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三光】

南北案發：風水輪流轉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在應天府（南京）如期閉幕。52人被成功錄取，其中第一名（會元）為宋琮，江西泰和人士。三月，其中的51人如期參加殿試并順利通過考核，由皇上欽賜功名并排定名次。

一甲共3人，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狀元）陳䢿，福建閩縣人士；第二名（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人士；第三名（探花）劉仕谔，浙江山陰人士；二甲共13人，賜進士出身；三甲共35人，賜同進士出身。

金榜放出，诰示天下，金陵的街頭再次熱鬧了起來。但是，圍觀放榜的人們很快發現了蹊跷之處，榜上得中進士者，全部出自江南，竟無一人是北人。衆人議論紛紛之際，有人一口咬定會試主考官劉三吾“私其鄉”。衆多落榜的北方考生本就憤憤不平，對這一觀點更加深信不疑。頃刻間，群情激憤的學子們紛紛走上街頭遊行示威，并行至禮部衙門前抗議請願，高喊“三吾等南人私其鄉！”要求官府嚴查舞弊事件。一時間民意沸騰，局勢幾近失控。

電視劇《朱元璋》中，将南北榜案的時間演義為洪武朝初年

明朝自創制以來，便将戶籍制視為國之根本，官民所行公事皆因戶籍而定，人們會關注新科進士的籍貫所在，也是情理之中。可當榜進士的出身籍貫竟如此集中，自行科舉以來未曾見聞，以至北方學子大規模抗議。

在世人眼中，江南是才子輩出的“文章錦繡地，溫柔富貴鄉”。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開科六次，各科進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進士620人，占總數的71%。以此看來，似乎“南人盡占皇榜”的現象，也是可以預見到的。但若追溯前朝，狀況卻是完全相反的。

隋唐創制科舉時，北方籍進士明顯多于南方。“劉蛻破天荒”的典故，即反映了當時南方進士的貧乏。及至北宋初期，“崇北貶男”的政治傾向更有過之。

根據宋代筆記型小說《道山清話》的描述，宋太祖曾親筆手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并镌刻于宰相辦公的政事堂門前。北宋名相寇準，曾多次公開貶低南方考生的進路，并且引以為榮。然而有趣的是，這一切的轉機也恰恰始自北宋。

太祖之後，宋廷的地域觀念有所轉變，南方籍官員逐漸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宋真宗年間，任命江西新餘人王欽若為宰相。從此，南方籍官員加入了宋代的宰相行列，并且在數量上逐漸反超北方籍宰相。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而這六人也全無北人。至于科場上的南方籍進士數量，更是早已反超北方，科舉重心南移已成既定事實。終宋一代，南北地域差異徹底反轉。

如今，落榜的北方舉子指責主考官劉三吾“私其鄉”。劉三吾是湖南茶陵人，可榜上湖南籍進士僅有一人，足見“私其鄉”之說太過牽強。但滿腔激憤的學子們顧不得許多，依然堅持上疏請願。事态随之迅速擴大，果然驚動了皇上。

帝怒所取之偏，命侍讀張信等十二人覆閱，䢿亦與焉。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由侍讀張信、侍講戴彛、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黃章、紀善周衡、蕭楫九人，以及新晉及第的一甲進士陳䢿、尹昌隆、劉仕谔，共十二人組成了臨時調查小組，每人各閱十卷。試圖從落卷中，篩選出文理合格者。

事已至此，劉三吾、白信蹈等考官，徹底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劉三吾：躺着必然中槍

劉三吾畫像

劉三吾是個大器晚成之人。他的祖父、父親以及兩位兄長均效忠于元廷。長兄劉存吾，率軍死守甯國，抵禦長槍軍，後力戰而亡。仲兄劉長吾，以學官身份代替逃跑的官長組織城防，抵禦紅巾軍達一年之久，終因彈盡糧絕犧牲于長甯州。自己的六位至親先後死于元末鎮壓紅巾軍的戰争中，親人離世的悲痛與動蕩不安的社會，迫使劉三吾隻能隐居自保。在家鄉幽居的十餘年歲月中，江山易主，風雲變幻，自己隻能寫作詩文以哭吊前朝并慨歎世間滄桑。

洪武朝中期，因“胡惟庸案”、“空印案”等大案牽扯甚廣，導緻朝中官員銳減，亟需大量官員補充。洪武十八年（1385年），73歲的劉三吾被舉薦入朝，從此開啟了自己十餘年的仕明曆程。

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号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

——《明史》卷一三七·列傳第二五

劉三吾的官品堪稱楷模，他不僅才學過人，官至翰林學士，《明史》亦對其有極高評價。自己的女婿因貪污犯法被捕，他不徇私情，自責管教不力并主動請辭；因言獲罪的言官在行刑前曾向劉三吾大呼，懇請他為自己青史留名。這些事迹足見劉三吾的坦誠與正直。

朱元璋對這位“坦坦翁”亦是信任有加，不止一次在臣屬面前誇贊他的忠貞與耿直，并賞賜以珍奇文玩。敕令修著《孟子節文》的工程，即是由劉三吾主持。朱元璋禦制《大诰》及《洪範注》均有劉三吾作序，明初文壇名宿不少，而享有此等殊榮者僅三吾一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悲痛欲絕的朱元璋對立儲之事頗為猶豫，劉三吾帶頭堅持道：“皇孫世嫡承統，禮也。”使朱元璋下定決心立皇孫朱允炆為儲君，劉三吾的堅持也深得贊許。

電視劇《朱元璋》中，将主要涉事官員演義為李善長、宋濂

然而，已然84歲的坦坦翁，理應榮歸故裡，頤享天倫之樂，現在卻背上了“科場舞弊”的嫌疑。劉三吾的清廉正直，朝中誰人不知？況且“胡藍黨案”等前車之鑒曆曆在目，誰人敢在科考大事上頂風作案呢？另一方面，劉三吾對自己的工作态度也十分自信。在接受調查詢問時，他一再表示，從開考前的鎖院回避，至閱卷時的糊名謄錄，自己始終嚴格遵守工作條例，不曾有半點疏漏。

而且，自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考定制以來，各級考務人員各司其職且相互監督，權責分明，想要從中徇私舞弊幾乎是不可能的。劉三吾再三強調，自己作為會試主考官，“僅以文章定名次”，至于考生信息及籍貫所在，根本無從得知。

張信等人的調查結果出爐後，證明劉三吾确實經得起考驗。根據調查小組進呈的落卷來看，大多文采不佳，其中更有犯名諱者，實在有失水準。調查小組認為，劉白二人錄取的52名舉子雖盡為南人，但确實文采出衆，普遍強于落榜的北方舉子，錄取結果公正可信，此事不應為舞弊案。

看到這樣的調查結果，劉三吾定會長舒一口氣。他堅信自己的忠正定會感動聖上，自己的耿直定能還自己清白。然而，八十餘歲的坦坦翁可能忘記了一個問題。當今聖上十分青睐忠正耿直之人，确實不假，但這并不意味着，聖上自己也會同樣的忠正耿直。

朱元璋：屠刀背後的真實用意

年近七十的朱元璋已然是個老人。結發之妻與三個兒子的接連離世，使這位皇帝的晚年更加帝心難測。如今科場案鬧得沸沸揚揚，使很多人隐隐感覺到，“藍玉案”之後又一大風波就要開始了......

晚年朱元璋

調查結果已經出爐，可請願學子們更為不滿，他們進一步提出“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指責調查小組與劉三吾串通一氣，故意挑選低劣的落卷進呈禦前。

事态随之再一次擴大，而這次，調查人員也成為了嫌疑對象。

面對一再惡化的局面，震怒之下的朱元璋選擇了自己的一貫作風。但是，遭殃的并不是直言賈禍的北方學子。

是年五月，涉事的副主考官白信蹈與調查小組張信等人，以徇私舞弊之罪，“俱磔殺之”（淩遲處死）；劉三吾因年事過高，責令流放戍邊；新科狀元陳䢿、探花劉仕谔，因調查報告批語含糊，責令發配戍邊，次年被召回複職，旋即又以其他罪名處死；涉事人員中，僅有新科榜眼尹昌隆以及調查小組中的戴彛，逃過了此劫。事後，朱元璋又“謂三吾信蹈藍黨，餘皆胡黨”，将此事定性為黨案。

六月，朱元璋再度開科并親自主持殿試，共錄取進士61人，其全部為北方人。一甲第一名為韓克忠，山東武城人士；第二名王恕，山東長清人士；第三名焦勝，山西樂平人士。韓克忠成為了洪武朝最後一位狀元，也是第一位北方籍狀元。而之前錄取的“南榜”進士，“俱不刻《登科錄》”。至此，持續了數月的“南北榜案”方才告終。因為兩榜錄取時間分别在三月（春季）和六月（夏季），故又稱為“春夏二榜”。

科場弊窦既多，議論頻數。自太祖重罪劉三吾等，永、宣間大抵帖服。

——《明史》卷七〇·志第四六

《明史》的編纂者認為，此為科場舞弊案無疑。但後世學者大多認為，這是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

在“南北榜案”後的劉三吾，以八十多歲的高齡被流放戍邊，這與宣判死刑基本無異。然而，坦坦翁卻用生命書寫了一曲堅強的贊歌。他不僅活着走到流放地，還等到幾年後被建文帝大赦召回，最後得以善終。劉三吾被赦免，可視為朝廷對其的一種補償，足見此案并非真正的舞弊案。

那麼，“南北榜案”的真實原因又是為何呢？

從經濟角度分析，隋唐時期，中原的政治經濟中心還在黃河流域，此時的科舉重心也完全在北方。但唐末五代以來，北方地區的戰禍連年，導緻人口流失，水利系統荒廢，土地荒蕪，民生凋敝，進而導緻北方社會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降低。與此相對的卻是“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江南地區兵禍較少，人口逐增，農業發達，生活富足導緻文化的繁榮發展。長此以往，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在科場上便體現的十分明顯。此次盡取南方舉子，雖是偶然，但其背後隐藏着必然。

明代的《鳳洲雜編》有過評述，朱元璋顧慮“北方人士服屬于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劉三吾“不悟太祖之意，緻有此禍”。《廿二史劄記》記載“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這種社會現象也多被後人解讀為“故元之思”。如若北方士人因登科渺茫而對明廷徹底心灰意冷，則有倒向北元勢力的可能。

另一事件似乎也成為了佐證，就在南北榜案發的前兩個月，陝西沔縣的書吏高福興以白蓮教為号召，組織農民群衆揭竿而起，數月之後才被鎮壓。綜上所述，這一觀點認為，北方地區的政治離心力太大，若不加以重視，則可能威脅到國家的穩定與統一。所以朱元璋為了籠絡北方士人，而制造了這起冤案。

但是，南北榜案發時已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在明軍接連的北伐下，北元勢力的威脅已大不如前。再者，踐行多年的各種民生政策和教化工作也頗有成效，較之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此時還強調北人有“故元之思”，已不具備廣泛的社會基礎。

而且“文人多不仕”被單純解讀為“故元之思”，顯然是有失偏頗的。案發初期的北方舉子，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接連貿然指責舞弊，足見其入仕之心切，心系哪端不言自明。從長遠角度看，北方社會的問題并非迫在眉睫。朱元璋的處理辦法，也許有籠絡北方士人的考慮，但不應為其根本目的。

明初，為了遏制官場腐敗現象，便制定了南北易官制，即“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洪武四年吏部拔選時，“南北更調，已定為常例”。而後制定的《大明律》中，更是确立了“流官注拟，并須回避本貫”的原則。在這種制度原則下，政治平衡便成為了優先考慮的問題。

另一方面，北方士子前後多次抗議請願，特别是在調查結果出爐後，面對真憑實據，卻進一步指責調查小組與劉三吾串通，将攻擊範圍再度擴大。其态勢已十分明顯，這科場上的“南北榜”，即是朝堂上的“南北黨”。

一貫政治嗅覺敏銳的朱元璋，不可能毫無察覺。臣子結黨營私，是他最忌憚的一種行為。建國初期的“淮西黨”以及“胡黨”“藍黨”，均被鏟除殆盡。而南北榜案的發生，已證明朝中潛在的“南黨”文官集團勢力過大，已招緻其他人的強烈不滿。若将此等局面留給自己尚未成熟的孫子（朱允炆），恐怕大權旁落，甚至江山難保。所以朱元璋認為，自己必須舉起屠刀，嚴厲打壓當權派系，為後世之君掃除接班障礙。

其實，在南北地域的問題上，朱元璋與劉三吾曾經有過一次交鋒。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醜朔

上禦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百九十八

從這段對話不難看出，朱元璋的觀點恐怕更為高明，而劉三吾則不免為派系所限制，無意間顯露了傲慢與偏見。後人多為劉三吾喊冤，但換個角度看，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答案。

朱元璋作為一國之君，其實不在乎南人還是北人。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必須成為天下人的皇帝，為此可以無所不用其極，而科舉就是他的一項工具。洪武六年（1373年），他曾因取士效果不理想，而廢停了科舉十年之久。對朱元璋而言，一切制度的根本意義皆是服務于皇權，而制度公平的問題，并不是他關注的首要核心。若說春榜盡取南人是不公平，夏榜盡取北人則更是不公平。

朱元璋的處理方式，看似是矯枉過正，實則是出于維護皇帝權威的考慮。當北方舉子指責舞弊時，雖然政府和制度的公信力受到挑戰，事态還在可控範圍内。如果調查小組的工作“到位”，就可以将大事化小。但張信等官員堅持原判，就是“罔顧聖意”，置皇帝顔面于不顧了。

雖說，劉三吾、張信等人确是耿直，但在朱元璋看來，這就是文官集團在“冒犯天威”，懷有“不臣之心”的體現。建國初期的淮西勳貴以及武将集團，皆因黨案遭到清洗。如今，剛剛成型的文官集團又來“挑戰”朱元璋的絕對權威，自然會成為大明新的“内在敵人”。表面看來，朱元璋殺掉了一批南方人，是籠絡了北方人。實際上，他卻是敲打了所有人。

經此一案，朱元璋再次殺得人頭滾滾，再一次展現了自己的恩威難測，并再一次踐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但是，其後的科考結果證明，大開殺戒換來的效果十分有限。屠刀可以懲戒犯罪，卻無法創造出公平的制度。如何一勞永逸的解決科考名額分配問題，這一曆史任務隻能留給朱元璋的子孫了。

南北榜後分南北

南北榜案後的第二年，朱元璋駕崩于南京紫禁城内。此後的建文朝僅開科一次，錄取進士共106人，其中南方籍89人，占總數的83%；永樂朝開科八次，各科進士共1819人，其中南方籍1519人，占總數的83%，錄取狀況較之洪武朝變化不大。洪熙元年（1425年），楊士奇率先提出了改革方案。

楊士奇曰：“科舉當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雖有才華，多輕浮。”仁宗曰：“然則将何如？”士奇曰：“試例緘其姓名，請其外出‘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無入格者，故怠惰成風。今為是，則北方學者亦感奮興起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八

楊士奇主張，将會試考生按籍貫分為“南卷區”與“北卷區”并分開閱卷，确保最終錄取名額比例為“南六十，北四十”，此即為“南北分卷制”。這一提案雖受到高度贊許，但當年洪熙帝便猝死于宮中，此事隻能再做擱置。

宣德二年（1427年），楊士奇提出更進一步的改革方案，“會試取士分南北卷，北四南六，既而以百乘除，各退五，為中數”。即将“南北分卷”細化為“南北中分卷”，南北中三區分别占55%、35%、10%的會試錄取名額。南卷區包括應天及蘇松諸府、浙江、 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區為順天、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區包括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與滁徐和三州。從此，完整意義上的會試分卷制度得以确立，有明一代基本上沿用這一分配比例。

楊士奇提出的“南北分卷制”被朝廷采納，但這一理念并非是其首創

明代宗景泰帝繼位後，于景泰元年（1450年）下令科舉取士一遵永樂年間成例，取士不分南北，廢停了會試分卷制度。為此，朝中出現了激烈辯論，直至景泰四年（1453年）又恢複了分卷制度。此後曆朝，分卷制僅經過幾次細微調整，直至清初才迎來一次較大改動。

清代統治者為了統合南北地域，以均衡各方政治勢力，鞏固中央集權，對鄉試、會試的地區劃分做了更為細密的處理。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後的中卷區屢分屢并，更改十分頻繁。

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各省錄取人數多少不均，邊遠省份或有遺漏，廢除了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辦法，即按各省實際情況與應試人數，欽定會試名額。會試名額不預先設定數額，但每屆錄取量上下浮動不大。至此，分省取中的制度徹底定型，直至晚清廢除科舉後，其依然影響着後世。

兩種“公平”的争論

由于南北榜案的關系，明代才得以确立會試的分卷制度。但是，這一制度理念并非明代首創，在宋代已有先例，為此還引發了一場經典的辯論。

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知谏院司馬光上奏宋英宗，主張改革科舉。

司馬光指出，現行憑文取士之法弊窦甚多。如今“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而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開封府解送之人”，這是極其不合理且不正常的現象。因為考官均出自“兩制三館”（兩制，即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三館，唐為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宋為廣文、太學、律學三館），他們對于文章的取向好惡比較固定，這使得在汴京的舉子擁有巨大優勢。而廣大外府考生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隻能千裡迢迢來到京師遊學。

“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詩賦論策”。這樣既助長了“奔競之風”，更有可能滋生各種非法勾當。若長此以往，“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矣”。司馬光進一步提出“逐路取士”的改革方案，即以各路為單位，每十人取一人，不滿十人，六人以上亦取一人，五人以下則不取。

以後世看來，司馬光“十人取一”的改革方案，未免有些簡單粗暴，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他對科舉體制下的隐患，确是分析的透徹。不過，作為山西人的司馬光提出這種觀點，其實也有派系立場的考慮在内。在黨争激烈的北宋朝廷，從來不缺乏反對派。時任參知政事的歐陽修，立刻上書提出了反對意見。

歐陽修（左）司馬光（右）二人圍繞着錄取政策的辯論，堪稱精彩絕倫

歐陽修尖銳地指出，“蓋言事之人（指司馬光），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但是科考并非僅有進士一科，且明經科的北方考生相對更有優勢。将科舉諸科一概而論，這樣的觀點是有失偏頗的，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今東南各州已是“二三千人處隻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而西北各州“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況且東南各州的舉子皆是百裡挑一，普遍文辭優質，确實強于北方舉子。

若“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隻會加劇破壞公平；若舊法一改，則“今開封府寄應之弊”（為了參加科舉而在京遊學的問題），必将擴散全國，奔競之風更甚；“議者又謂西北近虜”，故出于政治穩定的考慮，應當以科舉來穩定西北邊州的民心。但是“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科舉的目的在于選拔人才，至于其他方面的考慮“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

歐陽修進一步表示，太祖定“糊名謄錄”之法，就是為了保證公平競争。若改以出身籍貫定名額，則完全破壞了科考公平的原則。“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

這場辯論的時間曠日持久，雙方各執一端，互不相讓，且參與者甚衆。由于雙方各自有理有據，是非難以定奪，宋英宗最終決定仍依舊法，一切以呈文定去留。

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于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于核實，以免缪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公之說為是。

——《文獻通考》卷三十一·選舉考四

抛開雙方的派系立場，司馬光與歐陽修的觀點實際都在維護公平。區别在于，歐陽修主張“考試面前，人人平等”的簡單平等主義，堅持公平競争的原則；司馬光則主張“機會面前，人人有份”的區域公平，帶有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引用美國學者羅爾斯的理論，兩者分别體現了“機會的形式平等”與“公平機會的平等”，皆具有一定的程序正當性。

約翰·羅爾斯（1921-2002）美國政治哲學家、倫理學家。著有《正義論》《政治自由主義》《萬民法》

但現實的問題是，可供分配的資源是有限的，無法實現兩全其美的結果。如果，在一個公平公正的制度内，出現了固定的受益人群，那麼其參與程度将會逐漸降低，受認可程度也将大打折扣，最終必然會完全脫離群衆。這樣的結果，顯然是與其創立初衷相違背的，科舉制即面臨着這一問題。

南宋朝廷始終偏居一隅，與其長期堅持憑文取士的原則恐怕不無關系。而明清兩朝堅持推行分卷制，效果也是十分明顯的。直至清末朝廷廢除科舉時，還能遭遇朝野的激烈反對，側面證明了改革後的科舉制是受到普遍認可的。

不過，世上不存在完美的制度。自明代踐行分卷制起，局限性也随之顯現。明嘉靖年間禮部曾下規定，嚴厲處罰一切冒籍考生，可見這一現象已十分普遍。

至于會試舉人報籍印卷，亦有假托族屬改附籍貫，朦胧開具，以南作北，國法罔存，士風大壞。乞于明年會試，嚴加核究，但系先年冒籍，嘗經恩赦者，許其首正，其他籍貫不明，妄報中卷、北卷者, 本部指名參退。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二百八十一

由于較發達地區的競争激烈，錄取名額緊張，繼而誕生了一個又一個考試移民。他們為了尋求更多的機會，用盡各種手段向名額寬松的地區移民。在強大的戶籍制度與嚴厲的懲罰措施面前，依然有很多的家庭選擇铤而走險，留下了無數令人心酸的故事。

清末的“狀元實業家”張謇，曾經就是一位“考試移民”，為此他曾受盡了敲詐勒索與刁難

清末的狀元實業家張謇，本為江蘇海門縣籍。自幼聰慧，被父親寄予厚望。但因“冷籍”出身，而錄取希望渺茫。在其父與老師的安排下，張謇冒用如臯縣人張铨之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并順利通過考試獲得秀才頭銜。此後，如臯張氏貪得無厭，屢次以冒籍之事相要挾。幾年下來，張謇家被勒索一空，原本殷實的家境變得困頓不堪。曆經劫難之後，才擺脫了官司糾纏。在投身科考的幾十年生涯中，張謇曆經人間冷暖，閱盡世态炎涼。41歲時終于高中狀元，但個中辛酸苦楚又有誰能得知呢？

餘音至今

距今600餘年前的南北榜案已成為了曆史，但它卻揭示出了一道千古難題。時至今日，因考試錄取政策而産生的問題，依然在困擾着許多人。

在美國白宮官網上反對SCA5法案的請願頁面

2001年，三位來自山東省的高考考生，因不滿當時的錄取政策，狀告教育部，此事直接影響了後來的高考改革方案。

2012年12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愛德華·埃爾南德斯，向加州參議院提交議案，倡議取消加州209号提案中對于公立大學的招生限制内容，即允許大學招生時根據種族、性别、膚色、族裔或民族血統等情況，制定合理的保留名額。此提案名為“加州參議院第5号憲法修正案”，遂簡稱為“SCA5提案”。此事引發了美國各界群體的激烈辯論，尤其是加州的美籍華人群體表示強烈反對。辯論曠日持久，這一提案目前仍是被擱置狀态。

現實的種種案例一再告誡我們，在探索公平的道路上，不存在完美的終點。我們唯一能做到的，僅僅是摸着石頭過河，在平波緩進中逐步的接近公平。

參考資料：

1.龍超歡《劉三吾研究》

2.杭建偉《明初南北榜案性質淺探》

3.闫成《明朝南北榜案新探》

4.謝海濤《科舉錄取名額分配制度發展形成的曆史》

5.黃文《明初“南北榜”述論》

6.王元林 梁姗姗《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博弈——洪武丁醜會試南北榜案重新解讀》

7.王凱旋《明代分卷制述論》

8.靳潤成《從南北榜到南北卷——試論明代的科舉取士制度》

9.劉誠龍《北宋南北榜之争——古人的地域歧視》

10.李濟賢《唐宋以來戰亂對北方社會的不利影響——明初“南北榜“曆史原因試探》

11.郭晔旻《“南北榜“案的真實意圖——突破江南印記，做全天下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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