單位共享的品牌，各成員單位依照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法規獨立從事經營活動，其本身不為客戶提供服務。德勤在中國的法人全稱是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德勤在中國的業務早在1917年就在上海成立了辦事處，1983年在北京設立了第一家常駐代表機構，1992年12月與上海會計師事務所在上海合辦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滬江德勤會計師事務所。

德勤在中國的審計市場份額常年穩坐第3名。根據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的數據，2002年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年收入29152萬元，注冊會計師（CPA）人數隻有105人，排名中國審計市場份額的第3名。當年排名第1的是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年收入為76631萬元。到了2019年，德勤的年收入增長到410181.98萬元，增長了14倍；德勤的CPA人數也增長到1216人，增長了近12倍。具體見圖1和圖2。

圖1 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各年收入（萬元）（數據來源：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信息）

圖2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各年CPA人數（數據來源：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信息）

以德勤為代表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和中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差距巨大。以2002為例，四大中收入最低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收入24632萬元，是收入排名第5的上海立信長江會計師事務所收入10089萬元的近2.5倍；是當年中國百強會計師事務所收入的中位數2596萬元的近10倍；更是當年中國百強會計師事務所排名末位的16倍。

伴随中國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壯大，加之财政部2009年出台《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若幹意見的通知》及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多部重磅政策的執行，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有了長足發展，也出現了國内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并浪潮，湧現了天健、立信、信永中和、緻同等本土大所。2019年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收入373863.79萬元，超過排名第4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336219.56萬元。但是立信的CPA人數為2134人，而安永的CPA人數隻有901人，說明四大的收入獲取能力還是遠遠高于國内事務所。四大業務的增長速度也遠高于本土事務所。另外，德勤2019年對比2002年，收入增長了13倍；而國内百強所的收入中位數則隻增長了3倍，國内百強所的末位收入則隻增長了2倍多，差距仍然非常明顯。具體比較見圖3和圖4。

圖3 國際四大與百強中位數及末位的收入比較（數據來源：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信息）

圖4 國際四大與百強中位數及末位的CPA人數比較（數據來源：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信息）

三、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收費”

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一向以“高收費”著稱。以2019年德勤審計的上市公司為例，德勤一共審計了56家主闆上市公司，審計收費最多的一家為中國人保，單獨一家收費就高達4345萬元!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收費677.19萬元；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單獨一家收費最高的為信永中和對中遠海控的審計，收費2868萬元。本土事務所對每家上市公司收取審計及相關業務費平均為133萬元。差距非常明顯。

國際四大在我國的快速發展和曆史背景密切相關。當初，我國資本市場恢複設立起，就引入了第三方審計。但是，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初創，制度缺失、經驗不足，而國際四大攜全球資本市場審計的人才、資本和經驗進入，先天優勢明顯；另一方面，國際四大（當時為八大）進入中國審計市場是通過與中國的事務所合作成立中外合作所，而且首批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如安達信華強、安永華明等于1991年成立時，其中方合作方均為财政部。加之2001年初，中國證監會和财政部聯合發文，要求銀行證券保險行業上市公司應同時聘請中外各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會計報表審計服務，并在當年5月給當時的國際五大（安達信還沒有倒閉）發放了為期一年的臨時許可證。2001年中國證監會第“16号文”也要求A股公司在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或上市後在證券市場再籌資時，應聘請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按國際會計準則進行審計。這些背景和相關規定都促使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一路高歌猛進。

四、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高質量”的争議

如果說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高收費”是确定無疑的話，那麼其“高質量”卻一直備受争議。以美國資本市場為背景的研究中，多數證據确實證明國際“四大”是“高質量”審計的标志。但對于國際四大在美國資本市場的“高質量”原因的解釋卻差異巨大，有一種解釋認為，國際四大并非自發的維護高質量的審計，而是“被迫”形成的高質量，這個被迫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美國資本市場頗高的法律風險（Khurana and Raman, 2004），另外一個就是其完善的投資者保護（Francis and Wang, 2004）。

然而，長期以來，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資本市場上的法律風險一直很低。一方面，曆史上看，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早期與中國的合作所中，有三家與财政部合作，一家與上海市财政局合作（滬江德勤），一家與中央直屬企業合作（中信永道）。這些特殊的合作背景非常有利于降低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風險。另一方面，與美國資本市場上審計師動辄面對天價的訴訟賠償不同，中國資本市場上因審計失敗而對會計師事務所發起訴訟的門檻一直較高。根據2003年最高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幹規定》，雖然可以對審計師進行訴訟，但是，第一，告審計師有“行政前置程序”。“依據有關機關的行政處罰決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才能對虛假陳述行為人提起民事賠償訴訟。這一規定不僅大大限制了被訴訟對象，還延緩了起訴的時效性。第二，證券欺詐案件類型中僅有虛假陳述案件可以進入民事訴訟。這就意味着故意隐瞞重大事項的信息披露不能作為訴訟對象。第三，訴訟形式上，更适應于證券訴訟的起訴人不确定的代表人訴訟被排除在外。這就意味着美國資本市場上動辄天文數字賠償責任的審計失敗的集團訴訟變成不可能。第四，“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導緻審計師過失的訴訟成本高昂。面對這樣的低法律風險，作為“理性人”的國際四大是否會提供顯著高于本土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呢？

審計質量難以直接度量和觀察，這也是國際四大提供“高質量”審計存在争議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夠直接測定審計質量，那麼國際四大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是否存在差異便一目了然，而問題是審計質量無法觀察和直接度量！特别是風險導向審計的實施，審計相關的風險最終都體現為客戶的經營風險，隻要客戶不出現經營失敗或其他重大“醜聞”，審計師收取高額費用而“不幹活兒”就很難發現。

國内以學術的方法進行實證分析的結果，很多也支持國際四大和本土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并無系統性差異（劉運國和麥劍青，2006；劉峰和周福源，2007；郭照蕊，2011；袁知柱等，2014；李青原和周汝卓，2016）。

在一個法律風險極低而投資者保護還沒有那麼完善的市場中，投資者有沒有理由信任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收高價就一定會提供“高質量”審計？此次德勤曝光的事件給我們一個管中窺豹的好機會！

五、尾聲

随着2020年3月修訂後的《證券法》采用的“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加入制群體訴訟的制度性因素，使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在實質意義上朝着集團訴訟制度的方向邁進。盡管現實中夠格成為投資者保護機構來做訴訟代表人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寥寥無幾，同時仍需要監管機關或刑事執法機關對證券違法違規行為做出前置處置，但畢竟制度在完善，法律風險在提高！我們有理由相信資本市場中執業的本土會計師事務所也會在風險壓力的作用下大力提高審計質量，那麼無系統差異的中外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可能更是我們樂于看到的，因為這同樣标志着中國資本市場的長足進步！

編輯 陳莉 校對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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