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顧賓】

近兩年多來，我在英國《金融時報》（FT）陸續發表4篇英文文章，主題分别涉及全球治理變革、“一帶一路”、黨和企業關系、知識産權問題。這些題目都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以一個中國學者的視角展開讨論，自然在西方讀者中激起劇烈反響。圍繞每一篇文章，都發生了一些有趣、值得回味的事情。中國人在這樣的西方主流媒體發文并不多見，我在此撷取四個故事，希望能夠幫助國内讀者了解國際交流經驗，并一窺世界風雲變幻。

【故事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寫給FT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2018年2月。當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剛剛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演講。這篇演講與主席一年前在同一場合發表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形成鮮明對比。我當時敏銳察覺到，把這兩篇重要演講放在一起對比研究，可以預示國際社會未來發展走向。我在文中引用費孝通先生名言“美人之美，美美與共”，說明中華文明具有包容特質，不構成西方文明的威脅；中國樂于學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西方智慧和最佳實踐在内。我希望能夠糾正西方對中國文化和發展道路的一貫偏見。

費孝通（1910—2005）

這篇文章見報後，引起國際社會較大反響。在瑞士日内瓦的一些國際機構内部引發了争論，歐盟的智庫也邀請我去布魯塞爾演講。這兒單說一件趣事。FT轉來一封讀者來信，征求我的意見要不要刊發。信的大意是，我在文中表達的觀點并不新鮮；他寫這封信，主要是想揭露我選用中文拼音Gu Bin署名，卻隐瞞了德語本名Wolfgang Kubin。僅這一點，就生動地隐喻了這個世界發生多大變化！顯然這位讀者誤以為我是德國漢學家顧彬了。我回信稱，我和顧彬雖然同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供職，但不是同一個人；我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比顧彬先生年輕很多。FT編輯本已相信那封讀者來信，接到我的回信後，他慶幸自己作了這番盡職調查。早已進入古稀之年的顧彬先生去年從北外退休了，但他至今不知道，曾經有一封寫給FT的信件，差點兒給他的聲譽招緻無妄之災。

這個故事生動地說明，我們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寫信的那位讀者以及FT編輯的心态大概很無奈，他們以為發現了一個雖不願接受、但又不得不面對的事實：一位德國人“背叛”自己的文明，在西方世界裡為中國站台。雖然這個事實及時被我證僞了，但這種誤解的出現，源自中國軟、硬實力實實在在的提升。随着中國主張國際合作，與特朗普政府倒行逆施形成鮮明對比，一些過去一味批評中國的西方智庫和學者，開始放下有色眼鏡，正視中國的發展，客觀上改善了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故事二】政府利用外媒發聲很重要

2019年8月中美貿易摩擦如火如荼的時候，美國給中國扣上“彙率操縱國”的帽子，企圖把貿易戰引向貨币戰。我随即寫了一篇文章——《究竟中國是彙率操縱國，還是美國是法律操縱國？》，駁斥這頂帽子不僅違反美國國内法，也不符合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法律。FT很快同意刊發這篇文章，并簽了合同。随後他們又收到來自中國人民銀行一位副行長的同一主題稿件。FT版面非常珍貴，同一主題一般隻刊發一篇。編輯向我坦誠，他們領導希望刊用央行副行長的稿件。他表示歉意，願意支付違約費（kill fee）。我完全理解，沒收違約費，轉而把稿子投到别處。這位編輯還說，我以後再有稿件，請盡快投給他們，那意思是補償我的損失。

其實在這件事中，我并沒有損失什麼，反而有所收獲。我開始意識到，對西方媒體至少是FT來說，在選擇來自中國的稿件的過程中，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優先采用來自政府主管部門的權威發聲，哪怕這樣做冒着違約的風險。這個故事說明，我國政府部門完全有機會、也應更加積極主動地利用外媒發聲，闡釋我國的内政外交政策，推進我國的國際發展合作主張。

2018年9月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接受FT專訪，澄清“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不是“債務陷阱外交”。訪談鮮活生動，對遏制當時正在蔓延的國際謠言起到積極作用。今年7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FT發文闡述應對國際債務風險的中國方案——利用特别提款權（SDR）普遍分配機制補充低收入國家外彙儲備，為G20談判蓄勢。這些都是利用外媒發聲的成功案例。而2018年9月我國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和被美國政府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中國制造2025”，都不妨找外媒作一個專題訪談，利用外媒解釋澄清誤解，争取國際社會多數支持。

3月26日，中國駐孟加拉國大使李極明（左五）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向孟方轉交援助物資。 新華社記者 劉春濤 攝

【故事三】“皇帝什麼衣服也沒穿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知識産權立法發展迅速，保護水平大幅提高，但美國始終污蔑我國是偷竊其知識産權的“小偷”。2018年以來更是從道德和法律兩個層面抹黑打壓我國。為此我決定給FT寫篇文章，扒扒美國的黑曆史，揭露其虛僞可笑之處。當時讀完美國作家Ron Chernow的傳記《漢密爾頓》沒多久，對書中披露的美國發家史印象深刻。于是我在文中詳細描述了200多年前美國建國之初，舉一國之力挑戰英國法律，大肆偷竊英國知識産權。最後評論說：“美國曆史告訴我們，當美國爬上技術巅峰後就開始踹梯子，極力阻止其他人爬上來，一如英國當年在美國崛起時處處設防。”

蓬佩奧演講中的名言：“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盜竊！……這才是美國不斷進取的榮耀。”

但是，中國究竟有沒有偷竊知識産權呢？我在文中描述了技術進步的三個階段：第一步是模仿，第二步是投入研發，第三步是邁向技術“無人區”。起步于“模仿”（imitation），這符合人類文明進步的規律。技術發展需要交流互鑒，我國古代四大文明自由地造福人類，反觀今天美國大搞技術封鎖、科技脫鈎，實在是反人類行為。在談技術“無人區”時，我舉了華為5G的例子，但FT編輯悄然把“技術”（technological）一詞改為“法律規制”(regulatory)。這個改動意味深長：5G是前沿技術，華為做得最好，但如果說這項技術無“法”規制，不是我的本意。在我堅持下這個詞最終改了回來。

一些西方人士污蔑中國具有偷竊知識産權的文化傳統。他們在論證這個觀點時，習慣引用魯迅先生塑造的小說人物形象孔乙己的名言——“偷書不算偷”。在西方知識界這句話傳播極為廣泛，甚至影響了整個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印象。但西方的講述是片面的。孔乙己偷書的後果是什麼？是被别人吊打，被鄰居恥笑。我在文中指出，這個後果西方人隐而不講，但按他們的邏輯恰恰說明中國保護知識産權有力。

文章見報後引起軒然大波，僅在FT官網就引發200多條評論。但其發表過程可謂命途多舛，從2019年11月份被接收，直至第二年初見報，曆時兩個多月。期間與FT編輯部鬥智鬥勇，許多富有戲劇性的畫面不便在此展開。總之多虧FT首席評論員Martin Wolf幫忙才最終得以見報。我跟國内外媒體打交道多年，從未經曆如此漫長的發表等待時間。我跟Martin感慨說：“在這個充滿不确定性的世界裡，耐心就是美德。”

【故事四】一個西方人聽得懂的比喻

在美國政府妖魔化華為公司的時候，我國《國家情報法》也被推上風口浪尖。該法第7條說，任何人都應當依法支持國家情報工作。西方媒體渲染這個條款，說一旦中國情報機構提出要求，華為公司有義務配合搜集情報，因此采購華為5G設備将給西方國家造成巨大安全隐患。2019年初我給FT撰文，有力澄清了對《國家情報法》的錯誤解讀。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系統闡述黨和政府與企業的關系。

華為公司展台，圖自“新華網”。

在經濟外交場合，黨組織與企業的關系是一個焦點問題。如何說清楚這個問題，極為重要，因為事關我國發展模式能否被西方社會接受認可。但是這個問題又非常棘手，很難以西方理解的方式解釋清楚。問題的症結在于，西方把黨的領導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認為二者不可調和、不能共存。為了以西方聽得明白的方式說清楚這對關系，我在文中大膽地打了一個比方，我說，設在企業的黨組織好比基督教會。教會的職能是要求信徒們仁愛互助，而黨組織的職能是号召黨員尊敬守法、成為模範員工。在日常經營中，進行業務決策的是企業的管理層，而不是黨組織；正像基督徒CEO在日常業務中自主決策，不會尋求或聽從來自上帝的旨意。

這個類比太好懂了，西方讀者一下子就聽明白了，極具沖擊力；一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甚至覺得遭受了侮辱。一位律師朋友讀過這篇文章後，跟我說，曾有國外律師同行詢問中央黨校是幹什麼的，他說可以類比為EMBA學校。在與西方社會交往的十多年中，我深切感受到中國被誤解得太多了，究其原因各種各樣，有的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有意或無意誤導造成的。我真切地期盼能有更多的有見識的年輕人參與發聲，他們愛中國、懂西方，更有能力融通中西文明。平和理性地攜手西方，參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果能如此，我寫這些“報屁股”文章以及本文的目的也就達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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